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罗易（Roy，Manadbendre Nath），印度人。 1927年初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问题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来到中国，成了亚洲人在亚洲传播共产主义的一位最著名的倡导者和理论家。罗易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思想，体现在共产国际许多极为重要的决议中，并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罗易，原名马纳本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87年2月22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附近农村的婆罗门家庭。父亲是专门教授梵语的教师，又是一位具有一定革新思想的宗教师，拥有中等财产。
罗易出生的年代正是印度风云变幻的年代。20世纪初印度人民连续不断地反对英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罗易幼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14岁时，就参加了孟加拉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孟加拉的革命组织——“新时代小组”，成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1907年，印度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罗易因参加袭击家乡的火车站而被捕，不久获释。 1910年，罗易被指控阴谋对国王进行战争而再一次被捕，监禁了20个月。出狱后，他一度当起了托钵僧，常徒步往来于印度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这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久，罗易又重新投入了政治活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印度民族革命者认为这是寻求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好机会。同年底，为了获得德国的军事援助，罗易被派往爪哇执行运送军火的计划，但此行没有得到军火，只带回了一点钱。次年初，罗易又一次离开印度前往日本筹集军火。在日本，罗易曾会见孙中山，一起探讨了民族解放等问题。此后，罗易经朝鲜到了中国，与德国驻华使者取得了联系，准备从中国西南部运送武器到印度，但这个计划仍然未能实现，于是罗易决定取道美国去德国以实现他的计划。
1916年夏，罗易在旧金山住了两个月，同年秋到达纽约。在纽约，罗易参加了一些民族主义者的演讲会。因为对这些人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表示不满，罗易便经常到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去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与这些对手们论战。结果是罗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逐渐产生了“对革命的一种新理解和对将来前景的新看法”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罗易曾参加一项德意志帝国资助的、旨在推翻英国在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区域统治的活动，因而在1917年4月美国公开对德宣战后，6月美国政府大规模逮捕进行亲德反英宣传的印度民族主义革命者，罗易被捕了。7月，罗易乘保释的机会偕同美国妻子自纽约市逃往墨西哥城避难。
不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在大西洋的彼岸引起了微弱的共鸣。在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罗易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是肤浅的，只是因为社会主义具有反帝的涵义，才投合了他的心意。几个月后，罗易与墨西哥社会党取得了联系，被邀请参加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会议。1918年12月，墨西哥社会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罗易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
在侨居墨西哥期间，罗易仍然关注着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印度历史。他逐渐认识到印度穷苦大众的贫困“是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经济剥削的结果。因而，印度大众的解放不但需要推翻构成外国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家长制，其必然结果是印度需要一次社会革命，而不仅是民族独立。”
[1]1919年春，罗易在墨西哥会见了化名布兰特温共产国际密使鲍罗廷，他们一见如故，时常在一起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鲍罗廷的帮助下，罗易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认为与鲍罗廷接触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后来我的理智发展的基础，就是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以前那几个月中奠定的。”
[2] 这年10月，在罗易的协助下，墨西哥社会党及其联合组织（同情俄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召开特别会议，成立了墨西哥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成立后便宣布加入共产国际。11月初，罗易离开墨西哥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二
1920年4月，罗易到达莫斯科，受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和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汉、共产国际第一任书记捷里卡·巴拉巴诺娃等人的接见。鉴于罗易熟悉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列宁将准备提交共产国际“二大”讨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草稿交给他，请他“提出批评和建议”
[3]。列宁接见罗易时又表示希望罗易参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制定工作。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罗易代表墨西哥共产党出席了大会，并担任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委员。在讨论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时，罗易对殖民地国家民族运动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叶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罗易认为，为了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的合作，是有益的，但只能是在开始阶段，且小心谨慎，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它可以把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从事“自下”的革命，也就是说，从事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此外，罗易还认为欧洲的革命运动全然有赖于亚洲革命的进程。从殖民地榨取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依靠。他断言：“必须控制广大的殖民地市场和必须有广阔的剥削场所。”否则，“英国的资本主义也许早已垮台了。”
[1]列宁认为殖民地国家中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一种客观的革命力量。但无产阶级不能同资产阶级融合，要绝对保持独立性
[2]。此外，列宁还批评了罗易所谓西方革命势力的命运完全有赖于亚洲群众革命运动的力量，是走得太远了
[3]。
罗易还认为民族主义运动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够领导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他们随时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因此，在殖民地国家必须组织共产党。工人阶级必须在紧要关头，把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接收过来，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群众运动
[4]。
列宁十分重视罗易的意见，请他写了补充提纲，以非常浓厚的兴趣阅读了这个文件，建议作一些字句上的修改后提交大会讨论。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提纲和罗易起草的经列宁和委员会修改的《补充提纲》。罗易轻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是他思想中严重缺陷，但《补充提纲》所强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叛变性，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等问题比列宁的提纲更为明确和完善。列宁称赞他为“殖民地革命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
[5]“东方革命的象征”
[6]。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易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为了促进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在塔什干设立了中亚细亚局（也称土耳其斯坦局），罗易是负责人之一。 1920年8月，罗易携带一批军火和钱款到塔什干，着手建立一支非正规部队，在边境袭击英印部队，成为苏俄红军的一个国际旅。10月在塔什干印度移民中，成立了包括罗易在内的第一个印度共产党。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罗易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活动和殖民地国家形势的报告。会后，共产国际决定撤销土耳其斯坦局，建立东方局（或称东方部）由罗易担任东方局的领导工作。罗易表示希望继续从事印度革命工作，推辞了这一安排。1921年底，他结束了土耳其斯坦局的工作，回到莫斯科。
1922年4月，罗易前往柏林，在那里进行了印度革命的组织领导工作，创办了《印度独立先锋》刊物。并先后出版了《过渡时期的印度》、《不合作的一年》、《不合作的后果》、《印度政治的未来》等几本书。这些著作力求用列宁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研究印度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传播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11月，罗易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受执委会委托，起草了《东方问题提纲》，并就此发表了《东方问题报告》的演说，罗易认为，最初东方各国革命大动荡，是帝国主义对他们加紧经济剥削的一种自发的反抗行为，随着工业化程度和获得机会的增长，一度支持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觉得投靠帝国主义更为有利可图了。结果“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是不会成功的……只有在一个代表工农的政党领导下，民族革命斗争才能在这些国家中取得最后胜利。”
[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支持了罗易的分析。《提纲》指出，“当反帝斗争转变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不能够也不愿意领导这个斗争的。”
[2]1924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罗易是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报告人之一。罗易在报告中指出：“在土耳其、中国、波斯等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里，依旧是很难制定同一的政治路线……因为那里没有完全相同的情况。”面临着如此复杂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应该面对现实，而不应该迷恋于那些模棱两可的公式”。
[1] 很明显，罗易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抱有怀疑态度的。由于罗易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问题上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
1926年秋，中国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使共产国际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看不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叛变的严重性，认为中国统一大业胜利在望，革命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即可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因而有必要重新制定中国革命的策略。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中国革命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罗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为印度共产党的代表被选入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中国问题委员会。罗易在会上发言时，就中国革命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已到了转折时刻，必须开辟新的途径，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一场农民革命，即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都有不同看法，他们仍然主张必须帮助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这个革命，为了民族的团结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我单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制定新的方针，而不应迷恋于国民党的联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了我的意见。”
[2] 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布哈林、罗易等人起草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会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强调土地革命“是当前形势中的中心问题”，而“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执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要求中国共产党“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
[3] 的革命目标。这一决议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和赞扬。随后，共产国际派罗易为驻中国的特别代表，前往中国，负责监督决议案的贯彻执行。
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结束不久，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于1927年2月到达广州，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不久，罗易检阅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在广州工人自卫团。他强烈感受到中国大革命脉搏的跳动，也看到了潜伏在革命洪流下的暗流，他感到了中国革命局势的严重性。他提醒人们，“中国资产阶级既年轻又软弱，它在经济上是落后的，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因而不能领导革命斗争，中国革命斗争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是继续发展成为胜利的工农革命，或者是根本不能成功。”
[1]4月1日，罗易在谭平山的陪同下到达长沙，受到了工人、农民、学生等十余万人的冒雨迎接。第二天，他到达“赤都”武汉，受到武汉国民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4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汉口举行会议，罗易和鲍罗廷列席了会议。鲍罗廷向委员们介绍了罗易革命经历和来华使命。其时，蒋介石一面大肆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一面却又假惺惺地要共产国际代表团去上海同他讨论分歧意见。罗易准备和鲍罗廷去上海见蒋介石，即将动身之际传来了蒋介石在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次日，罗易致电蒋介石，劝他放弃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议的计划，指出这样做“实际上将使党陷于分裂，而你将承担在关键时刻破坏民族阵线的严重责任。我们劝告你遵照协议，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你如果采纳了这个劝告，我们将乐于访问南京，以便和你亲自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2] 蒋介石未回电，却于4月18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了所谓“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定都南京。4月22日，罗易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第三国际代表团的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宣布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
[3] 共产国际与蒋介石最终断绝了关系。
四·一二政变后，国内形势急剧恶化。4月13日至16日，中共中央全会在武汉召开，确定对策。罗易与鲍罗廷在先进行北伐还是先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鲍罗廷竭力主张立即发动第二次北伐，他认为在进一步进军之前，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一个幻想，土地革命只有打到北京后再实行；革命的主要因素不是群众，而是对小资产阶级、对各个军阀运用策略的能力，土地革命会吓跑国民党左派。罗易则认为革命必须深入，土地革命不应推迟，应先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革命根据地，如果“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经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群众。”
[1] 为此，罗易提出了要通过土地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最低要求以动员民主力量；在农村由农民夺取政权；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等三项主张。但罗易并未拿出实行这些主张的具体办法，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阶级力量，认为国民党左派只有同共产党合作才能生存，否则“一天也不能存在”
[2]，土地革命不会吓跑国民党左派，因此，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可以两全。他认为“共产党参加革命政权，不做国民党尾巴的时间已经到来”
[3]。
罗易的政治主张并未被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所接受。这场争论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进行。在这次大会上，罗易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长篇报告，坚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原则，力主进行土地革命，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但根据共产国际必须依靠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又提出“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应该通过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组的工作来实现”
[4] 这样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中共“五大”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罗易对“五大”感到满意，他对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讲话时指出：“这次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5] 会后，罗易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证明以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中国革命，必能超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最终目的”
[6]。“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它是社会主义斗争历史上的里程碑”
[1] 但他对领导权的解释仍是含混的，认为“现实革命仍建筑在数个阶级的联合上，无产阶级不能单独指导革命，不过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势力，只有他可以并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进。……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不过他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罢了”
[2]。
中共“五大”以后，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主要策略——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他们各执一着。鲍罗廷主张密切同武汉政府的联系，而在土地革命方面让步。罗易主张土地革命，而不同意迁就武汉政权。
罗易虽是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但新来乍到，对中国革命情况不熟悉；鲍罗廷虽不是首席代表，但他比罗易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号召力远比罗易大。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能不考虑这两个共产国际代表的主张，因而动摇于罗、鲍之间，这便影响了党的日常工作，也削弱了处在严峻局势下的革命力量。
5月18日，夏斗寅叛变，国民党左派中央不肯下讨伐令。中国共产党手中又没有镇压叛乱的军队，罗易不得不作些让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和《告夏斗寅部下士兵书》中一方面揭露了夏斗寅叛变是以反共为借口破坏国民革命，分裂反帝统一战线，劝告中等阶级勿受夏斗寅的欺骗，中国共产党将保障中等阶级的利益等，另一方面也承认农民运动过火“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面发生不安”，“过火行动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中共并未参与”
[3]。
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易和鲍罗廷就解决事变的方法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罗易主张在武汉发动政治示威，动员广大群众谴责“马日事变”，同时征集一支几千人的非正规部队，对长沙发动攻击。但是鲍罗廷和陈独秀反对，认为这些行动会破坏国共合作。随后，武汉政府决定成立代表团前往湖南，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鲍罗廷也随团前往。对此，罗易强烈反对，他认为限制土地革命“必将挫伤农民运动，并鼓励反革命在乡村抬头”
[4] 他认为不应限制农民运动，而是要建立乡村自治政府，授予农民协会必要的政治权力，使农民协会“成为革命政府的基层单位，解除地主雇用的地痞流氓的武装，并创建民兵作为真正革命军队的核心”
[1]。但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马日事变后，反动势力气焰愈加嚣张，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如何制定党的政策策略是至关重要的。5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罗易和鲍罗廷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又发生了争论。鲍罗廷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在工农运动过火，故而应向左派让让步，中共中央和一切工农会都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公布的关于取缔农民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罗易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与国民党的关系和共产党的独立性》这份文件中指出：国民党左派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而其领导却主要是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因此要除掉那些反动的领导人，共产党仍应留在国民党内，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而斗争。中共中央应对时局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的一切法令，因为这些法令不仅反对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但是他又提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他是国民党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
[2]。中共中央既没有通过、也没有否定这个文件。
罗易来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之中。他既极力主张开发土地革命，始终抓住这一点不放，又只能在依靠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模式里活动。共产党手中没有强大的武装，政治上的让步拉不住被工农运动吓昏了头的武汉政府，结果，他不得不依靠汪精卫来实现他的计划。“罗易始终要拉住汪为中心，又始终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罗易的主张始终是矛盾的……结果罗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
[3] 此时，罗易实际上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
6月1日，共产国际5月紧急指示电传到武汉，要求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改组国民党、武装工农、惩办反对军官。当时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暂缓执行”
[4]，于是给莫斯科的复电为“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1] 而罗易当时仍竭力主张保持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他在6月1日撰写的文章《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推崇武汉政府，称夏斗寅叛变和长沙政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国帝国主义”。而武汉政府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核心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象征。罗易以此来表明他对汪精卫的信任和共产国际对这位国民党“左派”的支持。
由于罗易始终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便错误地认为5月指示虽然没有拍发给汪精卫，但要执行这个计划必须得到汪精卫的合作，必须说服汪精卫。而且罗易还认为汪精卫正“站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轮船的甲板上，弧主无援”
[2]。国民党左翼被迫与共产党人合作到底，否则迟早要被国民党右派消灭。因此，罗易决定把共产国际的指示送给汪精卫看。
6月4日，罗易以陈独秀名义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削平两湖反革命叛乱，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
[3]。
6月5日，罗易向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的5月指示，第二天，又给了他一个副本
[4]。但是，这个指示并没有起到作用，罗易在他的《我在中国的经历》一书中回忆道：“紧急时刻需要指示的到来，电报来得太迟了。那时汪精卫认为共产党背离了他，已经和右派进行了谈判，叫喊以共产党员的鲜血换取蒋介石的谅解，”“我想在这关键时刻，去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去恢复汪精卫的信任，我把莫斯科来的电报通知给他”
[5]。之后，罗易又去见汪精卫，并表示，汪精卫如果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与他合作，否则就将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精卫没有接受罗易的要求，他指责共产国际破坏了同国民党的协议。罗易的这一举动被汪精卫利用了，作为叛变的借口。罗易的做法遭到了鲍罗廷的严厉训斥，也遭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反对。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罗易逐步去掉了对国民党“左派”中央的幻想。6月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提出：“把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称作左派是个错误，它正在准备公开反对共产党，它正在暗中支持直接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暴动”
[1]。因此，同武汉政府的分裂越来越不可避免，共产党不能为了保持这种关系而背叛工人阶级。所谓工农运动“过火”的整个传说是个谎言
[2]。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纠正它们。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政治局不应停留在争论不休的讨论之中，……必须成为战场上的军事指挥部”
[3]。罗易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发动农民暴动，摧毁绅权，必须改组国民党，必须立即计划攻战广东，收复该省，保护革命，采取上述行动刻不容缓”可是，一切都为时太晚了。蔡和森后来指出：“假如罗易能坚持，更果断，中央政治局或许会让步，并采纳他的计划。可惜，罗易未能有力地捍卫他的主张……”
[4] 特别是由于鲍罗廷的竭力反对，因而罗易的计划没能实行。
6月10日，汪精卫、冯玉祥在郑州会晤，达成了反共默契。罗易虽已看清了武汉政府的反动本质，但还幻想得到冯玉祥的支持，他于10日写信给冯玉祥，热烈祝贺他属下部队顺利向陇海线挺进，希望冯玉祥与国民军其他各军联合夺取北京后，转而去消灭“比张作霖更为危险的”军阀蒋介石和“收复广东”
[5]，把反革命大本营根本破坏。冯玉祥根本不理睬罗易的去信。
6月15日，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重提支持冯玉祥、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这个主张遭到了鲍罗廷的激烈反对。
6月20日，罗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形势分析报告，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危急关头，“资产阶级已离开革命阵营”“未来革命发展的全部责任已经落到无产阶级身上，”又一次重申“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
[6] 但是罗易虽然说得很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中国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大革命失败。罗易被共产国际召回。
蔡和森曾经这样评价罗易：“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
[7]罗易赴华使命的失败也有其客观原因，这就是共产国际一贯重视国民党，过高估计国民党的革命性，教条主义地盲目推进中国革命的错误政策，罗易赴华使命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四
罗易于1927年7月底离开武汉，他是乘汽车走的。共产国际准备了装配着重型弹簧的三辆大旅行车，登车板上捆绑着汽油罐，司机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车队从汉口启程向西北进发，越过蒙古沙漠取道库伦前往苏联，8月抵莫斯科。
9月15日，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的会议上，罗易就中国革命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曾要求会见斯大林，但遭到了拒绝。10月，罗易前往柏林从事印度革命工作。在那里，他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总结，写了一份报告准备提供给共产国际，还写了《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和一本关于土地革命的小册子。
1928年2月，罗易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他认为共产国际曾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不曾理解共产国际决议的全部意义，因而不能按决议行动。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又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导致革命的失败。但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党太年轻，不足以胜任他面对的任务。罗易满以为他的报告会被共产国际接受，还指望他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能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赞许。但是斯大林自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就拒绝接见罗易。随着全会的进行，罗易逐渐地认识到他在共产国际的生涯实际上已经完结了，他的生命和他的事业一样；都可能陷于危境。几个星期后，罗易返回柏林。
这年4月，罗易在柏林将其从中国带回的有关报告、文章、决议等汇编成《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一书。此书后于1929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
1928年6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尖锐批评了罗易，指责他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完全是一种糊涂、愚笨的做法。
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罗易因病没有出席。他草拟的关于印度“非殖民地”化的一项草案引起了争论。草案认为，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的危机，英国为了巩固其经济基础，加强它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放弃旧的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转而采取新的方式，给予资产阶级一定的让步，从而加速了殖民地工业化的进程，并产生了一个从事制造业的资产阶级。“这种新的政策就导致印度的逐渐‘非殖民地化’，即先允许印度最后由‘屈从’地位逐渐转变为‘统治地位’”，“印度资产阶级将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统治下被承认为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合作者，而不是作为潜在的竞争者的被控制”
[1]。罗易试图以此说明印度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共产国际“六大”最后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批判了这一理论。指责罗易的理论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喋喋不休地大谈帝国主义列强奉行非殖民地化政策和促进“殖民地自由发展”的时刻出现，“无非都是帝国主义的谎言而已”
[2]。“六大”没有保留罗易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罗易不同意共产国际“六大”制定的政策，对大会一系列决议持反对态度。在沉默了差不多一年之后，罗易同德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布尔德勒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攻击共产国际的文章。1929年12月13日，共产国际第十次执委会全体会议召开，罗易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认为，由于罗易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并向布尔德勒派的叛徒们办的刊物投稿，他本人已把自己置身于共产国际之外了”
[3]，共产国际决定开除他。
离开共产国际后，罗易投身于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他同其他许多印度人一起在德国组织印度国大党支部，与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1930年12月，罗易秘密返回印度。不久，他出席了印度国大党会议，会见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并同他们就国大党的社会经济目标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讨论。
1931年7月，罗易在孟买被英国当局逮捕。在狱中，他通过多种途径和外界保持联系。还写了许多作品，如《法西斯主义》、《伊斯兰教的历史作用》、《我在中国的经历》等书。五年后，罗易于1936年11月获得释放。出狱后，他正式加入了印度国大党，并当选为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联合邦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罗易与国大党领导人之间在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不久，罗易在孟买创办了《独立的印度》周刊。1939年3月，他又建立了激进国大党人联盟。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印度人民中的强烈而广泛的反英情绪，印度国大党等组织主张利用英国政府的困境来推进印度的独立事业，因而反对、抵制战争，组织了反战活动，并得到了公众的支持。罗易认为战争的性质是反法西斯的，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战争，只有这样，印度人民才能最终获得解放。罗易在《独立的印度》和其它刊物上广泛地发表了对有关大战问题意见不同的文章。罗易的主张与国大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40年10月，罗易被国大党开除。同年12月，罗易另组“激进的民主党”，积极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罗易及其随者还退出了全印工会大会，建立了“印度劳工联盟”，罗易被选为联盟总书记。
这一时期，罗易写了《民族主义——一种过了时的迷信》、《民族政府还是人民政府》等小册子，并主编了一个专门讨论和研究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季刊，取名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后又改为《人道主义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易蜕变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主张“新人道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由精神自由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性的联邦将不受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其他任何类型的——疆界的限制”。提倡通过精神上解放了的有道德的人们的通力合作，来对世界进行一番社会改造，使其成为自由人的联邦和友爱社会。而政党是民主的障碍，妨碍人民行使他们的主权。1948年12月，“激进民主党”宣布解散。罗易后来将其后期思想写成《理性·浪漫主义和革命》一书出版。
1954年1月25日，罗易在台拉登他的寓所病逝。
[1] 《罗易回忆录》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9页。
[1] 《罗易回忆录》第78页。
[2] 《罗易回忆录》第223页。
[3] 《罗易回忆录》第351页。
[1]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1—82页。
[2]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78—79页。
[3] 罗易于1951年10月15日在印度台拉登与罗伯特·诺恩的谈话。
[4] 《罗易回忆录》第393—396页。
[5] 引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世界政治资料》1982年第一期《共产国际和印度政治》第69页。
[6] 《罗易回忆录》第2页。
[1] [ 美] 罗伯特·诺恩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2] 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318页。
[1] 《共产团体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86页。
[2] 《罗易赴华使命》第36页。
[3]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276—278页。
[1] 《罗易赴华使命》第153页。
[2] 《罗易赴华使命》第65页。
[3] 《罗易赴华使命》第183页。
[1] 《罗易赴华使命》第183页。
[2] 《罗易赴华使命》第165页。
[3] 《罗易赴华使命》第174页。
[4] 《罗易赴华使命》第174页。
[5] 《罗易赴华使命》第203页。
[6] 《罗易赴华使命》第273页。
[1]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311页。
[2] 《罗易赴华使命》第271页。
[3] 《罗易赴华使命》第102页。
[4] 《罗易赴华使命》第108页。
[1] 《罗易赴华使命》第108页。
[2] 《罗易赴华使命》第285页。
[3]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90页。
[4] 《罗易赴华使命》第112页。
[1] 《罗易赴华使命》第112页。
[2] 罗易：《我在中国的经历》、《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
[3] 《罗易赴华使命》第303页。
[4] 杨云若：《共产国际和民国革命关系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
[5]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39页。
[1] 《罗易赴华使命》第310页。
[2] 《罗易赴华使命》第313页。
[3] 《罗易赴华使命》第319页。
[4] 蔡和森：《中国问题》。
[5] 乌传衮：《共产国际和民国革命大事提要》安徽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5页。
[6] 《罗易赴华使命》第341—343页。
[7]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1] 陈峰君：《共产国际与罗易的四次交峰》，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8期。
[2] 贝拉·车斯：《共产国际文体汇编》第三册，第102页。
[3] 《罗易回忆录》第5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