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阴霾笼罩着中央苏区。陆定一心情沉重，不知道上面有些什么样的决策。1934年9月底，《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指出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需要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转移地区或缩短战线’”。陆定一猜想到，红军可能有新的动向。这时，唐义贞是中央卫生材料厂厂长，工厂在瑞金郊区，陆定一则在瑞金沙洲坝。一天傍晚，她忽然来看陆定一，说了红军要转移，而唐义贞将要分娩，跟着部队走是困难的。陆定一想到，红军主力走后，敌人必定要扫荡清乡，地主会回来组织武装，党内会出现叛徒，她的安全没有保证。倒是唐义贞安慰了陆定一，说她有办法。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叫叶坪，是1931年12月生的，已经3岁，唐义贞打算把她寄养在农民家里，陆定一同意了。不久，陆定一接到通知他随部队行动时，想再去看一看唐义贞，因为时间紧迫，未能如愿，从此永诀。直到1943年11月，毛泽覃的夫人贺怡从江西到延安，见到了陆定一，谈了唐义贞的情况，说到有一次，留下来的五个女同志（唐义贞、贺怡、王叔振、蔡纫湘，还有一人）互相约定，如果将来五人中有一个人见到别一个人的丈夫，要代传口信，唐义贞传给陆定一的口信是：“只要我（唐）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陆定一说：“这段话显然是在情况已经非常危险时候的一曲正气歌，一个革命者的遗嘱。”唐义贞说的“党籍虽然没有恢复”，可能是陆定一出发之后，她被王明宗派开除了党籍。
贺怡继续说：唐义贞住在长汀四都的圭田村。有一次，铲共团（地主武装）在附近杀死我们一个伤员，领导就污蔑说这是毛泽覃、贺怡、唐义贞勾结“铲共团”杀了的，遂把三人逮捕起来，准备枪毙了。后来发现是别人勾结的，才把三人释放了。
唐义贞在1934年阴历12月20日生了第二个孩子。“铲共团”把唐义贞抓去，唐义贞坚贞不屈。“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致死，英勇就义。
长征中，陆定一被编在红章纵队的干部队里。他没有职务，没有枪，手里拿着一枝梭镖跟着走。在一起的，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老革命，以及成仿吾、李坚贞等。李坚贞用她的马代陆定一驮着行李。徐特立已经57岁，为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不肯骑。年近花甲的林伯渠也坚持步行，起先他手里拄了根棍子，以后又提了盏马灯。长征途中黄镇曾为林老画了一张速写。一手拄棍，一手提灯，画得惟妙惟肖。陆定一说：“这是我们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帧杰作。”
在行军路上，陆定一有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做宣传工作。既对群众宣传，也对自己队伍宣传，鼓舞大家克服困难，奋勇前进。他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题目是《老山界》，记述红章纵队跨越崇山峻岭的情况。
1935年元旦刚过，中央红军渡过了乌江，7日攻克遵义城。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毛泽东从此指挥军队，局面大大改观。
长征开始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仍用电台保持着联系，每天的进程以及第二天的打算都经过上海中转汇报。以后在一次战斗中这部电台失落了，不能和共产国际联系了。陆定一说，“现在想来倒是‘塞翁失马’，否则继续受到共产国际米夫之流的遥控，我们哪里开得成遵义会议。”
渡过赤水，到了云南的威信（当年叫扎西），部队进行了缩编，陆定一也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
进入贵州，时值隆冬，陆定一看到沿途老百姓仅穿一身单衣过冬，有的小孩子则是赤身裸体，在寒风中战栗。陆定一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后，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一起，有时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常常用“精神会餐”，聊以自慰。经过桐梓县时，看到两个军阀修建的房屋几乎占据整个县城，感叹“人无三分银”仅是指贵州百姓的贫困，而富者仍是腰缠万贯，贫富悬殊很大，难怪红军在贵州的扩红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是振臂一呼，必有应者。
由贵州进入云南，则是另一番景象。云南气候之好，物产之丰富，给人们印象很深。陆定一回忆说：“云南是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在贵州大如拇指的罂粟，这里竟大若鸡蛋，因而能生产有名的‘云土’。另一名产‘云腿’，即宣威火腿，在地主的仓库里堆积如山。少吃则味道鲜美，连吃数日，则不胜腻味，都盼着能吃些青菜调剂。”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日，军委派刘伯承、聂荣臻分任渡河先遣司令和政委，加强领导，率红军一师一团抢占大渡河渡口安顺场。为争取时间，必须经过大凉山，借道彝（当时称为“夷”）民区。刚进入汉彝杂居的越西、冕宁一带，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布告就张贴了出去。开头是：“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民贫民，都是兄弟骨肉……”其中有一句是：“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布告是陆定一撰写的，他沿用通行格式，六字一句，共26句，一韵到底，易记易传，短短156个字，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布告由当时总政治部文书科长赵发生刻钢板、油印的。1996年5月陆定一去世，赵发生撰写的《健笔写春秋》悼文说：“这一布告不仅是整个红军长征中唯一的布告，而且第一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也就是说，“红军万里长征”这一用语，是陆定一创造，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
5月底，中央红军到了天全、芦山。夹金山终年积雪，这是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第一座雪山。越过夹金山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团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八十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会合，双方欢呼雀跃，许多人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和亲人会面。总政治部立即发动各部队举行与红四方面军联欢慰问活动。6月16日，两个方面军的大部队在懋功会合，锣鼓喧天，欣喜若狂。为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陆定一写了一首《两大主力军会合歌》。
走到毛儿盖，已经到松潘草地的边缘。毛儿盖是藏民区中的富庶之地。一年收获可供3年食用。部队在这里筹集过草地用的粮食。在潘州，陆定一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有一个警卫员叫张耀祠，他到田里去割尚未成熟的青稞麦来，用火烤、手搓、磨磨，代陆定一准备了7天的粮食——七斤青稞粉。陆定一后来回忆说：“没有张耀祠帮助，说不定我过不了草地。”
8月中旬，中央纵队从毛儿盖出发过松潘草地。草地遍野的青草，青草遮盖了遍野的水，水下仿佛是由草根组成的地皮，地皮下则是深不可测的泥浆。每一步都必须踏在草根上，否则陷进泥浆就难以自拔。草地气候奇寒，8月天居然寒气袭人。取暖、烧水、煮饭、睡觉，样样困难。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人倒下去。第五天走到班佑，七斤青稞粉已经吃完了。原来说要继续前进到拉不愣寺，后来得知从班佑即可下山，大家的喜悦不能自已——终于走出草地了! 下山路上的景色显得格外美丽，森林、瀑布是那么赏心悦目，好像重回人间。
两大主力红军会合，本来是件大喜事。张国焘祸起萧墙，致使红军在雪山草地地区滞留3个月之久。
陆定一说：“对张国焘其人，我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就有所了解。他的为人像他那张习惯于皮笑肉不笑的脸一样，一向阴阳怪气，两面三刀。当年，他见风使舵，投靠到米夫、王明门下，以后，靠着他在党内的老资格和这套机会主义的手法，受到王明路线的青睐，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充当‘钦差大臣’，担任‘其职权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的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一到鄂豫皖，就夺取当地党原有领导的权。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许继慎、曾中生、邱继勋、徐朋人等，以及数以千计的优秀分子，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弹里，却冤死在张国焘的屠刀下。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我在懋功亲眼见到廖承志同志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了党籍，由红四方面军的保卫部门押着，随队行动。这样一位放弃了‘名门公子’优裕生活，宁肯到革命队伍里来出生入死的好同志，若不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廖仲恺，母亲是何香凝，张国焘不能不有所顾忌；若不是他会画画，根据地印行钞票用得着他，恐怕早已被处置掉了。会合后的张国焘，本性不改。大敌当前，张国焘故意拖延担任松潘战役主力的四方面军的行动，伸手要权，松潘战役的战机就这样被贻误了。当时在松潘的国民党军队是胡宗南部，胡宗南也驻在松潘城。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有一次，胡宗南见到周恩来时说，当时红军如果不失时机攻打松潘，他就会当俘虏。可见红军攻下松潘的可能性极大。打下松潘，进入文（县）、武（都）、成（县）、康（县），那里无论粮食、气候、居民条件比后来不得不走的草地好得多，红军又何至于有那样大的损失呢？”
就在左、右路军经历了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分别到达阿坝地区和巴西地区时，张国焘突然不肯前进了。9月9日，重新抛出他几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否定了的南下主张。中央当即复电，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当时，总政治部和参谋部驻扎在潘州城里一座几进的四合院。最后一进，住的是总政治部主任兼右路军前总政委陈昌浩和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陆定一住在前院的东厢房里。张国焘打来的密电被叶剑英先看到了，他感到事情的严重，立刻去报告毛泽东。这个电报表明张国焘已经迫不及待了，如果南下，他势必胃口更大，来夺中共中央的权。所以，中央决定成立“陕甘支队”先行北上，这是不得已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中央通知总政治部、总参谋部的原一方面军同志，不得惊动陈昌浩，半夜起床出发。陆定一说：“当我悄悄走出那座四合院时，心里真不是味道啊!本以为会合后会带来一个大好局面，谁料由于张国焘的破坏，又不得不分家了。幸好门口的哨兵是一方面军的同志，不然难免引起麻烦，惊动陈昌浩。”
陆定一说：“天明，陈昌浩派右路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赶了上来。李特是留苏学生，当了张国焘的积极追随者。李德和他吵了起来。李德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虽然做了许多坏事，这时却是赞成北上的。双方面红耳赤，剑拔弩张，险些动手。一些同志为了壮大北上队伍，主张把红军大学里的红四方面军同志一起带走。毛泽东同志制止了这种做法，他叫大家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去，并亲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的。’毛泽东同志知道，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已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不能发生红军内部火拼。”
张国焘胁迫中央南下的阴谋失败了。但他的分裂行为毕竟达到一定的目的——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建立起的陕甘支队，只剩下七八千人，被他拉着南下的红军，包括四方面军全部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总数近十万。得意忘形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公开打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旗号，自封为主席。还以“中央决议”的名义把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全部“开除出党”。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是仁至义尽的，直到1936年1月22日才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公布了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在党内进行一场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育。
陆定一说：“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害得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前后过了三次雪山草地。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只有我们这些亲自体验过这种生活的人才能想见的。被他用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的手段形成的西路军，原来是一支2.1万人的队伍，由于孤军深入，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等人骑兵的尾追袭击，损失惨重。到中央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在新疆星星峡接到这支队伍时，只剩下800余人了。像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这样千万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应该说，是被张国焘罪恶地夺去了生命的。”
陕甘支队在阿西集合后，兼程前进。9月17日，担任先头团的二师四团攻克腊子口天险。28日，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陕甘支队政委毛泽东决定休息两天。给每人发了一块大洋“开了斋”，各单位纷纷买鸡买鸭，杀猪宰羊，加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几百担大米、白面做主食，每一个人都美美地吃了两天。10月初，到达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在榜罗镇召开了一次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陆定一写了篇《老山界》的姊妹篇《榜罗镇》，记述了这次会议情况：“这次会议是在清晨5点钟召开的。所以挑这样早的时间，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些飞机总是在9点钟以后在天空出现的。”
“蒙蒙的细雨，天还没有完全亮，各部队的人就陆续来了。会场是一个露天的晒麦子的场子。在会议上，支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和副司令员林彪，都讲了话。……”
随中央红军一路长征的贾拓夫，原是陕甘根据地派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的，他介绍了陕甘根据地以前的情况，介绍了刘志丹。
为早日到达陕甘根据地，陕甘支队以每天行程百多里的速度前进。10月7日翻过六盘山。一进入陕西，陕甘支队就焦急地寻找刘志丹。19日到达了吴起镇，这里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区属地，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到家了!
陆定一在长征中写了一些文告，也写了不少歌词。可惜除了《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打骑兵歌》等个别的几首外，都记不得了。有一首《长征歌》还保存下来。这首歌是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与贾拓夫合作，供军民歌唱的。因为长征历时13个月，故作十三段。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为中共中央在陕北落脚、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
这时中国的形势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但是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直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准备到华北抗日，山西军阀阎锡山与日寇勾结，把山西境内黄河沿岸二十多个县划为“防共区”，防止红军过河进入华北。于是红军进行了东征。东征军只有一万多人，阎锡山的晋绥军共出动了十几万人。1936年2月20日夜里，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从绥德县沟口、清河县河口等地同时抢渡黄河，很快就突破了黄河天险，把阎锡山吹嘘为“攻不破的黄河防线”突破了。很多地方是当红军上了岸，晋军才发觉开枪的。红二十八军3月31日才渡过黄河，是这三支部队中最北面的一支。在围攻三交时，仗打得很激烈。刘志丹不幸牺牲。
接着又进行西征。西征除了和马鸿逵等地方军阀作战外，还要和东北军作战。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争取其成为抗日的军队。
西征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同二、四方面军会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1月中旬，红军到达环县北面的山城堡，一天，红一方面军在宿营地欢迎红四方面军，陆定一意外地见到了廖承志。廖承志身上依然穿着一件氆氇，是藏民用牛羊毛织成的极粗糙的织物做的衣服，破破烂烂的。陆定一对他说：“拍张照片给你的妈妈寄去吧! 何老太太好长时间没有得到你的音讯，她不知道多惦念呢!”廖承志那套装束实在不能进照片。陆定一脱下自己的衣服临时给他穿上。拍完照片后又还给陆定一了。
西征回来后，红军和东北军的阵地犬牙交错，你不打我，我不打你，有时为了让张学良向蒋介石交账，红军有意让出一些地方。比如瓦窑堡就是红军故意让出给东北军的。红军要退出瓦窑堡时，陆定一撰写了一副对联：不打仇人打亲人，错把他乡当故乡。横批是：山海关。这次仍是由总政治部文书科长赵发生按照陆定一的意图，爬上梯子，用白粉将对联写在东北军进入瓦窑堡首先必经的南大门上。后来赵发生写文章悼念陆定一时说：“这副对联简单明白，蕴意深长，任何一个东北军都能由此认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激发守土抗战的爱国热情。这一对联是陆定一宣传文稿的又一杰作，多少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
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后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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