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国共双方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红军总部设在陕西三原的云阳。红军指战员获得这个消息后，既为红军能够上前线抗日而无比高兴，也为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心情有点不平静。9月5日红军在云阳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宣誓完毕，一律换成青天白日徽章的帽子。红军时的旧帽子怎么办？许多指战员把它包在包袱里，永远带在身边。队伍走开，大操场上没有留下一顶旧帽子。因为那上面有五角星，红的。八路军的领导干部也经中共中央确定了。陆定一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这时陆定一痔疮发作，他请假到南京治疗。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已经成立，起先只有叶剑英和童小鹏两人，后来调来了李克农、钱之光，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陆定一到南京后，首先到南京办事处报到，然后到鼓楼医院做了手术。
这次到南京，除了治病，陆定一还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他的父亲陆澄宙已去世多年，家里一些土地卖掉了，分给他两千多元。他拿一千多元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作为党费上交。另一千元送给唐义贞的娘家，请他们去寻找长征前寄养在农民家里的女儿陆叶坪。当时他还不知道唐义贞是否在人世，但是三年多来杳无音讯，他已意识到凶多吉少。剩下的几百元，他用作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这样可以节省公费开支。想不到因为家里分给他的这笔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定他为“阶级异己分子”的主要根据；另一件事是，1933年他在蒋乃立家里意外地见到他的弟弟陆亘一，知道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无线电系。他想，这样的人才八路军是很需要的，鼓励他参加革命。陆亘一后来一直在八路军、解放军中做通讯工作。
在南京治好病后，陆定一立即赶回部队，随八路军总部到了山西省五台山。11月太原失陷，朱德总司令率总部人员在1938年2月离开五台山向太行山区南部挺进。陆定一也随同朱德总司令南下。
正当八路军司令部、政治部越过正太线到故城、良马之间，突然与日军一个旅团遭遇。八路军总部只有一个营的警卫部队，敌我力量悬殊，朱总司令亲自指挥。陆定一说：“这是我第一次亲自看到朱总司令指挥作战。平时，他非常随和，像婆婆妈妈一样，对谁都是一副慈祥的脸孔，在这紧急关头，他坚决果断，指挥若定，立即下令转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38年3月，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山区后，太行山成了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大本营。总部起先驻在平顺。平顺这个名字好听得很，又平又顺，但是名不副实，这里全是光秃秃的山峦。总部设在平顺没有多久，转移到辽县，即后来的左权县。随后又转移到武乡的石勒村。这里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羯族石勒的故乡。经过600多年，武乡一带的后赵遗迹已荡然无存。但这个石勒村的名称却还没有改变。总部在石勒村的时间也不长，后来到了武乡的砖壁村和王家峪，在王家峪的时间最长。
陆定一在八路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不久，邓小平调任一二九师政委，陆定一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政治部的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战斗动员、进行形势教育等以外，也办了学校、报纸、刊物、剧团等。太行山区本来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八路军来了以后，使太行山区活跃起来，抗日气氛很浓。
政治部的同志工作热情都很高。有几个人给陆定一很深的印象。一个叫王东明，是上海来的知识分子，担任宣传处长。他文化高，点子多，常能出些好主意开展宣传工作。另一个是何云，从武汉来的，曾经在武汉《新华日报》工作过，到太行山后，他主张办报纸，而且要办日报。陆定一觉得，总部已办了《前线》杂志，再办报纸，有这个力量吗？在山沟里，办日报谁给你送报呀! 打起仗来报纸怎么印刷？笨重的机器如何转移啊？何云却没有气馁，仍然做筹备工作。陆定一看到他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做起来了，就不再阻拦而是支持他了。1939年1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终于在沁县创刊了，陆定一多次为报纸撰写文章。1939年12月和1940年2月，陆定一发表在《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两篇文章《三种和平与三种救国》、《坚决铲除明的和暗的汪精卫》，深受读者的欢迎。后来将《新华日报》（华北版）移交给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
在太行山区的晋东南根据地，八路军政治部组织了一些文艺团体。1938年，成立了鲁迅艺术学校和星火、太行山等剧团。八路军总部李伯钊和孙泱负责文艺工作。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孙炳文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牺牲后，孙泱跟着朱德参加革命。
八路军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山西，在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几省，只是边区很小的一部分。部队生活是比较艰苦的。陆定一说过：“由于部队发展迅速，国民党政府发给的武器、给养都远远不够。军费50万元，根本不够开支，而且没多久就不拨给军费了。武器也很少，比如他们给的一种小炮，每个团只能分到一门。”士兵按规定每月发1元零用钱，常常不能保证。伙食费每人每月5元，也不能给足。干部生活与士兵一致，上自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下到每个战士，常常吃一样的小米饭、南瓜汤。有区别的只是每月的津贴，当时规定连、排长每月2元，营长3元，团长4元，师长与总司令5元。与国民党军队相差很远。由于枪支、弹药不足，八路军自己办起兵工厂，制造武器，生产弹药。
由于八路军坚持游击战术，抗日战争的前几年，常常能够狠狠打击敌人，自己伤亡不多。这个时期，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涨，要扩军比较容易，到百团大战以前，八路军所属各部队已经发展到40万人。
当然八路军也不可能百战百胜。1940年以后，敌人进攻辽县麻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亲自指挥作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再一次是1942年5月，敌人向武乡八路军总部袭击。敌人临近了，总部人员才仓皇撤退。当时彭德怀骑马撤出王家峪，敌机俯冲下来，马夫要他下马隐蔽。彭德怀说：“这个时候还下马隐蔽，不行啊!”他加了几鞭，跃马冲出包围圈。陆定一说，政治部同志大部分都牺牲了。孙泱则幸运地突围出来，但他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一百多个团，历时4个多月，在华北正太路、平汉路一带开展了一次对敌人的大规模袭击战。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大战刚打起来，总部派陆定一到一二九师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做一些政治、宣传工作。12月中旬，战役结束，写完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政治工作的总结之后，中央调陆定一回延安。他从一二九师驻地回八路军总部。
陆定一认为，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应当作具体分析，全面地看问题。他说：“为什么发动这次战役，我在延安时问过彭德怀同志，他回答我说：国民党骂我们游而不击嘛! 我们就要击一击。给日本侵略军狠狠地打击，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主导思想，‘击一击’对不对呢？从当时国内外的情况看，这一击确是有重要意义的。”陆定一也认为，百团大战也有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我们几乎投入了全部兵力，过分地暴露了自己，而且在第二阶段中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在运动战中自己疲于奔命，伤亡很大。这场大战以后，敌人调动大量兵力到华北来，把八路军作为主要对手，不断地扫荡、围攻，我们的根据地日益困难。但是这些消极影响和取得的胜利比较，毕竟是次要的。
陆定一回到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才知道是中共中央要他去延安参加“七大”。一起去的还有太行、山东和华北其他地区的中共“七大”代表共三四十人。这支队伍由陆定一带领。当时敌人在正太路、同蒲路沿线戒备非常严密，要穿过封锁线，没有武装护送是不行的。陆定一和其他代表以及工作人员、警卫人员一共只有一百多人，八路军总部派了一个连部队护送他们。他们于1940年12月下旬离开总部，陆定一带着队伍准备上吕梁山，正在山脚下一个村子里歇息，不料竟被日伪军发现。日伪军正在村子外围搜索，并没有立即向村子进攻。天黑后，陆定一等决定立即上山。连日来日夜赶路，大家都疲惫不堪，走了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到了山梁上，准备休息了。山上只有一间能容纳十几个人的茅草房，除了陆定一和几个负责人进去开会研究问题和住进两个病号外，其他同志只能露宿。黎明时分，日伪军追上来了，用六○炮向陆定一等轰击。山上灌木丛生，陆定一和几位带兵的同志决定骑马的都下马步行。一位姓常的同志是当团长的，他对陆定一说：“六号（陆定一的代号），你给我一个班，一挺机枪，我堵住这个路口，咱们队伍就能通过去，到山那边就安全了，那里离贺龙同志的部队很近了。”陆定一说：“咱们的任务是赶回延安，不是战斗，非万不得已，不要打起来，还是迅速离开为好。”同志们都不顾疲劳，穿过山口，终于把敌人甩掉。
队伍继续向西北方向走，到了一个小集镇，叫白文镇，已经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了。想不到在这里差一点发生一场误会。一二○师的军装是灰色的，陆定一等穿的是黄色、黑色衣服。一二○师派来的侦察员看到他们对老百姓很和气，断定不是日本鬼子和伪军，也不是蒋介石、阎锡山的部队，便大胆询问。陆定一知道这里是根据地，就告诉说，我们是一二九师的。侦察员把他们带到团部，一二○师的张宗逊很快赶来接待，谈起刚才的事情，大家都庆幸没有发生误会，造成悲剧。陆定一等从临县经黑峪口渡过黄河，由米脂、绥德到了延安。
在延安，陆定一住在王家坪中央军委驻地。这时发生了皖南事变，1941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滕代远和陆定一六人组成华北军委分会，朱德任主席，彭德怀任副主席。陆定一没有在华北军委分会分工做实际工作，只是有时为《军政杂志》写一点文章。
陆定一回延安以后，首先经历的重大事件，就是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揭开序幕。1942年4月，毛泽东要陆定一为《解放日报》编《学习》副刊，为学习文件起辅导作用。5月13日，《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第1期出版，陆定一写了《什么叫做从实际出发》，批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23日，《学习》副刊又刊登了陆定一写的《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文章对整顿三风的意义，作了阐述。关于《解放日报》办报的情况，陆定一回忆说：
1941年5月15日，毛主席亲自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的通知，指出：今后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传。《新中华报》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转到《解放日报》，其中有：张映吾、王揖、丁济伦、陈泉璧、张潮等。马列学院、解放周刊、鲁迅艺术学院及其它单位适合做报纸工作的知识分子，也陆续调了一批到报社，其中有：吴冷西、黄操良、丁玲等。赵毅敏也参加了筹备工作。杨放之不久也到了报社。报社地址在延安清凉山，新华社也同时从杨家岭迁到了这里。博古担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社长。报社由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日常管理机构叫管理委员会，由博古负责，成员有杨松、赵毅敏、向仲华、曹若茗、祝志澄等。下分三个部分：新华社由向仲华负责，《解放日报》编辑部由杨松任总编辑，经理部由祝志澄负责。在创办《解放日报》的过程中，博古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当时要搞到印报机器很不容易，祝志澄、蔡善卿几位从上海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印刷工人，费尽心机，才从国民党统治区弄来一部对开机器，就这样，在清凉山上办起了印刷厂。陆定一到《解放日报》之前，又来了余光生，他是留学美国的，担任副总编辑。杨松是苏联留学生。陈坦原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1942年4月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党总支书记。
博古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中，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没有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办出无产阶级报纸、中共中央报纸的特点。创刊后将近一年，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残余影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都比较明显地表现在报纸上。
当时《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被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限制得很死，即：一版国际，二版国内，三版边区，四版本地（延安）或副刊，而不是根据新闻的重要性及党和群众需要来安排。一版国际新闻占压倒优势，国际新闻主要是外国通讯社的电稿，除采用塔斯社的外，经常用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的消息，有时十几条消息罗列一起，零零碎碎，读者看不出事件的全貌。外国通讯社的新闻自然反映各国的立场，采用时基本是有闻必录，几乎不加改写。毛泽东曾经批评说：“这是为外国通讯社做义务宣传员。”国内新闻、边区新闻即使很重要，也不能上一版。宣传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力，过分强调团结，忽视斗争。对蒋介石的活动，版面上不恰当地给予过高的规格。对伟大的整风运动宣传很不得力，甚至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党校首次做整顿三风报告这样的重大事件，只是在第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消息。
博古还坚持《解放日报》必须每天发社论，他说过，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我国的《大公报》，都是每天发一篇社论。不管有没有大事、该不该写社论，照例每天要发一篇。少数负责人为每天写社论而绞尽脑汁。社论以国际为主，有的社论内容空洞，毫无新意。关于我党我军及解放区工作的社论很少，因此不能发挥报纸应有的指导性、战斗性和激励、鼓舞群众的作用。
报纸文风也不正，编辑、记者在采写新闻时，不是首先尊重事实，而是单纯追求生动，随意添枝加叶。一条最严重的不真实的《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实际上全县连一部纺车都没有；新闻报道有一套固定格式，八股腔很浓，空泛无味。杨松对这个办报方针很不满意，但博古是社长，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松也奈何不得，只得事事服从，心情不舒畅，加上劳累过度，得了肺病。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报纸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报纸办得与当前形势不合拍。毛泽东曾多次提出意见，并且批评说：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
随着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揭发出许多“三风”问题，中共中央批示《解放日报》必须进行改革。此后，《解放日报》准备进行改革，当时叫做改版，发表了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其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提出党报必须要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
这篇《致读者》的社论，可以说是《解放日报》的改版纲领，也是今后的办报方针——全党办报。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有一些新的气象，教条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有所改变。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在版面上占有了重要位置。但是每天发一篇社论的做法仍没有改变，有关新闻的真实性，如何组织通讯网，怎样联系群众，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陆定一是8月15日《解放日报》进行改版四个多月后，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式调来报社工作的，接替杨松担任总编辑，博古仍然是社长。对于办《解放日报》这样一张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大型的日报，陆定一也缺乏经验。就任之前，陆定一到中央医院探望杨松。杨松的病已经很重了，知道陆定一要到《解放日报》工作，他很高兴，谈了不少办报的经验教训。他深有感触地说：“办报这碗饭不好吃，一篇一篇社论，真吃不消。我们是在边区的山沟里办报，不是在大城市。哪有那么多社论可写？”不久，杨松就去世了。
8月18日，陆定一到《解放日报》上任。报社同志开了一个欢迎会，由博古主持。办报的工作是比较紧张的，天天要看稿件和大样，有时要写文章、写社论。陆定一住在报社内，那个小小的窑洞，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博古也住在报社内。陆定一和博古在莫斯科、在中央苏区都有分歧，现在又在一起共事，彼此都注意搞好关系。但在办报问题上，他们仍然有分歧，有时争论得很厉害。
有一天博古要陆定一写一篇社论，并且讲了一则《大公报》的故事。博古说，《大公报》的社论都这样写出来的。张季鸾、胡政之躺在鸦片烟灯旁边，王芸生就来请示明天社论写什么，张季鸾他们一边喷云吐雾一边说，王芸生就回去照写，写完拿给他们两个改，第二天就发表了。《大公报》的社论是今天不管明天的事，今天是报纸上的社论，明天就可以拿去擦屁股。虽然博古也知道这种社论一钱不值，但还是认为没有社论就不是报纸。陆定一对博古说：党报发表社论为的是阐明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的声音，有需要才写。说话要有分量，天天发社论，人家就不重视你的社论了。博古不同意陆定一的意见，两个人争了起来。陆定一发了脾气，说：鸦片烟灯旁边的社论我不写，我不做杨松，你要我做杨松，我就向中央告你。博古见陆定一语气强硬，态度坚决，不再说话了。后来报社编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陆定一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编委会支持了陆定一，并作出决定，今后有必要就写社论，没必要就不写。一段时间过后，博古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更重要的原因是陆定一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不久，《解放日报》成立了社论委员会，成员有谢觉哉、叶剑英、凯丰、任弼时、胡乔木、康生、贾拓夫、彭真和陆定一。重要问题需要写社论时，都经社论委员会讨论，并送毛泽东审阅修改。社论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
报纸各版的编排，也按照改版时定下来的方针继续改进。四五个月后，报纸面貌有了改变。报社名义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实际上是毛泽东直接管，他还亲自来报社看望同志们，检查工作，经常为报纸写社论，亲自修改送审的重要社论。周恩来在延安时也很关心《解放日报》，曾两次到报社来作报告。陈坦在1981年回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时说：“定一同志对于中央和主席的批示，都是坚持贯彻执行的。可以说与中央、主席是息息相通的。”这年9月初，毛泽东说，《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解放日报》改版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作出决定，指示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的通讯员，为报纸组织文章。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发展到四百多人。
《解放日报》的整风在陆定一到报社工作之前己经开始了，陆定一到报社后，参加了整风领导小组——中心小组，成员有博古、余光生、陈坦、曾若茗、艾思奇、吴文焘等。由陆定一任组长。1943年8月《解放日报》改版两周年，编委会对改版作了总结。陆定一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在9月1日《解放日报》上。在关于新闻定义众说纷纭中，陆定一提出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无疑是比较科学的，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课本至今仍采用了这个定义。
1944年春天，中共中央把多年来准备召开而没有开成的“七大”提到议事日程上，并开始准备工作。“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曾指定专人为朱德起草军事报告。他看了后不够满意，又要陆定一重写。当时陆定一已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仍然管《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接到这个任务后，陆定一即离开报社到中央军委翻阅有关资料，听取朱德的指示，起草《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1945年4月23日，“七大”在延安开幕，会议选举陆定一为中共中央委员，仍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7月，余光生正式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艾思奇担任副总编辑。《解放日报》的事情陆定一仍然要过问。陆定一说，当时中央宣传部机构非常精简。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设有科，中央宣传部没有科，一共不到20人。副部长有何凯丰、徐特立。徐老负责主持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张仲实、曹葆华翻译马列主义著作；王学文编写政治经济学读本；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此外还有田家英、王惠德、毛岸英等。延安物质条件很困难，中央政治局委员能点煤油灯，陆定一享受不到煤油灯的待遇，每月只分到三包蜡烛，每包六根。其他人只能分到一包。范文澜年纪较大，精神却很好，夜里仍孜孜不倦地写他的书。他的蜡烛不够用，严慰冰把陆定一的蜡烛分给他一点，他很高兴。从这点小事可以看出当时在延安著书是多么困难。严慰冰是陆定一的夫人，也是无锡人，父亲严朴1925年参加革命，是苏南一带有名的农民领袖，也是中共六大、七大代表。母亲过瑛，出生于书香门第，1938年带着三个女儿从沦陷区来到延安，1941年入党。严慰冰于1937年夏被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翌年7月毅然离开重庆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经李富春介绍，陆定一和严慰冰结婚。严慰冰自称：她和陆定一的婚姻是五分自由，五分由母亲包办的半封建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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