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了,罗生特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方政、李光、刘洪德等沉浸在无比的欢乐和激动之中。他们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抗战胜利了,你们要着手建设自己的新国家了,奥地利也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想回去看看我的祖国,看看我的亲友。但,我还要回到中国来,继续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我可以动员我的同学、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你们欢迎不?”刘洪德、方政、李光等回答:那太好了,我们举双手欢迎!他又幽默地说:我也十分欢迎你们小鼻子到奥地利去传播友谊,奥地利人民看到你们这些小鼻子,也象中国人看到我这大鼻子一样,会欢迎你们、尊敬你们的。他还多次征求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你们说,我再回来中国住哪个部?”大家说:“卫生部。”他说:可以。司令部?也行。他问:“肖(华)主任那个部叫什么?噢!政治部,我再回来,要住政治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再度挑起内战。罗荣桓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部队迅速进军东北。罗生特毅然放弃回国的念头,带领李光、方政跟随罗荣桓前往东北。临行前夕,罗生特给李磊、刘玉同志写信说:“明天我将启程赴东北。宫部长、夏汀与二师的几个同志,已经到达临沂县城。我的将来工作计划还未决定,或许,我将要归回欧洲,但不知何时。我希望在东北办一所医学院。彼时我希望能见到你们及其他同志。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1]
罗生特到东北后,在哈尔滨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顾问。他经常深入所属部队医院,了解工作,解决疑难病症,进行战场处理,作学术报告。1946年春,他到佳木斯医院检查工作时,发现伤员在零下20~30℃的气温下睡在铺草上,身上只盖一床军被,药品缺乏,心情十分沉重。他立即回总部向首长报告,提出建议。总部责成参谋长很快将被子、棉衣、药品运到佳木斯医院。
1946年秋,罗生特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纵队机关在吉林梅河口一纵卫生部召开欢迎大会。纵队政委万毅在大会上宣布了罗生特任职的命令后,代表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对罗生特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罗生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医术很高明,一直在罗荣桓身边工作,对部队情况很熟悉。今后,我们要在工作上支持他,在生活上关心他。国际友人在我们部队里,这是我们的光荣。罗生特听后十分激动,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在中国军队里工作多年。我在新四军、八路军干过,在‘东总’卫生部当过顾问。现在,到一纵来,我很高兴,这里有我的学生(指在山东军区卫生部培训的学员),也有我的病人( 指他治疗过的伤病员),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做好工作。”[2] 会后,罗生特听取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提出重点要加强战场救治人员的培养工作。
罗生特接受重任后,日夜奔忙在救治伤员的第一线。他亲自组织医护力量,到纵队医院和各个医疗所检查伤病员的救治情况,对疑难伤病员逐个检查,并亲自动手抢救危重伤员。同时,他安排一些时间,结合实际向医务人员讲授战场处理知识和基本技术。他要求大家以革命精神去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条件,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决不能因为工作困难而延误伤病员的治疗。
由于部队作战频繁,伤病员不断增多,部队医护人员照顾不够用。针对这种情况,罗生特利用战役间隙和部队休整期间,办卫生人员短期轮训队。他亲自任教,把警卫员刘洪德抽出来担任学员队长,培训部队的一些卫生骨干,使连、营、团三级的卫生工作得到了加强。
四平攻坚战打响后,大量的伤病员送到后方。一方面由于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罗生特的安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调罗生特回图们一带的后方医院工作。罗生特得知后马上找到一纵政委万毅说:“过去有人让我呆在哈尔滨,现在您又要送我去后方图们,离前线越来越远了,这可不行。”万毅耐心地对他解释说:“组织上对你的安全很关心,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但他一再表示:“组织的关心我领了,我是军人,白衣战士,战争需要我,战士需要我,即使不在前线,也不能远到听不见枪炮声啊!”在他一再要求下,万毅只好让他在离前线不远的榆树、东丰和海龙等地工作。
1946年冬,为补充战争造成的医疗队伍减员,他在海龙主张举办医疗短训班,为一纵培养了三百多名医护人员。
1947年夏,痢疾病流行,治疗痢疾病的药物只有一种磺胺药,部队卫生所这种药十分缺乏。为了控制痢疾病的蔓延,罗生特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他在会上提出:“要以预防为主,根据条件,立即切断传染源,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注意讲究卫生。”根据他的建议,部队立即采取了三种措施:一是对发病者实行隔离,没有磺胺药就吃大蒜和马齿苋;二是驻农村的部队,每班要挖临时厕所,便后用土掩埋,并大力消灭苍蝇;三是每人吃饭前要洗手,自己的碗筷自己用。从而使痢疾病得到了控制。
罗生特很重视首长的保健工作。他认为各级首长的健康,是战斗和工作胜利的重要保证。他为刘少奇、陈毅、罗荣桓、林彪等许多高级干部做过保健工作,为他们检查身体,及时送药、治疗,还尽可能安排好他们的饮食。一次,一个医生未经批准,私自给林彪、刘亚楼输了未经严格检验的血液,情况十分危急。罗生特得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批评了那个医生,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1948年1月11日,是罗生特45岁生日,一纵队后勤部及图们市有关单位表示祝贺。祝词说:“你以共产主义人生观,热情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恭祝你永寿无疆,预祝奥地利人民早日解放。”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他组织卫生机构积极配合部队行动,并亲临前线和广大医护人员一起救护伤员。
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罗生特随东北野战军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经协和医院专家诊断,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军队领导得知他的病情后,决定让他跟随罗荣桓政委到天津疗养。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及一些省会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指日可待。罗生特对此欢欣鼓舞,他提出了回国的请求。罗荣桓感到有点突然,诚恳地对他说:“现在回去是不是有点早。中国革命胜利了,但眼下实在太忙了,过三两年,等我们把国家安定下来,那时你再回去更好些。”罗生特说:“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建设新的国家,同样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的祖国已从希特勒统治下解放了,我想看看解放后的奥地利和欧洲,看看我的亲人。我还要回中国来,继续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工作。我还可以动员我的同学、好友来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中共中央批准了罗生特的请求,刘少奇在天津接见了罗生特,赞扬和感谢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罗荣桓、肖华等领导为他饯行。在上海,陈毅看望了罗生特,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活着的白求恩,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者。”[1]
1949年11月,罗生特从上海启程回国。1951年罗生特在赴以色列探亲途中,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年仅48岁。
[1] 李磊:《军中的外国大夫——罗生特》,《罗生特在中国》第105页。
[2] 万毅:《回忆和罗生特相处的日子》,《罗生特在中国》第184页。
[1] 冯彩章、李葆定:《中奥友谊的先行者》,《罗生特在中国》第27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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