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7月11日闭幕。紧接着中国共青团也在莫斯科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陆定一从海陆丰回到上海，没有参加这两个大会，他当选为共青团的中央委员和驻少共国际的代表。

11月，陆定一从上海启程赴莫斯科。从上海乘船到大连，又乘火车到满洲里，路上还算顺利。出了车站，走过两三条街，就找到了联络地点。敲了门，出来开门的是两个农民装束的苏联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妇俩。苏联男人立即拿出一副雪爬犁，套上一匹马，让陆定一与他坐在一起，扬鞭策马上路。路上遇到一个哨兵，陆定一照那个苏联人事先教给他的话音讲了一遍，便顺利通过了。然后进入苏联境内，四个红军边防战士骑马赶来，问了掩护陆定一的苏联人几句，就放行了。到达火车站后，这位苏联人买了车票，匆匆送陆定一上了火车西行。火车开得很慢，一个多星期才到达莫斯科。但未等到来接他的人，陆定一心里异常着急。他稍后得知，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就在附近的一座四层楼里，门前挂了一个小牌子。

由于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介绍信，不能证明身份，陆定一向传达室说要找瞿秋白。他们好像不知瞿秋白是什么人。怎么办呢？他想起大革命前后少共国际派驻中国的三个代表都是认识的，就说要找阿布阔夫。一经通知，阿布阔夫和纳索莫夫都来了。这时阿布阔夫是少共国际远东部的负责人，纳索莫夫是印度和亚洲中部的负责人。只有黑达罗夫没有来，他是少共国际的总书记。他们见到陆定一，都非常亲热，并且立即带着他去见瞿秋白。

陆定一和瞿秋白见面，两人心情都无比激动，紧紧握着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共产国际安排陆定一住进“刘克思旅馆”。旅馆坐落在莫斯科最热闹的地段，即后来的高尔基大街。“刘克思”法文是“豪华”的意思，但这里的设备并不豪华。

陆定一到达莫斯科时，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组成已四五个月了，成员有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余飞。陆定一来后共六个人。蔡和森来得更晚些。组成中共代表团后，瞿秋白任团长，他同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邓中夏和余飞是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是驻农民国际代表。陆定一是驻少共国际代表，同时是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由列宁倡导建立的，称第三国际。为什么这次中共派了这么一个人数众多、而且由瞿秋白这样的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常驻代表团呢？原因是中共六大讨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有人认为，中共中央犯错误，共产国际也有责任，马林有错误，鲍罗廷、罗易也有错误，要求派一个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的代表到中国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当然不能做出那样的保证。因此决定：中共中央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通过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共同实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选出瞿秋白、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常驻共产国际。选他们两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意图。因为中共六大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不愿意他们继续在国内担任领导职务。

少共国际已有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1907年李卜克内西领导成立的“青年国际”。1919年，在列宁的倡议下，成立了少年共产国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即参加少共国际，它也派代表来指导中国团的工作。共青团五大在莫斯科召开，陆定一没有参加，他不知道为什么选他担任少共国际的代表。

刘克思旅馆住了一些国家的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其中有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日共代表片山潜，他是日共的创始人，同时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委员，大概有70多岁，后来他在莫斯科病逝。

共产国际给各国代表的待遇是不错的。据说当时苏联的最高薪水是每人每月300卢布，陆定一每月能拿到230卢布，除交党费外，都可以用在生活上。苏联经济困难，生活用品很紧张，都是定量供应，各国代表也像苏联公民那样，每月领一个小本子，里面是编了号码的票证，按照规定某号买某种商品，但对代表的供应比一般苏联公民多得多，从面包、黄油直到冬天的棉

大衣都有。陆定一对中共代表团内部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张国焘、余飞和陆定一住在刘克思旅馆；王若飞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邓中夏住在斜对面的团结旅馆。瞿秋白除了负责代表团的工作外，还在研究理论和中共党史，又要经常给国内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等报刊写文章，加上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使得他经常患失眠症。张国焘自恃老资格，刚愎自用，和瞿秋白及代表团其他人格格不入，矛盾尖锐时，就甩手不干，后来投到米夫、王明一边。王若飞和瞿秋白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心存芥蒂，对代表团的事情不太爱管。邓中夏为人爽朗、坦率，和同志们总是开诚布公、肝胆相照，他常常到刘克思旅馆和大家谈天。有一次，他们谈起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邓中夏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占山为王，往往也能坚持好多年，有时还能成功，我们也可以上山打游击，建立根据地。其实这时毛泽东、朱德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

在莫斯科期间，陆定一参加过共产国际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第二次会议”。

到德国开会时，陆定一在柏林意外地见到了廖承志。廖承志当时才21岁，已经参加了共产党，正在德国留学，在国际海员工会工作。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陆定一知道他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独生子，名门公子，却像个穷孩子。他们很谈得来。廖承志坐过洋人的牢。陆定一问他狱中的情况。他说：“还好，还算文明，只坐了几天就放出来了。”这次邂逅相遇，是两人建立深厚情谊的开始。

再一次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反右倾是这次会议的主题。

陆定一后来说，李立三犯了“左”倾错误和共产国际这次会议有密切关系。中共代表团成立后，一直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存在矛盾。米夫是苏联籍的犹太人，野心极大，早在大革命时，就想安插亲信到中共党内占据重要职位。中共五大时，他来到中国，王明（陈绍禹）跟随他来当翻译。米夫曾向陈独秀推荐让王明当中央宣传部部长。陈独秀不买他的账，只让王明在中宣部当干事，他看不上，和米夫回苏联去了。1927年底，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米夫处心积虑扶持王明等所谓有“理论”、能说会道的人上台。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米夫还是要打击他。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理应找中共正式代表。而米夫却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顶多再找瞿秋白、张国焘两人，把代表团其他人撇在一边。

中山大学的风波，反映了中共代表团同米夫、王明宗派矛盾的尖锐化。米夫借口如何办学是学校的内部事务，不容中共代表团过问。中大绝大部分学生对学校的办学方针和米夫、王明控制的党组织支部局十分不满。米夫不是接受意见改进工作，而是对学生施加压力，甚至妄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打击。所谓“江浙同乡会”，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们捏造中大学生成立反党秘密小组织，决定把12个中国学生停止学籍，开除出党，遣送回国，甚至要把四个人准备送到格伯乌处理。瞿秋白建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处理这个案件。调查的结果证明根本不存在所谓“江浙同乡会”。米夫、王明鼓噪一时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不得不收场。

“江浙同乡会”事件以后，中山大学学生对米夫、王明一伙，对他们控制的支部局更加不满。王明、博古一伙在学生中占少数，他们大多担任翻译，把马列著作背得很熟，他们的意见都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对方不服，讽刺他们是带括号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又加上了“百分之百”，叫“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米夫、王明凭借着行政权力和支部局，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闹得学生无法上课。有些人就到代表团住处申诉。米夫、王明又把矛头指向中共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的妻子，如余飞的妻子被斗过。陆定一在莫斯科经陈修良介绍，认识了唐义贞，他们于1929年12月在莫斯科结婚。唐义贞不仅被斗，还被开除了团籍。杨之华也挨过斗。

1929年夏天，学期课程快结束时，米夫不再兼任中大校长，新校长怀盖尔比米夫好一些。这时王明已离开莫斯科回国。学期末中山大学召开十天总结大会，并讨论下学期计划。会议一开始，双方就闹得不可开交。600多学生，只有29个赞成支部局。

这年秋天开学后不久，中山大学进行清党，米夫、王明宗派借口清除托派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人。告一段落时，才通知中共代表团说，有证据者12人，有人证的13人，其他是有嫌疑的，托派共有56人之多。但没有给中共代表团看任何材料。被认为是托派的，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1930年春天，共产国际秘书柏金斯基竟诬指瞿秋白支持托派刘仁静。事后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还通过一个决议案，说：“中共代表团不去消灭派别，实际上帮助了中大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在大多数中国学生中丧失了威信”。这个决议案通过后，中共代表团只好停止了工作。

1930年夏天，瞿秋白以及邓中夏、陆定一、余飞夫妇先后回国。陆定一的夫人唐义贞在中山大学遭到王明宗派的打击后，校方问她以后怎么办？她坚定地回答要继续革命。于是派她去学护理，当护士。陆定一回国是秘密的，她不能来送行。两三个月后，她也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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