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法南区包括法租界和华界的南市，范围很大。共产党有一个法南区委，书记就是陆定一的入党介绍人张永和。当时党和团经费都很少，不能给他们开工资，每月只发给为数很少的生活津贴。他们租不起好一点的房子，就在法租界望志路2号租了一间亭子间，两个人局促在这个斗室里干革命。

共青团法南区委专职干部只有陆定一一个人，工作内容主要是和几个建立共青团组织的学校、工厂联系，参加他们的会议，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陆定一在共青团法南区委工作只有两三个月，1926年九、十月间，即被调到共青团中央。这是因为当时少共国际派来一个驻中国共青团的代表叫纳索莫夫，共青团中央需要有人和他联络。纳索莫夫夫妇两人一起来中国，他们的身份都是秘密的，到上海后，纳索莫夫改名为卡拉钦斯基，自称是“白俄”；他的夫人叫卡拉钦斯卡娅。陆定一假装向卡拉钦斯卡娅学俄文，每星期到他们寓所去一次，谈谈共青团的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纳索莫夫的作风还不错，他从不向中国的共青团中央随便发号施令。在这段时间里，陆定一倒是学了一点俄文。

在共青团中央，陆定一还在宣传部协助起草文件，编写宣传提纲，没有具体职务，只能算是个打杂的。共青团中央的总书记是任弼时，领导人还有恽代英、萧楚女、萧子暲（萧三）、李求实等。

为了工作方便，陆定一搬到四川路的庆云路庆云里和任弼时住在一起。这是一座弄堂房子，任弼时、陈宗瑛夫妇住在楼上，陆定一住在楼下。他刚搬进来，任弼时对他说：“咱们总得有个关系才好呀，不然查户口怎么说呢？你就叫我舅舅吧!”陈宗瑛也要陆定一叫他“小姑子”。其实任弼时只比陆定一大两岁，因为显得老气，倒也有点像舅舅的样子。革命的情谊使他们亲密无间，像一家人一样。

不久共青团中央又安排陆定一协助编辑《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创刊。原来的主编是恽代英，他担任这一职务时间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是共产党内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陆定一到团中央工作时，恽代英已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团中央宣传部长李求实兼任刊物的主编。但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不长，就被调走了，由刘昌群继任主编。

经常为《中国青年》写文章的，除了恽代英外，还有任弼时、萧楚女、萧子暲等。刘仁静、郑超麟也写过好几篇。陆定一对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萧楚女是个才华横溢的宣传家，他年轻时在武汉饭馆里当堂倌，没有上过正规学校，靠自己刻苦学习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对国家主义派的揭露真是淋漓尽致，在当时很有影响。他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名字又特别，以致有人误会他是个女的，曾写信来向他求爱，并约定见面地点。他真的按时去约会，对方一看，原来是个满脸麻子的黑大汉，很不好意思地走了。这件事当时被传为笑谈。萧楚女这位著名的宣传家，1927年4月，被国民党沉溺于珠江，英勇牺牲。

不久陆定一搬到四川北路横滨桥附近的横滨路和刘昌群住在一起。这里是《中国青年》的编辑部，也是他们的卧室。共青团中央严格要求他们保守机密，非有重要事情不能外出。他们只好日夜困守在室内，除了编改和撰写稿件外，就是看书，有时实在耐不住，只好在房间里吊吊嗓子，唱京戏。

陆定一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开始时是翻译一些文章，比如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上翻译黄浦江中停泊了多少外国军舰之类的短文，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有一次，他在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看到转载美国《亚细亚》杂志的《广州成为亚细亚洲激进中心之底蕴》的通讯，是美国作家L·S·Gnnett 写的，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广州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文章说，在中国，只有广东是真正民治的省份。孙中山是人民的恩人。广州的运动或者失败，或者将成为燎原烈火，扫荡全国。陆定一感到，美国人说的话，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题目改为《美国人之广州观》，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了两期。

《中国青年》与各地共青团组织的联系是成功的。《中国青年》在四川路桥邮政总局里租了一个信箱，各地共青团组织和团员来稿，都寄交这个信箱，杂志社每天派人去取一次。许多揭发当地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劣迹和反映青年运动情况的来信来稿，都是这样寄到上海来的。这些稿件有的是明写的，有的是密写的。《中国青年》能够刊登一些反映各地情况的通讯，得力于这个方法。在大革命中，《中国青年》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其他刊物发行数量一般是几千份，而《中国青年》在武汉出版时曾达到一万多份，最多时将近三万份。

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期间，陆定一曾到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陆定一参加学习的那个班类似党校的性质，学习内容是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国共合作、秘密工作的纪律等。每个星期天上一次课。负责讲课的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等。上海大学的学习，使陆定一系统地学习到中共的基本知识，那些秘密工作的知识对他们来说尤为可贵。

国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反革命的逆流也越来越明显。1927年3月，蒋介石惨杀江西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接着，九江、安庆等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仍一味妥协，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则处处限制。这不能不引起陆定一深思。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犯了错误，只觉得这样下去不仅工作难以展开，对革命同志也已构成严重威胁。

那时，瞿秋白在党中央负责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共青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经常见面。正当陆定一迷惑不解时，有一次瞿秋白对他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瞿秋白的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党内斗争”，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的。在秘密工作中，同志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目标一致，亲密无间，为什么党内会有斗争呢？陆定一一直琢磨着瞿秋白这句话的含义，回顾几个月来的情况，他开始懂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也深为局势担忧。

这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陆定一热情洋溢地写了《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在《中国青年》发表。

可是白崇禧的军队随即进入上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捕被杀。陆定一住在租界里，共青团没有暴露，处境稍微好些，但也受到很大的威胁。有的同志曾经提出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不能赤手空拳让敌人来逮捕；也有人提出拉一支队伍到茅山去。

中共中央在上海已经很难立脚，武汉的国民政府仍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决定迁到武汉，陆定一也奉命转移到武汉。4月20日左右，陆定一和在中共中央做宣传工作的郑超麟结伴，由上海乘轮船到了武汉。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和王明也同船到达武汉。陆定一到达武汉没几天，他作为共青团选出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小礼堂举行开幕式，出席的有正式代表80名，还有列席的和来宾100多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和魏金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谭延闿、徐谦、孙科也应邀参加。大会先由陈独秀致开幕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会上分发了瞿秋白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什维克主义”，这本小册子非常引人注目，主要是批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陆定一通过出席中共五大，进一步认识“党内有斗争”的事实。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多年以后陆定一谈起这件事情时说：

看来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瞿秋白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二是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建党时期的同志除李大钊外，其他的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后辈，大家仍然敬重他，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担当党的领袖这个重任；三是当时党内还没有出现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继续担任领导。总的来说，对陈独秀是迁就的，积极追随陈独秀的彭述之，则在五大以后就离开党中央了。现在回顾五大，瞿秋白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这是立下功绩的，瞿秋白的意见也不能说全部是正确的，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但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有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瞿秋白则迷信共产国际，以为中国共产党还不能自立，只能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这是一个缺点。

中共五大于5月9日闭幕，5月10日，共青团也在武汉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任弼时连任团中央总书记，杨善南任组织部长，刘昌群任宣传部长，陆定一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由于刘昌群很快调动了工作，陆定一接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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