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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左联”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

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11 评论:0

1930年4月,茅盾辞别东瀛,踏上了阔别一年多的祖国大地,再一次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此时,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国统区,文化革命在冲破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得到了逐步发展,马列主义在文化思想界也有了进一步的传播。1930年3月2日,由鲁迅和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参加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茅盾回上海后,党组织就派冯乃超找他联系,介绍他参加了“左联”。

在“左联”,茅盾起初因病未任职务。宗晖和柔石、殷夫、李求实、冯铿、胡也频五名左翼作家遇害后,他和鲁迅于1931年4月共同起草了左联宣言,并由茅盾和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发表,向世界各国人民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作家和艺术家的罪行。1931年5月,茅盾担任了“左联”的首任行政书记。“大约到那年10月,我(指茅盾——引者)又因病辞去”。[1]1933年2月至10月,他第二次任行政书记。后一直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直到该组织解散。

“左联”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的。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先后在李立三、王明的“左”倾路线统治下,“左联”的纲领、决议和具体活动都不可能不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在组织上,就有不少有影响的文艺家没有被吸收参加,表现出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并且把它看作是直接参与“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甚至被当作“半政党”或“第二党”了;在理论上,受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纳普”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和活动方式上有着“左”的和盲动主义的影响,等等。茅盾对这些做法和主张不很赞成,所以在参加了“左联”的两次会议后,他很少去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撒传单,甚至连“左联”的小组会也基本上不参加,“十足成了一个‘保持作家的旧社会关系’的消极怠工者和‘作品主义者’”。[2]

不过,茅盾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以笔作枪,努力尽着一个左翼作家的职责。1931年后“左”倾冒险主义使左翼的文艺队伍遭到严重破坏。为扭转这种困难局面,茅盾和鲁迅、瞿秋白等“左联”领导人一起,召开“左联”执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应该继续坚持反帝统一战线,尽可能地团结一切中间阶级,采取各种公开的、合法的斗争,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文化反革命围剿进行斗争。茅盾根据瞿秋白的意见,决定将《前哨》改为《文学导报》,专登文艺理论文章。另外又创办了一个以登载作品为主的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大力提倡创作。在《北斗》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左联”作家,也有非“左联”作家。这是“左联”为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扩大左翼文化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所作的一次重大努力。

同时,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化运动”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使下,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进行文化“围剿”。他们公开揭起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旗帜,想一举扑灭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他们起草了一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茅盾针锋相对,立即发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四色原料的“杂拌儿”,“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纯然是国民党卖国政策的产物和法西斯理论的抄袭。经过鲁迅、茅盾等左翼文艺战士的有力批判,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一· 二八”事变后,茅盾经常在《申报· 自由谈》和《东方杂志》上发表杂文。这些杂文或者热情赞美革命力量的发展,或者对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进行揭露。6月,“左联”创办了一个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月报》,茅盾是该刊编委之一。他一面宣传文艺为工农服务,一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文坛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的剖析。

“左联”成立后,对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过三次讨论。茅盾参加了后两次。他在1932年夏进行的第二次讨论中,发表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通过对传统文学形式的探讨来摸索艺术形式的大众化问题。1934年夏秋间,汪懋祖等在第三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掀起“文言复兴运动”,上海文艺界为批判这股复古逆流,开展了大众语运动。茅盾写了《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一文,对文言复兴进行批驳。他指出文言白话之争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在反对文言运动的时候,应该同时抨击那些穿了白话衣服的封建文艺。大众语言学的建立,应该从实践中求解决。

茅盾还和鲁迅一道,采取不加入编委会而暗地里支持的态度,在陈望道办的刊物《太白》上发表了23篇文章,提倡大众语运动,同时也对林语堂等人提倡的闲适小品文进行抵制。这是茅盾对文艺大众化的一个支持。此外,他还陆续写了《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许地山论》等作家论,进一步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

1933年3月,“左联”创办《文学》刊物,茅盾具体负责筹备工作。7月,《文学》创刊号出版,茅盾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社论《枪刺尖上的文化》,不指名地批判了国民党当局对新文学的摧残。同期还刊登了鲁迅的《又论“第三种人”》。所以,《文学》一开始就是以战斗的姿态出现的。为了与国民党周旋,编辑《文学》第二卷时,茅盾退居幕后,只写了几篇讨论翻译技巧和创作方法的文章。1934年7月,他重又走到前台。在《文学》第一卷至第五卷上,茅盾变换各种笔名,写下了近40篇书报评论、作家论和文学评论。茅盾和战友们终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与国民党斗争的另一条战线!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文学》终刊。在这四年多时间里,茅盾始终坚守在这块阵地上,为《文学》长期坚持办下去做了大量工作。社论、评论、作家论、社评、小说、散文、翻译,他样样拿手,杂志上缺少哪类文章,全由他执笔。因为有了他和众多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共同努力,在“左联”办的文艺杂志无法出版的情况下,《文学》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不拘一格,雅俗共赏,团结了一大批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冲破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扩大了战斗的范围与影响,成为30年代上海大型刊物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

1934年9月,茅盾和鲁迅、黎烈文等筹划创办了《译文》杂志。茅盾在上面发表了不少翻译作品,还写了译介文章、作品评论等。这一年,他一共翻译短篇小说13篇,外国评介12篇。后来,他把这些译文结集为《桃园》出版。《文学》和《译文》掀起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热潮,影响了整个文坛。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发起新的进攻,文艺界同人于次年10月发表了团结抗日宣言,茅盾在宣言上签名,积极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充任了鲁迅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桥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做了不少调节工作,终于促成了文艺界各方面人士共21人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初步形成了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

茅盾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还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但此时疾病也跟着来了:神经衰弱、胃病和眼疾一齐发作。尽管如此,他在刚回上海的半年多时间里,先后创作了历史小说《石碣》、《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前两篇取材于《水浒》,后一篇是历史小说,体现了茅盾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新的思想基础上的回顾与总结。这些作品已全然不见早期作品中的自然主义和感伤色彩,而代之以激昂愤慨、粗犷豪放的格调,在展示历史上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斗争背后,影射了国民党政权的凶狠残暴和行将崩溃。从1931年1月到11月,他相继写了现实题材的中篇小说《三人行》和《路》,表明在国民党统治下处于被压迫地位的青年学生,终究要踏上革命征途。这是茅盾从日本回国后献给左翼文坛的第一批作品。

同时,他还在积极酝酿《子夜》的创作。该部作品从1931年10月一动笔,次年12月5日脱稿,实际写作只用了8个月时间。它出版前,其中的两章分别以《火山上》、《骚动》为名在“左联”刊物《文学周报》上发表。茅盾是用《子夜》来参加当时的斗争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的。他在《子夜》中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等人或者破产、或者买办化的过程,驳斥了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谬论。他说:“这样的一部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1]

《子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也是茅盾创作进入革命现实主义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它不论是在茅盾的创作道路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堪称里程碑。瞿秋白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2] 其缺陷是对城市革命工作和工人群众的描写不够真实、生动。

同一时期,茅盾还先后写了《春蚕》、《秋收》、《残冬》(合称“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著名的短篇和中篇,其中“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成为五四以来短篇、中篇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农村三部曲”写的是我国江南农村生活。小说通过老通宝一家由小康走向破产的过程,暴露了九一八事变前后,我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走向赤贫化的情景。《林家铺子》中的全部描写,不仅有着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并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作者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把《子夜》和这些短篇、中篇联系起来,可以看出茅盾对我国30年代初期的社会,从大都市到小城镇到农村,作了比较全面的反映。

茅盾这一时期还写了一些杂记和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杂文。他的《故乡杂记》真实地记述了30年代初我国农村的衰败情形。茅盾的散文创作在此时期是丰富多彩的。除反映农村现实的一组外,还有《上海大年夜》、《“现代化”的话》、《都市文学》等,描绘了城市的经济状况,揭示了当时中国城市社会的本质特征——迅速走向殖民地化。

[1] 转引自中国“左联”会址纪念馆编:《左联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页。
[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444页。
[1]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新疆日报· 绿洲》,1939年6月1日。
[2] 何火任主编:《中国当代名作家小传》,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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