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个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在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要算是最高学府了，但浓厚的封建教育仍然充斥着这个学校。校长杜斌丞是个爱国人士，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他力主改革校政，设法延聘名师，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的时候。由于他们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了。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老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阅读到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不久，榆中学生在魏野畴帮助下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1923年后，志丹当选为会长。在他的主持和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开办了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作斗争，并胜利地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旧势力的一次罢课风潮。后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志丹立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并以学生会名义，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堂进行文化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1924年冬，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志丹等成为榆中第一批团员。1925年秋，榆林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志丹随即转为共产党员。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志丹立即组织榆中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宣传抵制日货，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了。志丹在陕北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出他的组织才能。1925年7月，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生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误，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经结束，只赶上参加共进社的会议，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检查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满怀激情地为大会题词：“共进! 共进! 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 不惜牺牲，杀开血路! 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1] 表现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对未来前途的无限信心。

1925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志丹的心早已奔向当时的革命中心，便说服家庭，冲破了校方的阻拦，断然离开榆中，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于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创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充满着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志丹到后，眼界为之一新，和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同志交往甚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热情学习，政治上也十分活跃。由于不服水土，一度曾患重病，医生让他休学，但他意志坚强，重病后仍坚持学习，不曾稍怠。

1926年秋，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东征。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中共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冬，志丹奉命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部多系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事教育，一说要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的同意，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又开展了新式练兵。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灌输革命思想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后来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战斗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豫西山区作乱，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镇华阴险狡猾，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尔后对己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志丹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收买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接受改编。

[1]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51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37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