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3月，鲁迅告别藤野先生，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东京从事文艺运动。其动因，如其自述：有一次，教室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被日军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

不过，未及起步，先遇波折。就在这年的夏天，正致力于文艺运动的鲁迅突然接连收到母病促归的电报、信函。为母担忧的他急忙返乡。岂料，原是母亲要他回来与朱安完婚。

朱安，也是绍兴人，比鲁迅大三岁，没有什么文化，又不肯“放脚”跟上时代的发展，属于典型的旧时代封建女性。因此，对于这门家庭包办的婚事，已受西方新思潮洗礼的青年鲁迅原是不肯接受的。然而，身为长子，深知父亲死后，母亲抚育自己兄弟几个费尽了心血，实在不忍因峻拒而使母亲伤心。何况，“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1] 但鲁迅的内心却是无比痛苦的。所以，婚后仅4天，他就携二弟周作人（恰好也被选派去日本以南洋官费留学）同返东京了。后来，他曾对许寿裳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2]

回到东京后鲁迅马上把精力投入到文艺活动的倡导之中。两年间，他连续撰写并发表了四篇论文：《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介绍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历史；《科学史教篇》论述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以及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和丰富人类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文化偏至论》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强调欲“立国”必先“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励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3]；而《摩罗诗力说》则是通过对一些富有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人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莱蒙托夫的介绍，激发人们起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及其垂死的封建文化。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力编译《域外小说集》，并筹措了出版资金。其立意，依旧是通过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尤其是对俄国及被压迫民族如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东欧、北欧弱小国家文学的译介，达到“别求新声于异邦，发国民之蒙昧的作用”。2月间，第一册印出1000本，6月间第二册印出500本。第一、二册在东京地区各只售出20本，在上海也仅销了20本。

这开端实在不顺，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一如后来的追述：“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4]

[4]　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
[1]　单演义：《我解说“神矢”的根据》，《读点鲁迅丛刊》第二辑。
[2]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60页。
[3]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6，57，56页。
[4]　鲁迅：《呐喊· 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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