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后不久,在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起先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于生产建设高潮是欢欣鼓舞的。当时制订15年(1953—1967年)远景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各部门汇报的数字都不低,毛泽东还是不满意。12月,毛泽东采纳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的建议,提出了经济建设“要快、要好、要多、要省”的意见。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把“多、快、好、省”正式公布。
1956年1月下旬和2月初,周恩来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又和李富春、李先念等采取措施,压缩指标。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倾向”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社论原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宣部的同志起草。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题目定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由陆定一送刘少奇,然后又送胡乔木。陆定一删去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5个字。刘少奇作了4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以揭示冒进的危害性。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胡乔木在修改加工时,又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社论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
胡乔木补充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和陆定一修改的突击扫盲的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尽管反冒进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他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报纸上批,更多的是在会议上批。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也受到尖锐的批评,当然也批评了主持写这篇社论的陆定一。这时有关人员才明白,当时毛泽东在稿子上批“不看了”三字的含义——他对这篇社论不满意。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周恩来顾全大局,作了检讨。陆定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后他知道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他也在不同场合作了检讨。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陆定一被选为代表,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中共代表大会,并担任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的成员。在八大会议上,陆定一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随后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7年冬到1958年春,毛泽东感到当时的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中共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陆定一也参加了讨论。1958年5月间,中共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在发言的最后,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陆定一还接受编辑《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的任务,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看来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文教小组,陆定一任组长,副组长是康生和陈伯达。1959年4月,陆定一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5月19日,周恩来把陆定一找去,对他说:“交给你一项任务,你去作一次旅行,从北京到上海,看看钢铁生产”。并为陆定一配备一位钢铁专家,这就是冶金部总工程师陆达。他们在山东、江苏看到,大炼钢铁浪费极大,炼出来的铁不合格,大批农民上山,影响农业生产。6月,他们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如实谈了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表情极为严肃,只是仔细倾听汇报,没有谈他的看法。8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从北京去庐山途中,陆定一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彭德怀要陆定一谈谈视察钢铁生产的情况,陆定一把向周恩来汇报的都对彭德怀说了,但保留了关于2500万吨钢的指标办不到这一点。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是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很多人同意这个估计。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意见书”后,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讲话,一场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在庐山发生了。陆定一没有想到,他在火车上同彭德怀谈的事情,竟被彭摘了几句写在他的“意见书”上。毛泽东没有想把陆定一推到彭德怀那边,说:“秀才是我们的人,没有参加‘军事俱乐部’。”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陆定一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
1958年8月,陆定一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成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提出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章批评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实践和经验不算知识的错误认识。文章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必然提高教育的质量,不仅在智力方面如此,在德育、体育方面也是如此。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方针,不能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问题,发指示给各级党委。[1]
陆定一认为,进行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学制。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从美国抄来的,是一个很落后的学制。我们现行的学制,13岁才能小学毕业,青年要到20岁以上才能学到微积分,24岁才能大学毕业,如果再读三年研究生,就是27岁。当时也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探索改革学制,陆定一很注意他们的这种试验。1960年3月举行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时,他在大会发言对这些做法表示肯定:
一、依照现行制度,幼儿园不许识字,不许学算术。但是13个省市的试验,都证明幼儿园大班可以学会汉语拼音,或者识80到100个汉字。二、依照现在制度,要7足岁才能入学。北京、吉林、甘肃等许多地方,试验了6岁入学,证明是可以的。三、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用“集中学,集中训练”的方法,做语文教学的试验,证明学生一个学期就将近达到教育部规定的二年级的水平,并能作短文、记日记。四、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进行了混合讲授算术和代数的试验,证明混合教代数与算术,可以使现在中学的某些教材下放到小学。五、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部分和很偏远的地方以外,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是并不困难的。
陆定一对新学制的初步设想是:全日制中小学的年限能够缩短到十年左右;其次,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第三,主张多读书,要重视间接经验。
创办农业中学,是陆定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一方面,农村上学的人多了,但是小学毕业后上不了中学;另一方面,农村需要一些初级的农业技术人才,却又没有来源,必须自己培养。农业中学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
农村中学创办两年后,全国已有二百多万学生。
陆定一教育改革的设想,有的已付诸实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文化大革命”以后,却销声匿迹了。
[1] 《陆定一文集》,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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