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 一”惨案。茅盾十分气愤，在12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为“一二· 一”惨案作》一文。他以凝重磅礴的气势写道：“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罢!”1946年1月，他参加签署了《重庆文艺界慰唁昆明教授学生电》。24日，茅盾参加陪都教育文化界人士成立政协会议协进会，被选为17名理事之一。这次会议对团结文化教育人士，联合社会各界力量，一致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具有重要作用。

1946年1月5日，“中外文艺联络社”的刊物《文联》出版，茅盾任主编。他为该刊写了“发刊词”，同时发表了《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对八年抗战中的文艺工作作了一个总的回顾，最后指出：“不但过去的八年，即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们文艺的首要任务也为配合广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认定了此一中心任务，然后我们过去曾经热烈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如深入民间，如大众化，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相因相成等等，方可得到正确的理解。而在检讨过去的工作时，我以为也须以能配合人民的民主要求为准则。”

3月，茅盾离开重庆到达广州，文协港澳分会、剧联和文艺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在民众会堂联合举行欢迎会，茅盾在会上作了题为《和平、民主、建设阶段对文艺工作》的演讲。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说明实现和平民主是可能的。接着具体阐述了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的具体要求。这个演讲受到与会1500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同月29日，他还在中山大学演讲，听众最多时达200余人。

4月13日，他由广州去香港。在香港文化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茅盾又作了关于民主统一战线的文化运动问题的演讲，指出：“中国民主的前途，大体是乐观的，因为进步和平民主是人民一致的要求。但反动的阻挠，也不可无视。因此，民主的路还是一条艰苦的路，性急不得。文化是政治的反映，文化运动也不能一条直线的进行，一定有很多迂回曲折。”^[1]

6月初，茅盾回到上海后，主编《文联》杂志。他一面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一面撰写了许多杂文，如《上海和平运动的阴暗面》、《暴露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民间，民主诗人》、《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等等，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等罪行进行了揭露。在《民间，民主诗人》中他尖锐指出：“历史上的专制魔王，曾经用尽方法不许人民发表意见，不许人民诽谤，豢养了大批鹰犬，监视人民的一言一行。然而人民的声音还是不会绝响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人民用歌谣形式喊出了他们的决心与愤怒，而专制魔王的末日亦终于到了。”

茅盾还抽时间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吕梁英雄传〉》、《关于〈李有才板话〉》、《里程碑的作品——论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这几篇文章表现了茅盾对解放区文艺的关注。他满腔热情地把解放区的成功创作介绍给国统区的广大读者。他兴奋地称赞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

1946年12月5日，茅盾和夫人孔德沚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前往苏联访问。1947年4月25日回国。回国后，茅盾在上海各大学演讲和参加各种文化团体举行的座谈会，并写了《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等书，全面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文艺工作。他还写了《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记录了斯大林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

由于国民党加紧对进步作家进行迫害，茅盾于1947年12月离开上海再次去香港，继续坚持革命文艺工作，先后写了《客气过分论》、《再谈方言文学》、《反帝，反封建，大众化》等文章，同时还担任《小说》杂志的编辑工作。

1948年下半年，茅盾开始写反映抗战时期生活的长篇小说《锻炼》（在中篇小说《走上岗位》基础上改编），在写了25章后因故中断。它以上海八一三抗战为背景，广泛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各方面的社会动态，着重描写了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斗争。作品构筑宏伟，气势磅礴，代表了茅盾创作上的新进展。同一时期，他还写了《惊蛰》、《从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等短篇小说。其中，在写于1948年12月12日的《春天》的末尾，茅盾写道：“春来了，一切有生机的都在蓬蓬勃勃的发展，呈献它们的活力；但陈年的臭水沟却也卜卜地泛着气泡。”这反映出茅盾是以欣喜的心情在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同时他也提醒人们：新中国诞生后，切不可放松对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的警惕和斗争!

[1]　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编：《纪念茅盾》，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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