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破裂后，武汉这个大革命后期的政治中心血雨腥风，已经没有一点革命气息。许多共产党人迷惘、困惑，不知今后应当如何。周恩来领导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武汉，留在武汉的同志，翘首等待着中共中央的具体指示。8月6日，任弼时通知陆定一：明天去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开的是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任弼时都没有说明。这一夜，陆定一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寐。7日早晨，陆定一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在鄱阳街139号）。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住着前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陆定一看了后面没有人跟踪，到二楼敲门，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这个机关的管理人员，一些同志戏称她“老祖母”，其实她才30来岁。她认识陆定一，很快放他进去了。会场很小，大概只有20多平方米，室内只有一张三屉桌和几把椅子、凳子。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0多人。万一国民党军警闯进来，大家就说是在开股东会议。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他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简单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的代表。李维汉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并改组中共中央等。

接着，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纳兹只有30岁左右，侃侃而谈，颇善辞令。因为要经过翻译，他的报告占去了一个上午。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陆定一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罐头。

会议最后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陈独秀已于日前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会议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才出去一人。陆定一是离开得早的，出了门太阳还没有下山，有的同志则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离开。谈到八七会议的情况，陆定一回忆说：

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民主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罗明纳兹在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瞿秋白是谈到要组织农民暴动来实行土地革命。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说，以前我们指责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却不管军事，新的政治局应当注意军事问题。毛泽东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发展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论断，但是会议还没有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这是陆定一第二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在中共五大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不深。这次毛泽东发表的一通宏论，给陆定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八七会议以后，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很难站得住脚，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都迁回上海。回到上海，陆定一仍然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

1927年12月12日早上，陆定一来到共青团中央机关，习惯地先看一看当天的报纸。广州暴动的消息赫然入目，他精神为之一振，可是从那条消息难以了解详情。共青团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说，事先没有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谁都不知道这件事，于是立即开会，决定派陆定一作为特派员，到广州去协助广东共青团组织发动团员、青年参加暴动。12月16日左右，陆定一到达香港，按照组织上告诉他的地址，来到铜锣湾共青团省委的机关。那里的同志告诉他，广州暴动已经失败。而中共广东省委的同志已经撤退到香港。陆定一在省委机关见过恽代英、叶挺、吴毅、陈郁、周文雍、叶剑英等。12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开了两天扩大会议，着重检讨广州暴动中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中共中央已经调李立三来担任省委书记，由他主持了会议。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

广州暴动失败后，陆定一于12月29日写成一篇《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以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有一万多字，寄到共青团中央。因为是秘密通信，用的D·Y 笔名，报告中涉及的人，有的有姓无名，有的用口代替，这份材料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有重大意义。陆定一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这样写道：广州三天的苏维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等于国际的巴黎公社。1928年1月上旬，共青团中央来信要陆定一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海陆丰协助做共青团工作。香港的机关安排了“交通”，护送陆定一到海陆丰。当时广州暴动刚刚失败，国民党当局非常注意港澳间的旅客，“交通”听到陆定一浓重的无锡口音，担心路上发生麻烦，要他装哑巴。陆定一和“交通”从香港乘了小轮船，船上一言不发，经过一夜航行，到达海丰汕尾港，然后由陆路到海丰县城。陆定一看到县城里红旗招展，颇有一番气象。住了几天，陆定一了解到海陆丰的形势也很严峻。1927年12月下旬，谣琢纷纭，说是敌人正在向海陆丰扑来。中共海丰县委的侦察员还报告说：陈济棠的部队离陆丰只有80华里。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必要时撤退到后方根据地中峒。12月28日午后，召开党员大会宣布这一决定。直到30日早晨，才知道侦察员侦察不实，谎报军情。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非常恼火，派常委沈青来查办，认为责任在于“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而根源是“党的机关充满了知识分子”，“如果指导机关中工农分子占绝对多数，实际起作用，决不会如此恐慌退缩，犯这样大的错误。”沈青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改组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党代会是1月2日在海丰县城准探阁召开的。大会一开始，主席就宣布工农同志坐前面，知识分子坐后面，先给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第二天，沈青作政治报告，陆定一传达11月中共扩大会议精神。当时陆定一也受左的思想影响，强调进攻。会议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时，仍是要继续发动邻县的暴动。会议最后改组中共海丰县委。海丰县委常委都受到撤职等处分。新县委11个委员中，一个工人，10个农民，片面强调出身成分，一些有斗争经验的人落选了，严重削弱了县委的战斗力。

2月下旬，共青团中央要陆定一回上海。

1988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纪念海陆丰斗争60周年，陆定一应邀撰写了《回忆海陆丰的斗争》一文。谈到海陆丰斗争的失败及其意义时说：

海陆丰斗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敌我力量对比我们处于劣势，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这些都是客观方面的。就主观上来说，当时我们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很幼稚，不成熟。当时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比如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在正确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不仅规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敌探要处以极刑，就连通讯员、税务人员、各机关一般公职人员也要处死，这就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对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是采取打击政策；在土改中不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没收，这样就孤立了自己。我们的党，从幼稚到成熟，需要经过一个实践的过程，不经过若干次失败，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则很难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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