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13 评论：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共产党和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的目标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则是迷恋他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不让中国出现和平、民主的局面。
8月14日，蒋介石突然致电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蒋介石的用心是：倘若毛泽东来了，他可以利用谈判时机，进行内战准备；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决心亲自到重庆。
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经过多次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并决定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方面派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为代表。政协会议将于1946年1月10日举行，陆定一于1945年12月16日到达重庆。政协会议曾达成多项协议，对于和平、民主是有利的。但是，蒋介石蓄意破坏政协决议的实施，最后撕毁政协决议。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斗争几个月，迁到南京后，虽然有时还在和谈，但毫无进展。
1946年6月，陆定一从南京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宣传工作也要以战争为中心了。中宣部仍然是一个小的机构，宣传单位也不多，除《解放日报》外，还有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在邯郸的电台功率大，专门向国民党统治区广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陆定一主要抓《解放日报》的工作，他帮助总编辑余光生订出宣传计划，有时要亲自执笔撰写社论、评论。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有一些社论是他授意写的，并亲自修改。11月周恩来从南京回延安后，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有的社论他也参加修改。《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审阅才定稿的。其中《郝鹏举事件的教训》这一篇，竟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的笔迹。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占了优势。而在全国人民中间，对于中共能不能取得胜利，还是疑虑重重；对美国也有幻想。因此当时宣传中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要把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另一方面要揭露蒋军的弱点，指出蒋军必败和我军必胜，以鼓舞士气，增强信心。7、8、9三个月，《解放日报》主要是贯彻这个宣传方针。但是在某些新闻报道中也有缺点，把蒋军的凶暴、残酷写得很具体，容易使人以为蒋军厉害，我们不易战胜它。9月，毛泽东两次对陆定一指出这个问题，一次是9月中《解放日报》准备发表一篇社论，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以及蒋介石的反动本质。社论写好后，送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不但澄清对美国幻想，主要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个（是）目前的中心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陆定一对社论作了修改，以《蒋军必败》为题，在9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它是内战全面爆发后论述形势和指出战争前途的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
9月下旬，在蒋军开始进攻张家口的同时，国民党方面又放出“停战”空气，陆定一又写了一篇社论，揭露美蒋的“和谈”阴谋，指出对他们不能有任何幻想。对于战局问题，特别是我方的有利形势和取得的胜利谈得不多。社论送给毛泽东审阅时，他指出，揭露蒋介石假和谈阴谋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事实，分析我们的有利条件和蒋军的必然失败。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陆定一，信的全文如下：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的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失了一些地方后大家很担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篇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陆定一把社论改写后，题目定为《蒋军败象显露》，再次送请毛泽东审阅斧正。毛泽东亲自修改，把题目改为《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这篇社论于10月3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这时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来延安访问，毛泽东接见了她。斯特朗是国际上知名的女记者和作家，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两次来华。1946年，她以61岁高龄来到延安，陆定一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接待了她。她提出要会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答应和她谈一次话。
8月6日下午3时，陆定一陪同斯特朗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这一天天气晴朗，温度较高，他们就在窑洞前小院子的一棵树下，围着石桌坐了下来。担任翻译的是陆定一。
斯特朗从和谈问题谈起，提出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作战，美苏能否发生战争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当斯特朗提出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你们怎么办时，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接着，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
“纸老虎”怎么翻译呢？陆定一起初翻译为稻草人。稻草人是吓唬小鸟的，并不是吓人的。斯特朗不能理解，陆定一自己也觉得这样翻译不准确。毛泽东也觉得这样译不符合他讲话的原意。于是陆定一采取直译的方法，告诉斯特朗，就是Paper tiger，the tiger made of paper。这一下斯特朗听懂了，高兴得很。毛泽东接着作了解释，说他家乡有很大的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把它淋坏。他举了沙皇俄国、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说他们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这次谈话提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在鼓励中国人民同美蒋进行坚决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斯特朗在延安逗留了一个时期，国民党军即将进攻延安时，她大概是想亲身经历一下解放军是怎样行军作战，怎样取得胜利的，以便向全世界报道，于是提出准备和我们的部队一起走。周恩来向她解释说，我们行军作战很危险，生活条件很差，很艰苦，劝她还是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吧! 她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的劝告，离开了延安。这次谈话也是陆定一担任翻译。陆定一说他平生当过两次翻译，都是给斯特朗当翻译。
这时有一个美军观察组驻在延安，负责人的中文名字叫鲍瑞德，他和陆定一有往来。鲍瑞德的立场和斯特朗不一样，他站在美国政府一边和蒋介石一鼻孔出气。有一天他见到陆定一，手里拿着一个硬币，嘴上说：“原子弹，你怕不怕？”陆定一说：“你们一个原子弹，炸我们一个土山，有什么好怕的？你看，我们这里有多少土山，哪能吓倒我们。”
从这以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成了宣传工作中贯彻的方针。陆定一写的社论《论战局》和1947年新年献词《艰苦奋斗，迎接光明》，都宣传了这个精神。这些文章都经过毛泽东审定。
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逐渐恶化。在中国内部，“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不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影响。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则另有看法。他指示陆定一写一篇文章，谈谈国际形势。写这种政论文章，陆定一本来是轻车熟路，由于毛泽东非常重视，陆定一也就格外认真对待。1946年12月中旬，初稿出来，刘少奇、周恩来也都看过。文章明确指出，现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不在美苏之间，当前不存在美苏战争的危险。而且美国和苏联相距很远，有一个辽阔的地带——亚非拉，美国很难进攻苏联。这篇文章在1947年1月4日和1月5日《解放日报》上连载发表，题目是《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陆定一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的思想，我的手笔。主要是写给苏共领导看的。”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有的政党甚至根据它来修改自己的政策。
1947年3月，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进攻地区一个是山东，一个是陕甘宁。中共中央对于撤出延安早已作了一些准备。有一天，陆定一在街上偶遇毛泽东，他对陆定一说：“你留下来。”陆定一问：“留下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我们这支中央直属队，由任弼时当司令，你来当政委。”于是陆定一留在中央直属队。
中央直属队是一支人数不多、机动灵活的支队，为中共中央和军委工作。任弼时任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为了保密，毛泽东也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
3月18日下午，胡宗南部队已进到三十里铺附近，延安已经听到炮声了，毛泽东还在接见新四旅团以上干部，他说，要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的。傍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在隆隆的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一再催促，7时左右，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住了十年的延安，沿延榆公路向东北撤去。中央直属队是最后一批撤离延安的。
4月12日，中央直属队转移到安塞县一个小山沟里的王家湾，这个村子很小，只有20孔窑洞。领导同志都住在农民让出的窑洞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住的窑洞只有两孔半，进门左边住着毛泽东和江青；右边只有半间，住任弼时，因为他打鼾，别人不愿和他住，只住他一个人。中间这一间稍大一些，除了一个土炕外，还放了一个腌咸菜的大缸，上面盖着薄薄的一块青石板，这就成了办公桌，周恩来经常在这上面批阅电报，开会也是在这里，这一间住着周恩来和陆定一，胡乔木从陇东搞土改回来，留在陕北，也挤在这个土坑上。陆定一、胡乔木经常要为新华社写消息、评论，他们只能轮流使用炕上的小桌。
蟠龙战役胜利后，陕北战局有了好转。中共中央决定5月14日在真武洞召开“陕甘宁军民庆祝大会”。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军民个个情绪高昂。开会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公开发表讲话，他用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毛主席在陕北”，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陕北边区军民的斗志。陆定一非常关心广播电台播音情况。真武洞祝捷大会举行后，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个消息，陆定一打开放在咸菜缸上的干电池收音机，女播音员正在广播蟠龙大捷和真武洞庆祝大会的消息和评论。陆定一把音量放大，全院子都能听得到。毛泽东称赞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 骂起敌人来义正辞严，讲到我们的胜利很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这样的广播员要多培养几个。”
蒋介石根据周恩来在真武洞出现的情况，判断中共中央在青阳岔、王家湾一带，又梦想要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毛泽东估计敌人会来这一手，派周恩来到真武洞亮相，就是要把敌人引到陕北的深山沟来，然后把它拖垮。6月8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到离王家湾5里远的山头上，枪声已经隐约可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才离开王家湾。
9、10两个月里，前方捷报频频传来，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得到刘邓大军胜利的消息，兴奋得没有睡好觉。第二天清早，就搬到白云山下的一个村子里休息。白云山离神泉堡只有十来里路。休息片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都沿着石阶爬到白云山顶的白云观参观浏览。白云观是始建于唐朝的古迹，有不少苍松古柏，山的东面是滔滔黄河，河东就是山西临县。这是陕北难得的一个风景点。
正当毛泽东一行从山上走下来时，遇见了闻讯赶来的童小鹏和罗青长。这时毛泽东游兴正浓，喊着童小鹏给照一张“背靠黄河”的照片。他学着京戏里踱方步的动作，嘴上喊着：“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如之奈何!”童小鹏立即用他的“徕卡”相机为毛泽东拍了照。从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愉快的心境。遗憾的是，当天周恩来、陆定一、任弼时夫妇拍的照片都是好好的，唯独毛泽东这张“背靠黄河”却没冲出来。童小鹏感到这是他一生摄影工作中最大的遗憾。
1948年春季，局势日益好转，中共中央机关在米脂杨家沟迎来了1948年的元旦。这时陕北战场军事上的主动权已完全操在西北野战军手中，已经没有多少仗好打了，延安的解放指日可待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必要再留在陕北，政治的重心应当移到华北去，因此中共中央准备离开陕北，到华北和刘少奇、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陆定一主管的这一摊宣传工作，就是一部电台和许多文稿，具体工作都由范长江在管。在陕北转战只有一年，他们写的消息、评论稿有一二十万字。当记者出身的范长江有这样的习惯，所有文稿哪怕只有几百个字，也都保存得很好。
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带着这支队伍离开米脂杨家沟，23日由吴堡县川口渡过了黄河。渡河非常顺利。进入山西境内，中共中央机关先到临县双塔村叶剑英领导的中央后委机关住了一天，即乘汽车到中共晋绥分局的所在地兴县，在蔡家崖住了整整10天。
在晋绥，毛泽东作了两次报告，一次是对晋绥干部讲土地改革工作，一次是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讲党报如何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晋绥日报》社长郝德青也请陆定一讲话，陆定一讲了政策路线、思想方法、对《晋绥日报》的意见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个讲话曾发表在1948年3月30日晋绥边区《新闻战线》创刊号上。
4月初，毛泽东一行离开蔡家崖，准备上五台山。这时虽然已是春天，但气候多变，到五台山下时，突然下起雪来，汽车行驶非常困难，只好在山脚下一个村子里住下来。4月9日，才继续上山。第二天，毛泽东一行就离开五台到河北的阜平，这里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的所在地。他们在这里逗留到5月间，才到达平山县的西柏坡。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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