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经常思考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问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有几百万，中国共产党对他们没有采取排斥或赶走的政策，而是安排适当的工作，用其所长，使他们为新中国服务。这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当时强调学习苏联，苏联确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陆定一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曾产生过怀疑。他说：“斯大林为了批判老一代哲学家德波林，派了几个人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他，并用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别的学科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就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在工厂设计也只听‘权威’的，所以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是扶植‘权威’，只有权威才是对的，反对‘权威’就是错误的，都要受批判。这使我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又主管这些方面的工作，因此就要多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1956年之前，发生的几件事情使陆定一深有感触。
一件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学了苏联由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他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和压制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人。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起初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请他补写了）。陆定一已经看出他的“门户之见”，对他说，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
另一件是有一位老同志，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觉得这种认识很危险，会出大乱子，应当劝中西医合作。这位老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是很好的。
再一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来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这三件事情的解决，使陆定一感到学术问题应该放手让专家们自由讨论，否则必然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
在此之前，“百花齐放”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了。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但是，当时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过。
陆定一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这个观点，是在这一年的4月。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这次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他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1]
陆定一接着说：“在知识分子会议开过以后，在一次宣传部长的会议上，各地的宣传部长都来了，我当时脑子里就有那么一种思想，我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中医是封建医。这是根本错误的。巴甫洛夫我们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大批知识分子逃往国外，巴甫洛夫没有逃，留在国内。当时俄国饥荒，每人每天口粮只有四分之三磅面包，巴甫洛夫研究所的狗却要吃肉，请示了列宁，列宁同意给狗吃肉。后来在苏联集体化的时候，莫洛托夫在共产国际作过报告，我们在底下听了的，巴甫洛夫是反对集体化的，弄得没有办法了，苏联共产党把他软禁起来（毛泽东插话：他反对苏维埃。他开头是反苏反共的，可是他的科学是真理，后头不反苏反共了）。巴甫洛夫研究大脑皮层有成绩，但还未成医学。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大帽子扣，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大科学家都搞掉。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他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不利的。还有，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写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物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能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是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写作上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毛主席讲民主党派万岁，因为他们赞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插话：共产党万岁为主。）。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其他主义有一点无关大局。’”
陆定一的这个发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语，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反对另一个学派，实际上是符合“百家争鸣”精神的。
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说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还谈到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将如何贯彻执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各界人士都切盼中共中央能够作出说明。这个使命就落在陆定一的肩上。
1956年5月26日，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谈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2）加强团结。（3）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首先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为什么现在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就是要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陆定一还指出：“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这澄清了许多人对自然科学阶级属性不清楚的模糊观念。
谈到加强团结问题时，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既是为了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所以又是一个加强团结的政策。在什么基础上团结？在爱国主义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他强调要同宗派主义斗争，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去掉垄断想法，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要专为自己为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打算，要多多帮助别人，帮助别部门别单位；去掉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实行谦虚谨慎，尊重别人。这样，就可以去掉我们过去团结中的缺点，大大地加强团结。
谈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时，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他指出：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对敌人的批评，所谓“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或打击式的批评。另外一种是对好人的批评，这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来达到团结的目的。
谈到学习问题时，陆定一强调要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同时，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对古今中外，对朋友，对敌人，都要批判地学习。
陆定一的这个报告，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双百”方针反映却是冷淡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有些重要举措，都向苏共中央通报。陆定一曾经和于光远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告诉尤金大使关于“双百”方针的事。没想到尤金口头上虽然答应要转告苏共中央，但对此却不感兴趣。他拿出列宁的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回来时在汽车上，陆定一感慨地对于光远说：“苏联的教条主义真是厉害。”陆定一在贯彻“双百”方针方面，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陆定一鲜明的态度和有力的指导，成了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一个典型。
遗传学分为两个学派：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一般认为，孟德尔遗传学到20世纪50年代，其科学理论已经被科学界所公认，其应用方面也逐步为医学和农学的实践所证明。但是从30年代到50年代，由于李森科取得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的信任，他所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被当时的苏共中央封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而孟德尔——摩尔根奠基的遗传学却遭到强烈的政治批判。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在“学习苏联”的号召下，基本上把苏联用行政力量支持李森科的一套照搬过来了。中国遗传学家中的大多数尽管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但他们实际上还都保留原来的学术观点。于是，中国在遗传学问题上也就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
这次座谈会，胡先骕、武兆发、乐天宇、谈家桢都出席了。陆定一特地对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乐天宇说：“你要同摩尔根学派的谈家桢教授平起平坐，不能压人一头。”座谈会上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两派的各种政治标签，使过去尖锐对立的、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们能比较心平气和地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论争。会议虽然没有作出任何学术结论，但建议主管部门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改变只许一家独鸣的局面。这就使在学术上处于非法地位的摩尔根遗传学者一样享有教学、研究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平等权利。
这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提出以下五点意见：
一、除了继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的教育外，应有准备地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现在康德、黑格尔、罗素哲学学说已经在北京大学开课，凯恩斯经济学说也将在北京大学开课，还准备续开。开课的步骤应是：1、请到教员；2、请他把书编出来或译出来；3、组织教研室，商定提纲和教法，然后开课。能批判就批判，不能批判就介绍。
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或是反动的也可以请。
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尽可能出席，同时请科学院考虑是否中国也召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问题，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社会主义运动经常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讲正确路线，不讲不正确路线，就没有对比。
五、讲历史，讲正面也要讲反面。不仅要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孙中山全集，也要出版蒋介石选集和蒋介石全集。反动的书不公开出卖，可以放在图书馆供人研究。
陆定一说，上述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刺激学术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时常会出现反复。被称为“百家争鸣”的好开端、好典型的遗传学座谈会，不久就受到强烈的冲击。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开展的“拔白旗”运动，1960年全国高等学校又普遍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同时，在前苏联，李森科又获得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支持，摩尔根遗传学再度受批受压。国内一些李森科的追随者，同摩尔根遗传学家之间的对立又趋于公开化。一些学术刊物和报纸又重新刊登了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文章。摩尔根遗传学又紧张起来了。
陆定一一直关注着遗传学中“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情况。当他得知一些地方在贯彻中央科学政策方面发生前述严重问题的情况后，多次批评了上述反复，在陆定一及时和有力的纠正下，发生上述问题的基层领导再一次端正了认识，从而制止了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更大的反复。
于光远、李佩珊、黄青禾、黄舜娥四同志在陆定一逝世时写的一篇纪念文章说：“遗传学的争论问题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被翻了过去，不过每当重温遗传学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百家争鸣’方针在促进当代中国科学繁荣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陆定一在政策指导上极其重要的作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1986年，陆定一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回顾》，文章最后不胜感慨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1]

[1]　《陆定一文集》，第495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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