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茅盾仍然在上海主编《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撰写了许多反映上海“八一三”军民抗战的杂文特写，后大多收入《炮火的洗礼》中，作为《呐喊小丛书》之一出版。

1937年10月初，茅盾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去长沙，次年2月到达武汉。在这里，他一面参加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一面积极筹办《文艺阵地》。不久，他为了《文艺阵地》的出版和印刷事宜，动身前往广州。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茅盾作为协会发起人之一，只担任了该会会刊《抗战文艺》编委。由于他当时不在武汉，未能出席“文协”成立大会。

4月，《文艺阵地》正式出版，茅盾担任主编。在他和其他人的努力下，《文艺阵地》以它鲜明的特色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同时，茅盾又应萨空了的邀请，兼任香港《立报》副刊《言林》主编。所以这一时期，他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担负着两方面的重任。他还以边写边发表的方式，在《言林》上连续发表《你往哪里跑》（后改名《第一阶段的故事》），着重反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从发生到终结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反映抗日战争的第一部小说。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香港处于孤立状态。12月，茅盾应杜重远之邀，全家离开香港去新疆，任新疆学院文学院院长，同时担任“新疆各民族文化协会”委员长和“新疆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在茅盾的倡议下，新疆文化协会创办了一个街头漫画刊物《时代》月刊，茅盾亲自写发刊词。他还为新疆文化协会筹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并担任班长。此外，茅盾还是《反帝战线》编委会成员，先后在该刊和《新疆日报》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评、政论；另一类是探讨文艺问题，指导文化运动的。

当时，新疆正在军阀盛世才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国内各族人民，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帮助他制定了有名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作为新疆的施政纲领。然而不久，盛世才反动面目逐渐暴露，杜重远被软禁（后被捕，死于狱中）。在这种情况下，茅盾不得已于1940年5月离开新疆。

5月26日，茅盾一家经西安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随后，茅盾在延安鲁迅文艺学院讲授《中国市民文学概论》。他后来写的《新疆风土杂忆》和《见闻杂记》等文章，就是记述新疆情形和这次旅途见闻的。

茅盾在延安期间，就民族形式问题写过多篇文章，作过多次讲演。如《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关于“民族形式”的通言》、《谈〈水浒〉》、《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等。其中《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被公认为是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一篇立论精辟、研究至详的论文。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茅盾明确形成了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理论。

在学习和宣传鲁迅的热潮中，茅盾先后写了三篇文章，即《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关于〈呐喊〉和〈彷徨〉》、《纪念鲁迅先生》。它们分别就鲁迅的思想、战斗精神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作了论述。茅盾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鲁迅亲手替他抄写的《答国际文学社问》手稿捐献给延安文艺界，并参加了鲁迅文化基金的募捐活动。

在延安期间，茅盾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像茅盾这样知名的作家，留在党外对人民和革命更为有利，在国统区比在延安的作用更大。茅盾坚定地表示听从党的安排。

1940年10月上旬，茅盾应周恩来的安排，来到重庆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复刊由楼适夷代主编的《文艺阵地》。他虽不单独负责编务，但仍积极参与研究并撰稿，为复刊后的《文艺阵地》写编后记，选定的稿子也大多经他过目，实际上是负主编之职。在该刊第六卷第一期上，茅盾发表了著名的散文《白杨礼赞》和《风景谈》。这两篇散文凝结着茅盾几十年来对生活本质的认识与思考。《风景谈》展现了六幅具体的生活画面，向人们介绍了延安生活的片段。《白杨礼赞》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对小白杨的赞美，热情歌颂了北方农民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奋发精神和钢铁意志。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茅盾和一大批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秘密离开重庆，经桂林，到了阔别两年多的香港。他与邹韬奋等以救国会留港代表名义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主张和态度》，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4月8日，茅盾在《华商报》晚刊创刊号上发表《如是我见我闻》的《弁言》，以激愤的感情和犀利的文笔讽刺了国民党封锁言论的丑行。他还应邹韬奋之邀，担任《大众生活》的编委。此外，他还主编了一份综合性文艺半月刊——《笔谈》，通过杂文、散文、历史人物杂谈等方式，直接间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和罪恶。《笔谈》从1941年9月创刊，当年12月1日终刊，共出了七期。茅盾在上面共发表63篇文章。

这年5月，茅盾开始写日记体长篇小说《腐蚀》。小说以皖南事变为背景，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残酷和卑劣，控诉了这批民族败类诱骗和毒害青年的罪行。这部小说先在《大众生活》上连载，同年10月由上海华夏书店出版单行本。后来在延安和沦陷区都出过单行本。它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曾发生过广泛的政治影响，特别是使很多缺少社会政治阅历的青年男女懂得了特务组织惨无人道的内幕，不再上他们的当。《腐蚀》是茅盾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继《子夜》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沦陷。为了抢救在港的一大批文化工作者，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东江游击队，协助这些文化工作者从香港撤离。茅盾夫妇和叶以群等人于1942年1月9日离开香港，经广东惠阳，到达桂林。后来茅盾写的《归途杂拾》、《劫后拾遗》、《脱险杂记》、《虚惊》和《过封锁线》等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脱险经历。在桂林期间，茅盾写了《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两个短篇，借《圣经》故事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进行抨击并预言其没落。两文分别发表在《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一期和《创作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

8月，茅盾开始写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文艺阵地》上陆续刊载。这是一部反映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社会生活的作品。它写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既斗争又妥协，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自发反抗斗争及弱点，以及五四运动前夜青年的民主呼声和个性解放要求等。《霜叶红似二月花》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他刚写完第一部，即因赴渝而中辍。1943年，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单行本。

茅盾在桂林还参加过文艺界的一些重要集会。如出席文协桂林分会，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他的杂文《雨天杂写之三》就是反映文协与投机商斗争的。5月25日，茅盾出席了广西紧急救侨会举行的招待沪港脱险来桂文化人茶会，商讨救侨事宜。7月14日，他参加了《戏剧春秋》社在七星岩下召开的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在会上发了言，认为历史剧应该符合历史真实，借古鉴今，着眼于“发展历史的精神”，写出人物“合理的发展”。10月16日，应广西艺术馆之邀，为艺术师资训练班作辅导报告，讲题为“文学之产生，发展及其影响”。

1942年11月，茅盾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邀请，到达重庆。从“八一三”抗战以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至此才在重庆安居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在重庆期间，他针对国民党“大后方”的现实，写下了一批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如《“无关”与“忘了”》、《杂谈文艺现象》等，对“大后方”文坛上黑暗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如何击退颓风？》等，批判了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反动文艺政策。

1945年4月，他开始酝酿话剧《清明前后》的创作，9月份完成后，由“中国艺术剧社”在重庆上演。剧本以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指出“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从而揭露了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的极端黑暗与严重危机，反映了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不久，这个剧本被国民党政府勒令禁演。

关于该剧的写作目的，茅盾说：“我们应该以能为中国人自傲，……然而，一看到那些专抢桌子底下的骨头，舐刀口上的鲜血的人们也是我的同胞，也有我的同业，我恨得牙痒痒地，我要声明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比公开的汉奸还要可恶。……我不相信有史以来，有过第二个地方充满了这样的矛盾，无耻，卑鄙与罪恶；我们字典上还没有足够的诅咒的字汇可以供我们使用。”^[1]作者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下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剧作《清明前后》。

是年6月，重庆的进步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2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1]　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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