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问世，后改名为《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由此又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不过开初，“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1]，使《新青年》同人感到寂寞。

此时的鲁迅，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固然，年龄增长，使其沉稳，“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2]，但更主要的是，他积蓄了太多的失望：“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3]”他担心，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会不会又像过去几次他曾满怀希望的事情那样终于以失望结束呢？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于苏联发生的“十月革命”，也“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怀疑“是否一定就好”^[4]。直到年底，老友钱玄同来访，劝他做点文章时，他仍有疑虑：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1]

对于钱玄同所说的“希望”，鲁迅也承认“是不能抹杀的”。现实已然昭示：袁世凯称帝，不到半年，便在全国各地的讨袁声中羞愤交加，气绝而死；张勋复辟，更是短命，仅止12天，就告失败。何况，还有将来，那是希望之所在。于是，鲁迅在既犹疑又寄望的矛盾心情中，开始构思《狂人日记》；并于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进而结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

5月，他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暴露几千年封建社会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在结尾，寄望于未来，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救救孩子！”^[2] 由此开始，至1922年，他又陆续发表了14篇小说：《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 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和《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其中《孔乙己》为封建社会吃人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主人公深受科举制度的毒害而不自觉，沦落到将要讨饭和偶然偷窃的境地，却还迂腐得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最终，在丁举人的残害和周围人们的嘲笑中落魄而死。《药》主写国民的尚不觉悟。不仅城镇居民不理解革命者夏瑜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有人（华老栓）想用夏瑜的血来挽救儿子的性命。《明天》和《故乡》揭示农村（包括乡镇）里劳动者的苦难与悲剧性命运。《头发的故事》与《风波》涉及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阿Q 正传》，凝集了鲁迅多年来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出现在他笔下的阿Q，无房无地，靠帮人打工为生；处于弱者地位，却又不能正视现实。于是，或自欺欺人：明明赤贫，连姓什么都有点茫然，偏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明明连老婆都没有，偏说“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或自轻自贱：自己头上长癞，偏说人家“你还不配”；不得已承认“我是虫豸”，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或自我解脱：当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被抢后，就连打自己两个嘴巴，而意念中“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被假洋鬼子打了后，又赶紧“忘却”。或自我麻醉：当他意识到会被杀头时，他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直至死到临头，还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1] 由此，借阿Q 这一人物，活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2]，让人们从中照见自己的弱点与病症——精神胜利法。1923年8月，这些作品结集出版。鉴于创作初衷是在“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所以命名为《呐喊》。10月，茅盾对其评价道：“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4]

与创作小说几乎同时，鲁迅还写论文、杂文。用这种更直接、更锐利的方式，对社会展开毫不留情的剖析与针砭，给复古派以沉重的打击。往往，发表这些文字时，他用笔名“唐俟”。

他批判国粹主义：“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出了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所以，“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5]

他鞭笞封建伦理：直言“节烈”是“不合人情”，“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6]针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谬论，他指出，这“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7]。因为，生物要发展进化，父子关系就应该将长者本位与私己思想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

他提倡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1] 指出，“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即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2]

他还揭露国民性的弱点，“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3]；痛陈包办婚姻的恶果，使无数男女“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鼓励青年“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4]

此时，由于他的小说、杂文不断在《新青年》、《晨报副镌》、《新潮》等报刊上出现，所以，“鲁迅”、“唐俟”等笔名已越来越为广大的读者所熟悉，尤其是在青年中。

1920年8月，他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为思想空前活跃的青年学子讲授中国小说史选修课程。为备此课，他着手撰写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因为“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5]。所以，他备此课，无异于拓荒。好在过去的十年，他抄写、辑录、校勘典籍的功夫没有白费，此时全都用上了。

12月24日，鲁迅在北京大学文科的“中国小说史”课正式开讲。一时，大教室里座无虚席。这时，许多人才知道，那早已从报刊上熟悉的“鲁迅”，原来姓周，名树人。尽管他的口音带有浙江绍兴的语尾，但因见解独到、持论谨严、语言幽默、又有手势，所以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次年1月12日，他又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授此课，也同样是座无虚席。

三年后，该讲义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更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胡适阅后写道：“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之也甚谨严。”^[6]

[1]　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2]　鲁迅：《两地书· 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页。
[3]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55页。
[4]　鲁迅：《且介亭杂文· 答国际文学社向》，《鲁迅全集》第6卷，第18页。
[1]　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2]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25，432页。
[1]　鲁迅：《阿Q 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487—527页。
[2]　鲁迅：《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2页。
[3]　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4]　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
[5]　鲁迅：《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第305，306页。
[6]　鲁迅：《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24页。
[7]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5页。
[1]　鲁迅：《随感录三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第298页。
[2]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3页。
[3]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页。
[4]　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1卷，第322，323页。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第4页。
[6]　胡适：《白话文学· 自序》，《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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