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早在1934年初，陕北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被无端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1]，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又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先是利用永坪联席会议决定的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地将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担任要职，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他们始则攻击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继则干脆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严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一批干部。但许多忠于党和革命的干部，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拒不承认他们的诬陷。当时，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 10月初劳山战役之后将他骗离前线。志丹在途经安塞县真武洞时，恰好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他。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他有极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还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1] 随即策马扬鞭，毫不犹豫地毅然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就捕，不要逮捕前线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即被投入监狱，连他的带着5岁幼女的妻子同桂荣，也被同时禁闭起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志丹这种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胡说：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志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但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陕北这次“左”的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革命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同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了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革命根据地，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正当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陷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喜讯传来，军民振奋。毛泽东等同志是在突破腊子口后，始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到达陕北后，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已被关押，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于11月初，将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志丹出狱后，陕北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志丹。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1] 接着周恩来又领他去见毛泽东。他们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同志不但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的“肃反”，并且亲自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配合，打了著名的直罗镇一仗，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震，根据地空前发展。之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北与陕甘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委，并相应地建立了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一管辖西北的革命武装，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八军。志丹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于对“左”倾错误执行者的义愤，多次要求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处理犯错误的人。志丹胸怀坦荡，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2] 另一方面又一再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3]。1936年初，他要习仲勋转告受过整的同志：“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4] 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为党工作，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1]　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生，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周年》，1980年4月1日《解放军报》。
[1]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　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生，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周年》，1980年4月1日《解放军报》。
[2]　刘志丹：《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训》，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82期。
[3]　王子宜：《纪念伟大的革命战士——刘志丹同志》，原文存陕西省档案馆。
[4]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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