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罗明纳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员。他1927年7月下旬至1927年11月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等人的工作。罗明纳兹在华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中国革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一
维萨里昂·罗明纳兹，18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 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共青团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日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罗明纳兹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罗明纳兹坚决拥护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从此便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中开始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全会，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蔡和森、李立三也出席了会议。中国国民党代表胡汉民列席了会议。这次全会决定吸收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罗明纳兹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在第六次执委扩大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的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会上，罗明纳兹还作了发言，表示对东方革命的支持。以后，罗明纳兹又参加了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7年2月，罗明纳兹作为联共（布）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代表大会。
1927年7月，中国国内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决议》在分析中国形势的变化后，说“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而且还必须在退出武汉政府之际，发表原则性的政治声明，是由于“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才采取此步骤”的；同时还提出“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要“更密切地联系国民党基层，由基层作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的决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以及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做到“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工会，教育工人群众准备采取最后行动，并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
[1] 共产国际还在这个《决议》中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必须使工农组织的领袖，即内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员能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样，他们就可能通过与党员群众的密切联系，帮助党的现领导克服机会主义。”
[1]7月15日，汪精卫叛变，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制订新的政策和指导中共实现中国革命策略的转变，共产国际决定派罗明纳兹前来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的工作。
二
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抵达汉口，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助手，25岁的德国人诺伊曼。
共产国际召回鲍罗廷，改派罗明纳兹为代表来中国，是为了实行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其主要之点就在于结束国共合作的局面，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在罗明纳兹到达中国之前，共产国际就向中共中央发来了电令，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订新政策。所以，罗明纳兹一到中国，便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进行准备，当天晚上便会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瞿秋白。他向中共领导人通报了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他作为受共产国际派遣的全权代表，主要任务是纠正原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所犯的错误。在与瞿秋白的谈话中，罗明纳兹认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惩治叛军领袖的指示，自动解除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还认为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根源在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缺乏工人阶级的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国际的指示加以机会主义的理解。他表示，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
7月26日，罗明纳兹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上，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并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南昌暴动的问题。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暴动，否则便不可动，可以把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撤往农村，俄国顾问不参加暴动。”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还有两位成员是李立三和恽代英
[1]。会上还确定在7月28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新的策略和任务。但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中央紧急会议未能如期举行。8月3日，罗明纳兹又一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事日程。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罗明纳兹的督促下，也在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党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罗明纳兹和他的助手诺伊曼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邓小平等。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首先指出了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在这次紧急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他严厉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他认为中国国内群众的英勇行为是令人满意的，错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未将国际的指示传达到群众中去。”
[2]罗明纳兹认为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到7月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按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决定自己的策略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让步，甚至失去党的独立性；党压制了农民运动，使农民运动遭到了摧残；党要工人让步，结果工人运动大大失败。因此，他认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错误是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方针。罗明纳兹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今后的革命任务，也就不能领导新的革命斗争。罗明纳兹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对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退让和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种种表现。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他批评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一点，却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是，陈独秀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有其主观因素外，恰恰同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有关。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策略。他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较少，经验不多，但中国的任何阶级都不如它有力量。罗明纳兹在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认为它在过去的一定阶段中是革命的，但它现在已经反动了。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而应该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目的。因而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反对资产阶级并列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坚决地不仅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该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
[1]。实际上，罗明纳兹的这番意见是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当时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来的。这种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作为危险的敌人和打击的对象，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分析中国的阶级关系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就从阶级关系上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以这样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又成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屡犯“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明纳兹在报告中又提出了土地革命问题。他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基本方针。他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
[2] 他强调了土地国有的主张，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
[3]。
此外，在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罗明纳兹虽然在报告中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之类出卖革命的行径，但仍然根据共产国际的主张，提出“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的组织联合”
[4]。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还死抱“国民党”这面旗帜，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罗明纳兹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文件一样，不顾历史事实，反复强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上始终是正确的，而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共中央。罗明纳兹坚持为共产国际开脱责任的态度，引起当时参加会议的罗亦农、蔡和森等的不满。罗亦农曾当场批评了一些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并且指出了共产国际派出代表不当的问题。但是罗明纳兹虽然口头上承认“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会有错误的”，但还是强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1]。
“八七”会议最后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接着，会上由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8月9日，罗明纳兹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提名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为常委候选人，经选举后组成了中央常委会。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罗明纳兹在这次会议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湖南秋收起义。正当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持正确意见的人在斗争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之时，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和脱离中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教条主义地、主观地设计着一条不合中国国情的方针路线，并直接影响着中共中央的工作。
1927年9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罗明纳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的革命“已经转变”即“无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此之前——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曾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事问题简评》，对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当前革命发展阶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潮条件下，成立苏维埃将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问题。”
[2] 在“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还没有接到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具体的反映。显然，在这次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召开之际，罗明纳兹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所以根据罗明纳兹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同意共产国际指示，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是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认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在这些地方通过暴动建立苏维埃以前，我们坚决反对在小城市建立苏维埃。”
[1] 这样，就把党的工作从农村起义直接引向组织大城市的起义，把苏维埃看作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因而制订了广州起义的计划，而后来广州起义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经过“八七”会议到9月19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完成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政策的革命转变。
然而，罗明纳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远不止此。
1927年11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和刚从莫斯科赶来接替罗明纳兹工作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米凯特维奇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报告。但是，罗明纳兹的观点——中国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曾作过这样的描述：“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纳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2]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其他决议案。决议强调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等。这些内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全国革命已转入低潮的形势下，仍强调了“不断革命”论，以致提出了不少错误的观点和策略。主要表现在：一，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八七”会议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错误倾向。罗明纳兹起草的决议上写道：“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决议还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1] 这就进一步混淆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阶级关系方面，决议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
[2] 瞿秋白也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
[3] 而在提出反对蒋介石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口号的同时，也提出了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二，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确定斗争策略问题上，这个决议从“左”的观点出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0月间宁汉合作局面破裂，蒋、李（宗仁）和汪、唐之间战争爆发，广州军阀李济深和张发奎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种状况使罗明纳兹产生了错觉，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冲突矛盾非常激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暴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
[4] 基于这样的错觉，他否认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说是处于低潮的现实，因而不但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制定了组织全国暴动的“总策略”和“总方针”；提出要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更可能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
[5] 罗明纳兹起草的这个决议案还强调说“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的发展的先决条件。”
[1]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主要是接受了罗明纳兹的思想。那时，罗明纳兹这种不断革命论和实际工作中的暴动论很容易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因为蒋介石的大屠杀激起了共产党内极大的义愤和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对低潮形势缺乏冷静的分析，对阶级力量对比也就没有清醒的估计。
在罗明纳兹的影响下，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而且中国革命高涨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日益剧烈，显然有汇成总暴动的趋势，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直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2]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罗明纳兹的错误主张，于1927年11月18日正式作出并下达了发动广州起义的决议。
此外，这个决议还规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如：它规定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故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3]。这些过“左”的政策，在湘南等地的农村暴动中，发展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烧杀政策”。
罗明纳兹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仅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还提出了为之服务的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提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的《政治纪律决议案》，由此，曾错误地处罚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负责人：罗明纳兹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软弱的军事投机，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罗明纳兹指责秋收起义的负责人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提出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因此给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还解除了毛泽东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罗明纳兹在参加了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便离开了中国经由日本转海参崴回莫斯科。广州起义等事宜便由接替罗明纳兹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诺伊曼负责。
罗明纳兹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在中国期间留下的影响却继续左右着中国革命的局势。
在11月会议所作决议案的种种“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策略”来进行的。中共中央先后布置了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又布置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以及一系列的起义、暴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错误地指导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导致了这次“左”倾错误的产生。
四
罗明纳兹回到莫斯科后参加了1927年12月2日至19日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而此刻正是广州起义发动之际。罗明纳兹只知道广州起义的发生，因此，他在作题为《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危险》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时，还认为广州起义一定能取得胜利。罗明纳兹说，中国革命在1927年遭受了三次惨重失败（指“四·一二”、“七·一五”和贺龙叶挺的军队在广东的失败），其客观原因都在于特别剧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涨，在时间上不相持一致，而现在这种不相持一致的状况“不存在了”。“自发的农民运动正在日益扩大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掀起罢工浪潮和加强政治斗争来影响这个运动。中国的四个主要工业中心——上海、广州、湖北、华北，也到处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因此，罗湖纳兹竭力宣称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中国共产党立即行动夺取政权，实现一省数省乃至全国胜利的时候了。他说广州事件就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起点，共产国际的政策应当是举行暴动，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权。”罗明纳兹在发言中又发挥了中国革命性质是“无间断革命”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是亚细亚生活方式，不是纯粹封建主义的，这两者是不同的，有区别的。他说“要把中国农村存在的那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称作封建主义，只能是相对的，并需补充说明：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同欧洲的中世纪很少相似之处。独特的中国封建残余（这种封建主义最好像马克思那样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引起农村极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原因。”罗明纳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垮台了、瓦解了。他说：“资产阶级原来是一个未成熟的历史流产儿。只要他一转入反革命阵营，就会土崩瓦解，不再成为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了。它的某些派别便置于一些军阀的指挥之下。”罗明纳兹讲到这里，会场上有人喊“你说得太过份了！”罗明纳兹回答说：“这里没有任何过份之处。”罗明纳兹又讲了一段话后，斯大林也提出质问：“那么资产阶级剩下的是什么呢？”罗明纳兹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在会场中出现的笑声中罗明纳兹又改口说：“剩下的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接着，罗明纳兹又在发言中高声宣布：“现在在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和组织武装起义。党在苏维埃这个总口号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
[1]在这次大会上，米夫反对罗明纳兹的主张，驳斥了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在大会的总结报告的第四部分，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中明确支持了米夫，批评了罗明纳兹。布哈林说：“宣称资产阶级分裂为互相倾轧的不同集团，决不是说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力量已被完全消除了。说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个别的资产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说封建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是说不通的。”罗明纳兹虽然受到了布哈林的批评，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只要我自信我的观点正确，在没有就这些争论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决议以前，我就尽自己之所能，当然也不顾情面，在自由辩论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2]就在《真理报》刊登了罗明纳兹的发言之后，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然而，罗明纳兹并未轻易放弃他的观点。他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汇集起来，写成了一篇题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文章，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召开之前寄给了联共（布）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与此同时，米夫也写了《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一文驳斥了罗明纳兹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后来刊登在1928年2月29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三、四期会刊上。
罗明纳兹在他的这篇文章中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他说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资产。”他说：“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它已属于完结了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转变所采取的形式是新颖的，迄今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过的……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质。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1]米夫的文章则针锋相对地批驳了罗明纳兹文章中的观点。米夫在文章中写道，“中国革命……反对的是特别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帝国主义，而对于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即对于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我们过去宁愿估计不足，也不肯估计过高。”他在文章中指出：“只有分析中国社会的新因素，考虑那个为粉碎群众运动而建立的资产阶级地主同盟，然后我们才能认清解放运动的前景。”他在分析后得出结论：“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根据需要修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历次全会所作的如下决定：中国革命在第一阶段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并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趋势。……在最近阶段，革命的基本内容，即最主要的革命口号应当是：消灭帝国主义奴役，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2]五
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罗明纳兹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向忠发、李震瀛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的罗明纳兹受到了与会者的严厉批评，他与诺伊曼的全部主张也遭到了大会的否定。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等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者从反帝民族斗争上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政权的阶级本质上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都还没有完成。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的，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想要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
[1] 诺伊曼也同时受到了批评。不过，对广州起义，决议案还是作了这样的肯定：“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的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决议案也指出：“但是起义的领导工作仍然还有许多缺点；在工人农民当中以及在敌军中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对参加黄色工会的工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党组织本身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对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党中央完全不了解广州事件的情况；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差（没有开展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通过选举产生起义机关——广州苏维埃）。对于这些缺点，在政治上对共产国际负责的直接领导人，是负有责任的。”
[2]192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通告，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于是，罗明纳兹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宣告结束。同时，中共中央也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然而，罗明纳兹并未改变他的观点，也未正视自己的错误，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他与其他人的争辩情况。由于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对1928年以后的世界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在不久的新的时代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同时，共产国际六大也相应地提出了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反对右倾，反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要求开展机械过火的斗争。在这样反右倾的氛围中，便使犯了“左”倾错误的罗明纳兹又站起来进行了反批评。由于雷贝尔格和美国代表佩佩尔在会上批评了广州起义的“盲动”错误，罗明纳兹继续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如果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能否在现阶段完成自己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在现阶段就必须提出关于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夸大广州起义的作用，说广州起义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它对于一切殖民地运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罗明纳兹在7月28日举行的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又就“中国问题”讲了几点意见。他引用“六大”提纲中的一段话：“企图把广州起义看作是盲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广州起义是中国革命过去一段时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掩护战。尽管领导上有重大错误，它依然是新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罗明纳兹说：“提纲中的这段文字由于将成为‘六大’决议，所以具有重大原则意义。”他说这段文字不仅是对托洛斯基反对派诽谤的应有回答（他们宣称，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组织的盲动和冒险，这种说法和社会民主党毫无二致），而且这段文字果断地制止了我们中间、共产国际队伍内部的动摇，即制止了在评价广州起义上的动摇。”罗明纳兹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雷贝尔格，他引用了雷贝尔格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话：“广州起义遭到了而且不可能不遭到失败。其原因就是：起义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广州和广东省起义的取胜条件不够成熟，革命和反革命军事力量的实际对比不十分有利于起义，起义的时机（12月11日）选择不当。”
[1] 罗明纳兹说，从这篇文章看，雷贝尔格是多么动摇。但历史发展证明了雷贝尔格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1928年7月28日进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佩佩尔针对罗明纳兹在第十四次会议上对他的批评作了声明：“罗明纳兹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荒谬绝伦的论点，说我认为广州起义是盲动。可他拿不出一篇文章、我的一次讲话作根据。”佩佩尔声明说，“在起义被镇压下去的当天晚上，也就是我们还没有任何机会和那些直接参加起义的同志们交谈之前，我就尝试着对起义作了一个扼要的评价”，“当时……我写下了如下几行字，并且至今还赞同这个观点：‘广州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具有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豪迈的业绩，而且表明中国革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的程度。’‘资产阶级只会记录革命的失败，却不愿知道，在远东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何等重大的革命成就。广州，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现在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个事实有着象征性的意义’”。佩佩尔评价广州起义是“严重的失败，不是最后的失败，它是未来胜利的源泉和保证。”佩佩尔的声明最后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以世界五大洲和共产国际所有50个支部仲裁者面目出现的罗明纳兹同志是如何实行自我批评的。他在这里只字不提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曾经批评了他的中国不断革命论，这是托洛斯基的理论，这是有害的观点，这是一种同托洛斯基在1905年所犯错误相类似的错误。”
[1] 在同一次会议上，罗明纳兹声明说佩佩尔对广州起义的态度是发生前反对，起义过程中反对，在起义之后还是反对。罗明纳兹说：“佩佩尔同志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广州起义的盲动，他缺乏这样的勇气。”“但是，佩佩尔同志设置了一切前提，从这些前提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广州起义是盲动，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结论。”
[2]8月20日，罗明纳兹在第三十八次会议讨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时，作了题为《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的长篇发言，在这次发言结束时，再一次对佩佩尔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说“佩佩尔对于我的种种愚蠢荒唐的责难（责难我对战争危机估计不足，甚至指责我右倾，这一点似乎指责佩佩尔他自己）只能让那些关注我们这次讨论会的人们一笑置之而已。”
[3] 尽管罗明纳兹这样再三的争辩，共产国际“六大”还是根据罗明纳兹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以及他对错误的态度，没有再选举他担任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六
离开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之后，罗明纳兹在广州起义问题上的观点并未改变。1928年底，罗明纳兹为纪念广州起义一周年撰写了文章《广州暴动周年纪念》，发表在无产阶级书店1930年12月25日出版的《广州公社》上。文章高度赞扬了广州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文章写道：“广州伟大事件以来的历史过程使我们现在能完全客观地去估计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性质，它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优点”，“广州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不足三昼夜。广州革命的工人与士兵暴动，在58小时之内被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压服下去了。但这58小时实际上是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这58小时是中国革命发展最高的阶段，而同时又是急剧的历史转变。中国革命在广州暴动时，在广州群众的历史的行动中第一次——经过许多过渡的阶段——走上了新的苏维埃阶段。”关于广州起义的错误方面，罗明纳兹也在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群众对于暴动的政治准备不足，起义的领导者仅仅在广州城内，在兵士中进行革命的工作，未曾把这种工作发展到广州以外的兵士群众中。更大的政治错误，就是广州的共产党员从来就把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看作一种反动群众。这样就使自己脱离产业工人而孤立。在暴动时，军队的策略也是很不妥当的。暴动的指导者，没有集中全力拼命打击反动势力的主要根据地。
1929年4月，罗明纳兹参加了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罗明纳兹去高加索担任领导工作。由于他不同意斯大林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于是，罗明纳兹在高加索地区从事工程学研究，后来又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去工作。1930年12月，联共（布）党指控他组织了反党集团，解除了他的党内外全部领导职务。不久，罗明纳兹自杀身亡。1935年1月，罗明纳兹被联共（布）党开除。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月版，第339页—340页。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月版，第339页—340页。
[1]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2页。
[2]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 49、50页。
[1]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第53页。
[2]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第50页。
[3]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4页。
[4]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1]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结论》，《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2]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2页。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十九日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央通讯》第6期1927年9月30日。
[2]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0页。
[1]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259页。
[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57—259页。
[3]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
[4]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59页。
[5]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60、261页。
[1]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60、261页。
[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61页。
[3]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83—285页。
[1] 《罗明纳兹同志的发言》（《真理报》1927年2月14日），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2]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第330页。
[1] 罗明纳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三辑，第25—31页。
[2] 米夫：《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三辑，第34—52页。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350页。
[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353—354页。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394—395页。
[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404—405页。
[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404—405页。
[3]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404—4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