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从安徽回到北京后，本应回到中南海增福堂他的家里。可是下了飞机，汽车一直送他到安儿胡同1号。这里住了一个班的战士。他意识到可能被软禁了。
第二天，张子意来看他，对他说：“据说这次要你回来，是毛主席的意思。”1966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中，中央办公厅通知陆定一参加会议。在陆定一参加会议前的5月5日下午和6日下午，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6日下午和7日上午，张春桥也讲话，从八届十中全会，一直讲到1966年。陈伯达也讲了话。他们都把矛头指向彭真和陆定一。
5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简称《五· 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尖锐批判。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会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彭真、陆定一进行揭发和批判。对陆定一的批判，归纳起来有：
一、对毛泽东思想无感情，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贴标签；
二、在文艺、教育、体育等领域贯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针锋相对；
三、反对搞阶级斗争，在文艺方面提倡题材自由化，说“医生治病是不问病人属于哪个阶级的”，对《体育报》只准搞业务，不准谈政治；
四、反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咬牙切齿；
五、在庐山会议上态度消极，从来就与彭德怀搞在一起，还给自己的男孩取名“德德”，一个德是朱德，一个德是彭德怀；
六、从来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左不反右，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是大学阀，《二月提纲》也是陆定一的思想，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三人勾结，是桃园三结义、大三家村；
七、反对林副主席，是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的幕后策划者、指使者。
为了指责陆定一是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同谋或主谋，会上提出“八大证据”：
一、4月28日严慰冰被捕后，在她房间桌上的玻璃板下发现一封未寄出的匿名信，可见匿名信在家里是公开的。
二、林彪一家包括两个孩子，人到哪里匿名信就寄到哪里。如果没有陆定一、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的帮忙，严慰冰怎能知道。
三、匿名信90％寄给林彪一家，而且逻辑清楚，根本不像精神病人所写，其中的规律是：陆定一对党对林彪攻击最猖狂时，亦是严慰冰发信最多时。特别是发信地址写为按院胡同，用毛主席媳妇的名字署名等，是企图挑拨毛主席与林彪的关系，必定是陆定一所为。
四、严慰冰在匿名信中怀疑叶群16岁入党，说明她研究过叶群的历史，叶的档案在中央军委，如果没有彭、罗、陆、杨帮助，严何以能调出档案。
五、本条提及1927年《东方杂志》有两期刊登《王国维传》，说严慰冰知道这本杂志的内容，只能是陆定一告诉她。
六、去年中央上海会议，叶群发言揭批罗瑞卿后，与会者无不愤慨，唯独陆定一无动于衷。此事过后不久，1月26日，一封最恶毒的匿名信（是一首诗）经上海市委曹荻秋转林彪，矛头对准毛主席，陆定一必定是这首诗的作者。
七、严慰冰受处分后，陆定一只提严的问题是“破坏党内团结”，根本不提“反革命”，说明他对中央的处理不满。
八、匿名信查出后，陆定一离京去到上海，连续给严慰冰写了三封信，用的是黑话，是与严订攻守同盟。这是指3月7日他在上海写给严慰冰的一段话：“上海已能生产女用手表，今天拿了样子来看。男用的有四种，130元，防震防水防磁……女用的只有半钢……请他们挑选走得正确的，不必现在就拿货……”
这封普通家信被加以附会，成了“大有文章”的隐语，如其中“防震防水防磁”是说男方（陆）将三防，女用“半钢”是暗示严“不讲”（无锡话“钢”与“讲”同音，“半”与“不”同音）。“挑选走得正确的，不必现在就拿货”，暗示严要选择恰当的话说，不要讲出事实真相。
陆定一被指责的还有：在匿名信案发后，与彭真密谋搞攻守同盟；离京外出是逃之夭夭；说严有精神病，是企图以安排治病为由为严开脱。
会议形成了对陆定一的围攻，林彪尖着嗓子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斩钉截铁地回答：“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他既没有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
“你不老实!”林彪猛地拍了桌子，“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
陆定一顶了一句：“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悟到陆定一这句话有弦外之音，暴跳如雷，不顾自己的身份，大吼道：“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嘣死你。”
康生也阴阳怪气地喊道：“陆定一是特务。”
于是全场哗然，这是在庄严的殿堂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可是人们大都不知道康生是在血口喷人，也有人半信半疑；有人看到彭、罗、陆、杨出了事，幸灾乐祸地说：出了“三家村”，现在又有“四家店”。
在一次会议上，竟出现了这样一件荒唐怪事。开会之前，每个人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手书。上面写着：
我证明：
（一）叶群在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林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面对这一纸不伦不类的“处女证明书”，与会者个个目瞪口呆，在如此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竟为自己的妻子作贞操证明，并作为文件发下。聂荣臻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80年代陆定一谈起这次会议说，当时对我的所谓揭发批判，大多是无中生有。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我说“顶峰”这句话，让后人去说。如果说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岂不等于它再也不能前进、不能发展了吗？当时在社会上，学习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贴标签的风气很盛行，中央宣传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希望扭转这种不良的学风，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的一项罪状。
5月18日，会议继续举行，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大谈政变经，接着对陆定一破口大骂。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在此之前，彭真已被通知停止出席会议。5月23日，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中央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1945年春到1966年5月，前后共21年）的陆定一，就这样下台了。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5月22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与陆定一谈话，告诉他中央将成立审查委员会，审查他在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中的嫌疑问题。同时，要他自己写检查，交代。并说，写检查所需的文件材料可向中央办公厅要。
陆定一给中共中央写了信，他坚决否认与匿名信有任何牵连。他对“八条证据”提出了答辩，如关于陆德德的取名，不是“一个德是朱德，一个德是彭德怀”，这个名字是过瑛（严慰冰的母亲）取的。陆德是1942年出生的，那时彭德怀在太行山，过瑛根本不认识他。
八九月间，他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为了核实和进一步检查，希望看一看他自己的发言稿和中宣部的有关文件。未得回应。这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说审查委员会要他写自传，着重写1933年上海共青团被破坏和他回到中央苏区的一段。他答应照办。
9月26日，负责看守并管理他生活的邵某向他提出：“一、写信给毛主席，只能写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检讨，别的不许写；二、要多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别的不许管；三、孩子们把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言读给你听，是不许可的。”第二天，陆定一对邵某表示：“你昨天提出的三条，我坚决拒绝遵守，除非你给我中央的书面通知。”
9月30日上午，安儿胡同1号出现了这些日子来少有的宁静。陆定一正在静心读书。因为明天是国庆节，女儿陆瑞君上街去采购食品，两个儿子陆德、陆健忙着干家务事。突然一阵轰鸣的汽车声由远而近，下来五个穿便衣的男人推开门，把陆德、陆健支开了。五个人闯入陆定一的房门，二话不说，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他揪住往门外拖，不容他争辩，强行把他推进车里，一溜烟开走了。汽车开了好一会，停在一幢三层小洋楼前，小楼在海军大院西南。
陆定一被带到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房里有写字台、椅子，还有一张席梦思床。
“这是什么地方？”陆定一环顾四周后问。
“看守所。”一个男人回答。
“我犯了什么罪，要进看守所？”
“现在你必须接受党内审查。”
陆定一发火了：“党内审查还要进看守所？”
这个男人噎住了。他身边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高着嗓门说：“一是审查你，二是保护你，你别不识好歹。明天红卫兵大游行，完了还要到你家里去，你会受不了。你原先的住宅，掘了墙，挖了地，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掌握在我们手里，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陆定一一家搬出中南海的增福堂后，增福堂接连四次被抄，细软物品全被拿走。连无锡陆定一祖宅也被洗劫，没有抄到什么罪证，只有一本残缺不全的家谱，一幅穿着清朝官服的祖先的画像。
陆定一开始在这座小楼接受“党内审查”。起先要他写自传，写了一个多月，好几万字，11月8日写好了交给审查委员会。
接着对他进行无休止的审讯。审讯的内容先是“夫妻黑店”问题；又无中生有地要他交代“反对派”名单，因为林彪诬陷彭罗陆杨是“政变集团”；再就是历史问题，如加入国民党、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被破坏时他的活动。还有社会关系，如与被打成“特务分子”的弟弟陆亘一的关系，与被杀的“托派”夏采喜的关系，等等。
与夏采喜的关系，这段历史是清楚的。所谓陆亘一的特务问题，是因为他是交通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曾在国民党机关里做过技术工作。抗战开始时，陆定一觉得他这样的人才对我们有用，鼓励他投身革命。他到了延安，一直在军队做通讯工作，是总后勤部军械部通讯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含冤而死。“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军委才为他平反昭雪。
审查期间，陆定一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主要是筛煤渣、拣煤核。天寒地冻，雪花纷飞，老人已年过花甲，腿蹲麻了，手冻僵了，眼看花了，才直一直腰。12月9日，陆定一第一次被拉出去接受公开批斗。陆定一决定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绝食。第一次绝食是12月10日上午。他没有吃晚饭，却被拉去中宣部参加批斗会，站了5个小时。造反派竟嚷道：“如此顽固不化分子，饿死一百个也不要紧!”
11日继续绝食，早上、中午都拒绝进餐。看守所所长急了，不得不来说好话，晚上才停止绝食。16日，约已过半夜，陆定一在睡梦中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所长站在床前催促道：“快起来，中央首长来了，要提审你!”来提审的有三个人，为首的是关锋。他对陆定一宣布：“反党分子陆定一，你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 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干部待遇为犯人待遇；第二，必须交代‘政变行动’，从去年10月1日起的活动要逐日写下来，必须老实交代，否则，交红卫兵处理!”
关锋说完，不容陆定一申辩，扭头就走。
接管陆定一专案的是“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他亲笔写下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
1、降低生活标准；2、要他（和她）（指严慰冰——引者注）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十月起到今年被捕止；3、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随后下令逮捕陆定一的儿子陆德。
专案组还一再迫他交代“政变行动”、“反对派名单”。陆定一于17日再一次绝食。
18日晚5时，所长来劝他进食。他提出一个条件是要写信给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将信转呈，他将于明天复食。夜里8时，他写了封给毛主席和林彪的信，反映了他的处境，并声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没有‘政变行动’”，“硬要我交代，除非逼供信，而这是违反党的利益的。”
信交给看守所所长，所长交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根本没有送呈毛泽东和林彪，而是被陈伯达扣下来了。
1967年1月1日，6个人来对他进行审讯，强迫他交代与彭真如何进行“反革命密谋”。他第三次绝食。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仍然拉他去批斗，一次5、6个小时。1月7日，绝食已进行了4天，他已卧床不起，心脏出现间歇跳，看守所这才慌了手脚，不得不叫来医生给他打针。
专案组把陆定一转移了，关到西四北七条一个四合院里。
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跳梁小丑戚本禹摆出一副权威的姿态，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等罪名强加给刘少奇、陆定一和周扬等。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也加紧了对陆定一的迫害。
196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用了整整一个版发表署名“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的文章《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文章把陆定一1956年5月26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诬蔑为“黑报告”。
12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革命联合总部”的批判文章《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此同时，陈伯达一伙千方百计要把“叛徒”、“内奸”的罪名强加在陆定一头上。
陈伯达眼看着自己接管的这个专案毫无进展，这怎么向林彪、江青交代呢？ 1967年12月，有一天，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把陆定一专案组几个负责人找到人民大会堂，要他们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突破”。
就这样，陆定一经受了一场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春节前夕，几个彪形大汉挟着他上了吉普车，把他拉到鼓楼大街帽儿胡同一座院子里，他被带进一间屋子。坐在上首的主审官宣布：“陆定一听着，现在对你从严审讯。一天只能吃一餐饭，睡一小时觉，其余分三次轮流审讯。”
“没有什么可交代!”陆定一也语气强硬。
立即，两个男人快步上前，陆定一的两条胳膊立即被两双铁钳般的大手拽住，背上好像有什么粗糙的东西狠命摩擦皮肤，发出沙沙声，立刻，脖子以下像火烧般灼痛。
陆定一愤怒地扭头问：“你们搞什么名堂？”
“小意思!”一个男人手上拿着一张粗砂纸，另一只手拿支短木棍，晃了一晃说：“你脑子生锈了，给你除除锈，就开窍了。”
猛地，他的胳膊被两只大手抓得更紧，并用力往后扳。肩膀与手臂间的关节一阵钻心般痛，又有一只大手按在他的头上，他脸朝地栽倒了，整个身子趴在地上，额头重重地磕在地面。只见大汉们围上来，一阵拳打脚踢。陆定一被架了起来，几个汉子把他围成一圈，这个当胸一拳，那个背后一脚，老人瘫倒了。
这样的毒手，明天又重复一番。因为得不到他们想得的东西，第三天花样翻新，对老人采取了新办法。
“快说，交代你的政变行动!”
陆定一依然沉默。
“咯……”手铐被收紧一下，再问不说，再收紧，这样一次次收紧，腕骨几乎要被压裂，疼痛使他全身颤抖。老人的身心已极度疲惫，他仍坚持一条，不能胡说八道，陷害革命同志。但这种酷刑很可能把他折磨死，这样他将冤沉海底。为了留下一口气，他在朦胧中不知说了些什么，打手们如获至宝，庆贺“重大突破”。
经过10天的严刑逼供，陆定一已经奄奄一息。随后陆定一被转移到海军大院里面另一座房子里。房间的门整天被关得严严实实，窗户的玻璃也涂成黑色。陆定一在这个囚室呆了3个月。室内没有暖气，炉子烧的是劣质煤，大多是煤矸石，常常满屋子浓烟滚滚，一股浓烈的硫磺味扑鼻而来，老人咳嗽不已。
1968年距离五一节还有两天，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牢狱的滋味。
陆定一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
牢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时间，1968年；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
在这个监狱里，陆定一的名字被这个68164所代替。
牢房大约有6平方米，是个单人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床很低，离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里有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没有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个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后，舀一勺水冲就完事了。
每天有一次放风，地点在牢房外地坪上，用墙隔成许多小格，犯人单独地放出来，走进自己那个小格里，谁都见不到别人。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犯人们的活动。
犯人的伙食极坏。窝窝头白菜帮，只有春节时能吃一次饺子，或者有两个狮子头。12年没吃过西瓜。
这样的牢狱生活一年、两年、三年，周而复始地过着，没有说明要坐几年牢。他没有书可以阅读，也看不到报纸，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不禁喟然长叹：国法何在？正义何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监狱的看守以及专案组一直对陆定一保密，因为他的罪状中就有一条“对林副主席刻骨仇恨”。如今这笔账怎么算，专案组颇感为难，因此干脆不提。但是总不能长期瞒下去，他们自己不经意透露出来，陆定一时隔很久才知此事。
1972年12月，有一天，陆定一被传唤到监狱的办公室，那里有三个人等着，向他传达说，“中央接到反映，说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该废除。今后如有打骂、刑讯逼供等情况，你们可以讲出来，也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
陆定一立即不客气地说：“有呀! 我意见多得很，动不动就给人戴手铐不就是法西斯？多年来专案组的负责人法西斯罪行很多，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例子。”
然而，监狱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因为林彪死了，还有“四人帮”在横行。
1975年，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邓小平复出并且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将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解放，搞清楚的进行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工作。
但是，解放干部受到很大阻力，阻力来自“四人帮”。1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作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为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与众不同，提出“还是留在党内”，但他孤掌难鸣，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陆定一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置呢？因为他一直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那时又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江青一伙要“杀鸡给猴看”，就从陆定一开刀。
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
自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算起，到此时已经9年多了。但是要出狱，先要对这些决定签字，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陆定一拒绝签字。
监狱外的儿女们望眼欲穿，九年了，音讯杳然，听到传达文件，希望仍然落空。再说，严慰冰被捕后，起先关在一个看守所，受尽凌辱、折磨。不久，严慰冰被送进秦城监狱，编号为“6706”——1967年进秦城的第6号囚犯。她比陆定一早来一年。
她住在99号单人牢房，是一座三层楼房底层最黑最脏的房间。给她送饭已是最后一个，因此她的饭菜常常是些冷饭剩菜。对她的刑讯逼供也没有停止过。就在逼陆定一交代“政变行动”、“反对派名单”时，也要严慰冰交代“太行山的老家伙”的问题。她闭口不说，于是遭到了一顿毒打，而且戴上了手铐。
她曾是中央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有时也写诗遣怀。并且十分思念被无故牵连的老母亲。但她不知道70多岁高龄的母亲1966年底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后，1967年4月含冤去世。
1972年3月15日，专案组通知严慰冰，上级已经批准，允许她和孩子见面。专案组又通知严慰冰的三个子女，可以来看望母亲。那时陆德出狱后，在国务院前秘书长周荣鑫的帮助下，分配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女儿陆瑞君从锦州赶回北京。小儿子陆健也从江西赶来。
三兄妹多年不见，别后重逢，抱头大哭。女儿陆瑞君用一块蓝布、半斤棉花，给母亲缝了一件棉背心；陆德买了一包水果糖；陆健用卖废纸的3元钱，买了3块巧克力。
4月15日，3个孩子由公安部的人带领来到秦城监狱大门口的接待室，一会儿，铁门打开了，一个瘦骨嶙峋、头发花白的老妇艰难地走过来。他们简直不敢相认，别后7年，母亲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由于监狱早已宣布过规定，严慰冰没有问起丈夫的情况，但问了姥姥和几位阿姨。孩子们一无所知，只能简单地讲了这几年来的工作和生活，也讲了林彪、叶群叛党叛国，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见面的时间只有一小时，坐牢13年，严慰冰只这一次被允许和孩子见面。三兄妹给有关组织写信，希望见到父亲，一封封信都没有回音。他们觉得用老办法没有什么效果，得有新招，他们想起直接写信给毛主席。这时是1975年，陆定一失去自由已经9年。兄妹们想起，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里不是喜欢用“典”吗？我们何不也找个“典”呢？
他们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涸辙之鲋”这个典，或许能感动毛主席。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向毛主席披沥自己对父母的怀念，经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终于把信写成了。信的最后写道：“涸辙之鲋，但求升斗之水。只要能家人团聚，终老于林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信发出后，他们翘盼着回音，等来的却是中共中央25号文件：父亲被定了罪，开除党籍。
兄妹们的这封信，毛泽东还真看到了，并亲笔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
看了25号文件，兄妹们都哭了。戴了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三项帽子，开除党籍，政治生命结束了，只盼父亲早日回家。问专案组的人，他们说是：“他自己不愿意出来。”坐牢的人不愿意出来，哪有这等怪事。原来事情是这样：
1975年12月24日，专案组全体6人来到秦城监狱，由组长向陆定一宣布：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决议开除你的党籍。罪状三项十三条。在三顶大帽子之下，罗列了十三条捕风捉影的罪状。陆定一当然不能承认。专案组向他宣布：中央决定放你出狱，离北京回老家，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自由诚可贵，政治生命更为重要，陆定一当即向专案组人员提出质问：
“重大内奸嫌疑——‘嫌疑’怎么可以定罪？怎么就能开除我的党籍？还要不要证据？”
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些罪状是不能成立的。如第一条罪状：“世代做官”，怎么也能构成罪状呢？陆定一说过：“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从我这一代往上数第六代，在清朝当过兵部尚书。我没查过家谱，不知道有无此事。即使有此事，也不能算我的罪状。”第四条罪状：“接受父亲的遗产”，1937年他从陕北到南京治疗痔疮，家里给了他二千多元。他拿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南京办事处；拿一千元给唐义贞的亲属作为去找女儿陆叶坪的费用，还有几百元钱，作为治病的开销。这能算是“阶级异己分子”吗？
陆定一坚持申辩、上告，只好在监狱里再蹲下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陆定一提出要直接写信给华国锋，进行申诉，并要求恢复党籍。专案组听说后，于1977年4月派人到监狱讯问他写信的内容。
陆定一说：“我要看有关开除我的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回答：“这个文件，全国无论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能看。”
“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在秦城监狱的犯人簿上，仍然留存着68164这个编号。他百思不解。因为在监狱里，他不知道“两个凡是”在作祟。
这年年底，陆定一的心脏病又犯了，必须到医院治疗。这是他第二次走出秦城的高墙。没想到这次离开，告别了蹲过10年的大牢。但他并非获得自由，被安排在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就医。有看守，也实行放风制度。
病稍好转，陆定一继续进行申诉。他一再与看管他的一位公安部的看守交涉，终于要来了纸和笔。1978年8月13日，他写了一封给中央政治局的申诉信，并附上了一份答辩书，对三项十三条所谓罪证进行逐条的驳斥。
信交给那位公安人员，请他转交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那位公安人员满口答应保证送到。可是过了两个月，仍无回音。一问，那位公安人员才告诉他说：“信被专案组拿去了。”
专案组非把陆定一置于死地绝不罢休，否则他们多年来的逼供信是功还是过？
陆定一说：“我再写。”这次他写信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他们转呈中共中央。
这时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陆德也写了《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将陆德这封信在“内参”发表，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了在京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
当时胡耀邦正在抓紧处理老同志的冤假错案。陆定一的案子，他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在这一天重见天日了。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去了。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开始，又蹲了10年大牢，失去自由的时间前后将近13年。
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出狱了。邓小平来看望这位老战友，廖承志也来看望陆定一，他们也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了。1929年，他们第一次在法兰克福邂逅相逢，到这时已整整50年，廖承志看到陆定一刚出狱，连个手表也没有，只用子女拿来的一个闹钟看时间。廖承志从手上剥下他的手表送给陆定一。这个表凝聚着两个老战友的深情厚谊，陆定一一直带到他去世，带了18年。1979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了文件。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的错案作了彻底平反。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陆定一一家在这场大动乱中所遭受的劫难令人触目惊心：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将近13年，陆德被关了6年，严慰冰的三个妹妹受株连分别被关了9年、6年、8年，年逾古稀的岳母过瑛被关了1年后死于狱中。
受到牵连惨遭迫害的还有：
一个医院的神经科医生因诊断严慰冰确有精神病，被认为是为严慰冰开脱罪责，被迫害致死。
蒋乃立拒绝提供“陆定一当叛徒”的伪证，被迫害致死。
陆亘一被打成“特务”，含冤而死。
无锡一位姓秦的先生，给陆定一教过书，当时陆定一只有十二三岁，这也算有罪，备受折磨。
原八路军干部、曾任陆定一警卫员的吕家俊，也遭受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