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乘船抵达上海。初寓共和旅馆，8日移居东横滨路景云里23号。

开初，有许多学校想邀鲁迅去教书，但他都拒绝了。因为早在厦门时，他已就“此后的方针”写信给许广平探讨过：“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2] 而在将要离开广州的时候，他又对当时的文艺界有过一番分析：“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3] 到上海以后，他很想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正巧，11月9日，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段可情在郭沫若的赞同下，与太阳社成员蒋光慈一起来景云里拜访鲁迅，相商合作事宜。于是，他们很快就达成共识：联合起来，恢复《创造周报》，办成共同的园地。编委会由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段可情四人组成；特约撰述员由鲁迅、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等30人担任。

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率先刊登了《创造周报》的复刊广告。1928年元旦见刊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鲁迅与创造社成员共同署名的《〈创造周刊〉复活预告》。然而，就在联合阵线已露端倪之际，情况突变。一些留日归国的创造社、太阳社新成员反对恢复周报，反对与鲁迅合作。在他们看来，鲁迅与茅盾、叶绍钧等人都属“落伍作家”，而他们自己才代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对这些新锐们的主张，郭沫若“退让了”^[1]。不仅退让，而且随后也参与了对鲁迅的“围攻”。

先是冯乃超撰文，说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2] 接着，成仿吾上阵，讽刺鲁迅是“我们中国的堂· 吉珂德”^[3]。尔后又有署名杜荃的郭沫若的文章，更把鲁迅定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4]。

期盼已久的“联合”转瞬成了泡影，来自战友的误解与攻击亦使鲁迅愤懑。他觉得有必要阐发自己的观点，纠正对方的谬误，但下笔时却十分慎重。为使自己的回应更有说服力，他特意“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薄力汗诺夫（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5]。其实，这种锻造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工作，鲁迅早就开始了。1920年，他已看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只是当时，他仅把它作为一种一般的学说来对待。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他关注起苏俄文艺，陆续购买了《新俄文学之曙光》、《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文学与革命》等书。1926年，他又买了《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等书。尤其是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鲁迅更为集中地购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及无产阶级文化书籍。其中包括：《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什么叫阶级意识》、《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唯物论下辩证法的根本概念》、《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列宁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运动》等书。他买这些书不是为了藏书或装点门面。而是为了“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6]，以形成正确的思想，既纠正自己，又及于别人。

他纠正了以往自己“只信进化论”等方面的偏颇^[7]，逐渐学会了辩证法，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藉此，他回应创造社、太阳社攻击。首先，强调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抗争：“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1] 其次，主张重视文艺的特征：“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是因为它是文艺。”^[2]。再次，反对夸大文艺的作用：“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3] 藉此，他也反驳了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拾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4] 藉此，还深化了他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即列宁，引者注），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5]

[2]　鲁迅：《两地书· 六六》，《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4页。
[3]　鲁迅：《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3页。
[1]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2页。
[2]　冯乃超：《艺术与生活》，《文化批判》第一号。
[3]　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
[4]　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5]　鲁迅：《三闲集· 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
[6]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9页。
[7]　鲁迅：《三闲集· 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
[1]　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3页。
[2]　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页^[3]　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4页。
[4]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4页。
[5]　鲁迅：《习惯与改变》，《鲁迅全集》第4卷，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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