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国民经济有了一定恢复，三年经济困难接近尾声，形势开始好转。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七千人大会”等几个会议。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先是召开工作会议。9月24日至27日又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共开了两个多月。在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的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毛泽东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这次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
在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批判小说《刘志丹》（上册）。
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一位编辑在一次出差中遇到了刘志丹的弟妹、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她谈起想写一部关于刘志丹的小说。这位编辑很感兴趣，于是向出版社的领导汇报，领导同意出版这本书，并派人帮助作者完成初稿。出版社送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的战友习仲勋审阅。习仲勋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编辑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指出：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小说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习仲勋指出不要写高岗。1962年夏天，作者根据广泛征集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出版社印出送审稿。《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选择了稿中某些章节刊登。
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9月8日，预备会议各组已开始批彭，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简报中登出，引起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彭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而且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泽东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陆定一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他对习仲勋、贾拓夫都是很了解的。陆定一想这件事情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西北党组织领导人中对历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分歧而引起的。他不相信习仲勋、贾拓夫会反党。阎红彦告发这件事情，可能是过去的恩恩怨怨造成的。由于康生在兴风作浪，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陆定一也无可奈何。
这个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尚未结束。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1979年7月14日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党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于1980年2月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同志平反。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断，斗争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的。
在文艺界兴风作浪的，最早是江青。解放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电影处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1963年，江青插手文艺工作，她到中宣部就发号施令。陆定一也很少顶她。只有一次，她提出电影的问题很多，中宣部应当对每部影片进行审查。陆定一说，每部电影都由中宣部审查，中宣部的干部都去审查电影也审不过来。这一下得罪了江青。江青野心勃勃，她想抓中宣部的文艺工作，从北京、上海抓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
1963年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争论了关于“大写十三年”的口号问题。这个口号是柯庆施提出的，这次会议以前已经传开了，柯庆施、张春桥主张只能写关于建国后十三年的题材，不能写别的。林默涵在总结中搞了一点调和。他说，提出写十三年就是写社会主义时期，这没有错误，也应该写，但是不能说十三年以前的就不能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能反映，那就太狭隘了。12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116号刊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中宣部文艺处把这份材料给了江青，江青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2月12日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和刘仁，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1964年6月27日，正当全国京剧现代戏在北京举行观摩演出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了第二个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下达以后，文化部和各协会人员没有思想准备，被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
这时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也出来乱加批评，点了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等，说都是“毒草”，应该批判。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公开放映和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毛泽东在报告中作了指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都受到批判。
陆定一对这场批判是什么态度呢？ 1963年12月26日他在中共华东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认为，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求我们的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的发展服务。不能麻木不仁、马马虎虎，满足于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同志们不少人去过苏联，你们去看那个大剧院，四十几年前到现在没有什么新剧目，就是《天鹅湖》。第一天《天鹅湖》，第二天《天鹅湖》，再隔几天还是《天鹅湖》。对文学遗产一味称赞，没有批判。他认为，越是精华的遗产越要批判，《红楼梦》不批判行吗？外国小说翻译过来，这算是一个成绩，但只算做了一小半，还有一大半事情没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它写序写注。否则，拿出去是害人的。对于政治上有害的戏要禁止。这些戏是少数，但是我们要禁止的。陆定一对于遗产，对传统剧目，并不是一概反对的，他主张不要干涉过多。他说，有一种戏是中间状态的。《贵妃醉酒》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这个传统剧目，梅兰芳演的，名气很大，而且这些戏到日本等国家去演出还很受欢迎。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大到其他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著作；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陆定一没有直接去管文艺工作，但是，现在问题这么严重，自己也是要负领导责任的。当时，毛泽东对陆定一是保护的。他曾表示，对于文艺界的问题，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所以提出不应责备陆定一同志。
1964年年底，即将召开三届一次全国人大，换届后的国务院，沈雁冰（茅盾）不能再当文化部长了。周恩来和陆定一商量，由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陆定一说，我没有时间再去管文化部了。商量的结果是请一位同志来当副部长、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陆定一担任部长。对这件事，陆定一后来说：“当时正在提倡学习解放军，我想到请军队的同志来，于是请了济南军区政委萧望东来担任副部长，主持工作。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萧望东在文化部首当其冲，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如果他仍在部队，也许就平安无事。我出狱后，每次见到萧望东，都向他道歉赔礼。”如果说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性质则完全不同了。文章讲到《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对作者、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进行批判。
吴晗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呢？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为此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那么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毛泽东还说，他已把《明史· 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恩来也看一看。会后，胡乔木把这个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17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一文。在这以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吴晗写成五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上演。吴晗写《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根本没有关系。康生硬是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就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升级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问题了。
过去中共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中央批准。对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应该事先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打个招呼。但江青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一直对彭真、陆定一，对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保密。因为这个原因，彭真、陆定一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抵制。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 上海出了姚文元的单行本。由于不明真相，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干预。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但是，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里也全文转载了。因为毛泽东同意先不对吴晗的问题作出政治结论，彭真于1966年2月3日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天毛泽东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等人组成的小组，由陆定一主持，即担任组长。陆定一晚年说：毛主席要我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我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产生了。
在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会议上彭真提出“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陆定一对当时那样的批判早就有意见，因此在会上他也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并且要依靠他们做骨干，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他修改定稿。2月7日，彭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送给常委，并让许立群在会上做汇报，他插话做了说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常委会决定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作决定。
在武昌，毛泽东听到汇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最后，毛泽东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
回到北京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他特别提出：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被认为“右倾”于1962年被撤销。）毛泽东没有点陆定一的名，却已经暗示陆定一可能像邓子恢那样当不成部长了。
3月27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针对3月12日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在电话中讲“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没有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康生等人的谈话，后来也知道了。陆定一一向敬重毛泽东，他没有想到是毛泽东对这些事情估计得如此严重，老是检查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事。但是“中宣部是‘阎王殿’”，自己是“大学阀”，他怎么也想不通。吴晗的历史情况他有所了解，他认为吴晗没有和彭德怀有任何瓜葛，《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对翦伯赞，陆定一知道他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提出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学术问题。而且，对这两位学者，中宣部从来也没有包庇过，“大阎王”、“大学阀”这两顶帽子，硬戴到自己头上，这合适吗？陆定一感到惶惑。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并由此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2月初，有一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里去一趟。上午10时左右，陆定一来到彭真家里。
彭真拿出一叠材料交给陆定一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匿名信是严慰冰所写。这些信绝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陆定一不禁大吃一惊。他翻了翻这几十封信，又仔细端详笔迹，许多字和严慰冰的笔迹相似。
彭真接着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署名王光X，发信地址是王光美母亲的托儿所，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陆定一很坦率地对彭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牵动了中共中央常委，因为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他们相信陆定一不会参与此事，因此委托彭真把详情告诉他，以便心中有数。
陆定一下午回到家中，拿到了严慰冰写的毛笔字和一张钢笔写的未写完的信。第二天，陆定一把这些字迹送到彭真家里。过了四五天，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要他留下来，拿了公安部退回的字迹给了陆定一，并说：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中央常委会讨论过，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这个案件由中央来处理。陆定一表示服从中央常委的决定。他说，我应当引咎辞职。自己无大病，没有理由住医院。彭真说：中央相信你不会参与此事，现在不要考虑辞职的事。你还是住院好，由卫生部通知你。严慰冰对调查之事毫无察觉。陆定一住进了北京医院。
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给林彪和叶群呢？事情要从延安时代说起。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不知从哪里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后来叶群与林彪结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叶群在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这个医院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当时条件困难，有时供应不上，叶群便大吵大闹，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的非议，严慰冰也看不惯她。解放后进了城，叶群作风未变，而且发展到伸手要权要官，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在军队里，她颐指气使，像个女霸。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直接引发她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前妻生有一个女儿，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受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回北京。1961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知道林彪女儿的不幸遭遇后，深表同情，对叶群的这种做法深为愤慨。因此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当然也包括林彪。
陆定一说：“严慰冰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与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严慰冰文学造诣很深，她写的散文文情并茂，优美动人。可是有时却又做出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她有精神病完全是真的。从1961年到1966年5月间，严慰冰写了50多封匿名信给林彪、叶群一家。往往是在有病的情况下写的。
严慰冰本来是个正常人，在延安时候没有精神病，她得这个病的原因是这样：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两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她们交代问题，又不让她们申辩。后来经过调查，她们都没有问题，但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这时陆定一回避了中宣部对严慰冰的斗争，同时也为了治疗他消化道的毛病，到苏联去了一个时期，回来后严慰冰已得病了。
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偷。她找了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很客气地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刚进门，就与一个女人撞个满怀。这个人气势汹汹地质问着：“你没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这个人竟是叶群! 两个争吵起来。事后，严慰冰找解放军总政治部叶群的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严讲的是无锡话，这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的话，只好借助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
林彪把此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央宣传部，调取她的档案，查对笔迹，确定匿名信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1966年4月28日，严慰冰的专案组将她叫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坐进一辆汽车，进了看守所。1967年严慰冰又被送到秦城监狱。
陆定一住在医院里，想到中央正在处理严慰冰的问题，他应该避开。这时周恩来对他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他曾一直想到江西的劳动大学，因为工作忙脱不了身。这次便先去江西。3月7日，陆定一到达上海，到车站迎接他的是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
陆定一见到张春桥后，不客气地批评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央打个招呼。张春桥哼哼哈哈不作正面回答，而是说上海市委已经决定，把所有关于《海瑞罢官》的正反面文章都在《文汇报》上发表，以引起重视和讨论。实际上，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引蛇出洞”，引诱一些人写文章，以便当靶子。
第二天就是“三八”妇女节，陆定一听说上海已能生产女用手表，但只有半钢的一种，男用表倒有好几种。他买了一个女表和一个男表，写了一封信，连同手表托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顺便带回北京，交给夫人严慰冰。想不到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受迫害的“罪状”。
陆定一在上海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启程去南昌。在江西，陆定一重点考察江西劳动大学，尽管报刊已在批判《海瑞罢官》，但在应邀所作的报告中，他仍坚持认为对海瑞的评价可以开展讨论。之后，又上了井冈山。
还在南昌时，他看到了中共中央4月1日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中的内容使他深为震惊：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陆定一觉得，这个《纪要》打的是“部队文艺工作”的幌子，实际上却要管全党全国的文艺工作。自己是意识形态、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人，如果说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自己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次自己可能在劫难逃了。他不知道《纪要》产生的背景和经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纪要》与《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毛主席既已批准《二月提纲》向全党颁发，为什么又批发了这个《纪要》？
陆定一感到问题严重，他立即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许立群，要求在中宣部开展批评，首先是对自己进行批评，愈尖锐愈好，并请他们把批评意见转告给他。这时，严慰冰给陆定一打了电话，要他回北京看一个文件，是密封的。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同康生关于彭真错误问题的谈话。严慰冰将文件发往南昌，被中央机要局截了回去。
陆定一到了安徽，从芜湖渡过长江，经巢县到达省会合肥。陆定一感到这里气氛和江西显然不同。虽然礼节不失，但人们对他并不热情，也没有人请他作报告。这使他想到北京形势大概有变化。
4月3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从北京来到合肥，他们是中央派来找陆定一的，告诉他：他的夫人严慰冰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于4月28日逮捕。严慰冰要出事，这在陆定一意料之中。但竟是“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他没想到会如此严重。正式谈话后，张子意又找陆定一个别交谈，建议他写信向中央表示态度。他给中央写了信，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
张子意、杨奇清离开合肥后不久，5月6日，陆定一接到了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回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按陆定一的要求，派飞机来接。
5月8日，陆定一从合肥乘飞机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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