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毛泽东很注意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情况，对中宣部也是他发指示比较多的一个部门。有的工作他是满意的，但也有不满意的，《武训传》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武训是清末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1950年，上海拍了电影《武训传》，1951年上映。影片引起了争论。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部电影。
后来又发生了《清宫秘史》的问题。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有人则批评它是“卖国主义”的。毛泽东对这部电影是否定的。但是对《清宫秘史》没有像对《武训传》那样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
1954年初，又发生了关于《红楼梦》研究事件：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共青团员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批评《红楼梦》研究的专家俞平伯，遭到《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拒绝刊登。毛泽东获悉这件事，几乎是震怒了。他写了一封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和主管文艺方面的同志，信中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
他写给的“各同志”人数很多。信的后面写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袁水拍、林淡秋、林枫、田家英、林默涵、邓拓、周扬、凯丰、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何其芳、习仲勋诸同志阅。退毛泽东。”^[1]
毛泽东这封信，措辞严厉，批评尖锐，对陆定一的震动不小。他意识到，毛泽东支持两个“小人物”向红学权威开火，其意义绝不只是要纠正《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也不只是批判俞平伯这个“资产阶级学者”，更重要的是要从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陆定一对毛泽东的这封信十分重视，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领导多次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10月27日，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该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学术部门去。我们打算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刻在各文艺和学术刊物、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和其他学术研究机关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根据指示的精神来检查刊物的编辑思想和研究机关的研究方针。”^[1]
陆定一的这个报告汇报了情况，进行了检查，又提出了措施，看来毛泽东是满意的。他在报告上划了许多杠杠，有的地方还划了双杠，当天就作了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2]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文艺报》的文章。11月23日起，中宣部召集文艺界各方面的中共党员负责干部举行了5次会议，着重检查和批评了《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等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他们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所犯的错误。冯雪峰很快作了深刻而诚恳的检查。
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发端，一个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在逐步展开。这项工作由周扬主持。批判胡适，郭沫若是感兴趣的，原来他们的学术观点就有分歧。周扬拜访了郭沫若，双方谈得非常投机。12月2日下午16时，周扬邀请茅盾、邓拓、胡绳、林默涵、于光远、何其芳、邵荃麟等，在郭沫若住处开了一个小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指示。3日，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上述诸人外，还增加了范文澜、老舍、侯外庐等20余人。批判胡适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了。
1955年文艺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生。批判胡风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5年，胡风在重庆创办《希望》杂志，在第一期里发表了他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宣传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当时重庆文艺界党内外一些人认为胡风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并举行座谈会对他进行过口头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长达30万字。10月，胡风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对整个文艺领导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他的发言在《文艺报》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胡风的这个报告措词非常尖锐。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5年1月20日在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对它进行了概括：胡风认为，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中宣部的报告提出，将对胡风的报告展开讨论和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宣部的报告。这样，胡风事件就定性了，不只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而是“反党反人民”，从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胡风问题本来是文艺界的问题，起先由周扬来抓。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陆定一也亲自管了。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特别是看过胡风30万字的报告以后，更加恼火。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了，定了胡风为“反革命”。胡风及一部分“骨干分子”被抓进了监牢。
为了领导全国的这个运动，中共中央成立十人小组，由陆定一挂帅。为什么运动会有这样的发展呢？因为当时中共中央认定：在很多部门，在许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是没有被揭露和肃清。
运动开展以后，斗争对象超过了5％的比例。陆定一觉得不对头，于是向毛泽东请示，不能再发展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称赞他说：“你有大将风度，能进能止。”随后肃反运动就移交给公安部主管。
上世纪80年代陆定一谈起胡风事件时，深感把胡风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是错误的。但认为胡风把党的文艺政策看成是“五把刀子”，也过分了。对于肃反运动，则不能一笔抹杀。1955年发生的丁（玲）、陈（企霞）事件，案情反复曲折，过程错综复杂，前后经过3年，到1957年才“定性”。
丁、陈事件是从1955年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开始的。丁玲是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学讲习所所长；陈企霞是《文艺报》副主编。他们在文艺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要批判丁玲、陈企霞呢？这次会议写成的报告中说：批判丁玲旨在“整顿文艺队伍”、“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报告中说陈企霞有“托派嫌疑”。当时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方面的副部长，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周扬领导，会议的报告也是由周扬起草，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陆定一也参加了对报告的讨论。
但是，对丁玲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定性。1955年12月27日，中宣部召开了党内传达报告会，陆定一在报告中说：我们文艺界内丁玲的问题是反党小集团活动，也有一个历史问题。这次作协对于丁玲和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独立王国的斗争是正确的。国民党那时，有些被捕的人很倒霉，现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背着包袱，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走不动，那个包袱重得很。根据我们已经得到的材料，在文艺界中背着包袱的人不只丁玲一个，类似这种情况的还有，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对党组织讲清楚，我们对这类斗争一方面要坚决，另一方面要稳重。处理丁、陈小集团的问题就是这样又坚决又稳重的一个例子。丁玲认为党挽救了她，她要写检讨，要写她的历史问题，你就表现出来给党看看吧! 帮助党了解清楚，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所以对于丁玲作为同志，我们还是寄予一点希望，希望她能够这样做。要想不搞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对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这样：交代了就过去了，不交代不行。交代坦白从宽，隐瞒从严，我们希望大家都来帮助党搞清楚自己的问题。
陆定一的这段讲话，讲丁玲的“反党”问题很少，主要是要她交代历史问题，并没有给她定什么罪。
丁、陈问题没有作出结论。1957年5月整风反右后，对丁、陈的批判，成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一个主战场”，并且把一些同丁玲有联系或有相同见解的党员作家或文艺工作者，都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从此，丁玲、陈企霞受尽屈辱、苦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历史问题。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作出改正结论，经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同意，恢复丁玲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错划错定，不能成立，“文化大革命”把丁玲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有关材料证明，丁玲在被捕期间，没有做过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并在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对陈企霞的“反党集团”问题、右派问题也都予以改正。

[1]　1965年6月中央档案馆根据本部档案文件原稿的打印件。
[1]　《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中央的报告》，1954年10月27日。原件编入中央宣传部发字第1085号文件。
[2]　毛泽东的批示在上述文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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