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同车南下。29日清晨抵达上海。9月1日，鲁迅乘“新宁”号轮船去厦门，许广平则乘“广大”号轮船去广州。将别之际，他们“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3] 但是，才一分手，相思之火，就已烧得他们不能自已。到达厦门的当天晚上，行李尚未安置好，鲁迅即给许广平写信了：“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4] 而许广平更是等不得上岸，在船上就给鲁迅写信了：“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5]

初到厦大，鲁迅暂住生物学院三楼。20天后，即迁入集美楼。楼下是图书馆，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9时后，一切星散，寂静便浓到如酒，令人微醺。从后窗望出，孤立的乱山中有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而前面，则海天微茫，有如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要扑到人的心坎里。时常，他靠了石栏远眺，静中能听得自己的心音。于是，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夹杂在这寂静中，潜入心底，浮向脑海。伏案，现实中的许多纷繁都想丢写；提笔，却又感到一时无从落墨。此刻，倒是回忆的思绪如山泉涌流，两个月里，连得五篇散文。其中饱含童年趣事的欢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的酸辛（《父亲的病》），在南京求学时的期望与失望（《琐记》），对藤野先生的敬重与感激（《藤野先生》），对老友的怀念与惋惜（《范爱农》）。

在厦门大学，鲁迅担任“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他废寝忘食，自编讲义，其生动、精到的讲授，不仅使文科学生受益匪浅，而且还吸引了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旁听。

教课之余，他还热诚接待学生的来访，回答学生的问题，支持并帮助学生成立文艺团体（泱泱社、鼓浪社）、出版文艺刊物（《波艇》月刊与《鼓浪》周刊）。10月14日，他在每逢星期四的纪念周会上发表演讲，劝诫学生不要“读死书”，而要做敢于改造社会的“好事之徒”。

虽然，学生的热情与拥戴使鲁迅感动，但他很快便发现，厦门亦非久居之地。一方面，“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1]；另一方面，校方急于事功，几次询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而当他送上《古小说钩沉》的书稿，却被很快退了回来，从此再不提这方面的事了。这种不尊重教师劳动的做法也使他难以接受。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感慨道：“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2] 于是，他萌生去意。而新的去向就是广州。毕竟，广州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政治空气似应清新些；又听说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在广州，届时，或有可能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何况，去广州能与许广平再相聚。其实，两人的分别才几个月，但时空的隔绝使他们冷静地考虑了未来的一切；时空的隔绝，更加剧了他们的相思之情。

11月11日，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聘书。但学期未完，一时还不可能成行。之前，他已抽空将1907年至1925年间写的论文、杂文编成一个集子《坟》，拟交未名社出版。此时夜深人静，追忆走过的道路，不禁思绪万千，便又写下了《写在〈坟〉后面》一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承认：“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不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1]

12月31日，鲁迅正式辞去厦门大学教职。转过年去的1月16日，他所乘坐的苏州号客轮驶离厦门港，于1月18日安抵广州。

在广州，他出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初时，住校内最中央且最高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这间大钟楼是大而无当，夜里有十几匹大如猫的老鼠赛跑，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们在门外高唱。”“晚餐后……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11时才散。客散以后，他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2]。3月，他搬出学校，与许寿裳、许广平合住于白云路白云楼26号2楼。这里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这才有了一个较为适合读书、写作的环境。

在广州，鲁迅与共产党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其中，交往最多的是中大学生、时任中共广东区学委副书记毕磊。毕磊陪鲁迅逛书店，参观农民运动讲习所原址，还向他介绍广州的政治形势，并把中共党团出版的《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刊物送他阅读，征求他的意见。

他发现，曾有的梦幻应当放弃，广州的形势十分复杂：“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3] 他认为，欢呼北伐胜利的人们应该意识到潜伏着的种种危机：“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4] 进而，在4月10日写的文章中更提出忠告：“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即《少年先锋》，引者注）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为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它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离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1]

鲁迅文章的墨迹未干，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广州当局也对革命团体发动突然袭击，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革命武装。鲁迅不顾个人安危，于当日下午，赶赴学校参加各主任紧急会议，试图担保、营救被捕的学生。但在校长朱家骅的反对下，他的动议未获通过。

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提出辞职。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怒与抗议，在他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十年前的1917年7月3日，他就因张勋复辟，一度愤而离开教育部。然而，这对于黑暗社会又有多大的冲击作用呢？想想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器的别人”^[2]。想想“三一八”，“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3] 想想“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4] 此时，在他的脑海里不断翻腾的，已是近一年来，他所接触到的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若干理论。

4月26日，鲁迅编定散文诗集《野草》。他在题词中写道：重读这些作品，难免回顾种种往事，联系波诡云谲的现实，不禁心潮起伏：“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5]

5月1日，鲁迅又编定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收在这一集中的作品，除了写于厦门的那五篇外，还有一年前写于北京的五篇：《狗· 猫· 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都是早年生活的记录，回忆起来理应感到温馨。然而，为其新写的《小引》却透着烦乱与沉重。也难怪，“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何况“飞机在头上鸣叫”，“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委实不容易”^[6]。

9月4日，他在《答有恒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1]

[3]　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欣慰的纪念》，第160页。
[4]　鲁迅：《两地书· 三六》，《鲁迅全集》第11卷，第105页。
[5]　鲁迅：《两地书· 三七》，《鲁迅全集》第11卷，第106页。
[1]　鲁迅：《两地书· 五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2页。
[2]　鲁迅：《两地书· 六○》，《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9页。
[1]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4—286页。
[2]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953年版，第72页。
[3]　鲁迅：《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4卷，第33页。
[4]　鲁迅：《黄花节的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410页。
[1]　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8卷，第161—162页。
[2]　鲁迅：《两地书· 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40页。
[3]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64页。
[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23页。
[5]　鲁迅：《野草· 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59页。
[6]　鲁迅：《朝花夕拾》，《鲁迅全集》第2卷，第229页。
[1]　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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