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0月下旬，志丹领导的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仲远、阎红彦、师祝杰等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合，^[2] 到南梁一带休整。是年冬，转移至合水县柴桥子。根据当时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改编之始，志丹即离部队赴省委汇报情况，随后在渭北搞了一段农运工作，又返回陕甘边。此时，游击队已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率部在永寿、乾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5月10日，省委改任志丹为总指挥。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战斗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系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决定向该地区行动。5月15日夜，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17日，一天之内又连歼凤凰山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支。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至1500余人。20日，继续向敌进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缴枪300余支，弹药2万余发。至此，敌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宜、洛反动民团基本被歼。在此次反“围剿”中，志丹和他领导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经过5个县，大小9战，8次获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6月上旬，志丹率游击队自富县东移，在集义镇消灭民团一部，进至韩城的上官庄，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50余人的赤卫队。原计划在此开辟游击根据地，但因遭强敌袭击，伤亡较大，被迫退至甘肃正宁麻子掌时，部队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争执，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被选为总指挥。这时，执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指示“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反对游击战争。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对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等进行批判，戴上“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等帽子加以打击。8月，当部队打下正宁五顷原后，又错误地提出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消灭附近敌人的坚固据点，20天分完土地等一套过“左”的计划。志丹坚决同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并耐心进行说服。但这些人根本不听，仍令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结果连打败仗，使部队遭受极大挫折，被迫退至马栏附近。

8月底，省委又派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志丹为副总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此时，敌人分三路对游击队开始了新的“进剿”。敌第一路贺高侯部千余人，由旬邑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进发；第二路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民团200余人由宜君进占马栏，企图截断红军退路；第三路由胡三带领富平、耀县、铜川三县民团400余人，以素著恶名的耀县团总蔡子发为首，由耀县进攻照金，情况非常严重。但子长、志丹沉着应战，在摸清敌人部署后，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歼其薄弱环节，趁敌贺高侯部进展迟缓，当晚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先佯装向宜君、铜川方向后撤，埋伏在照金以西20华里的地方，诱敌蔡部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杀了个“回马枪”。拂晓，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人。照金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后，由于敌人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联合反扑，为了避敌主力，部队只好撤离照金，北上保安。临离照金时，志丹留下他的特务队，交由两次兵变失败后回到这个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9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10月，再战又失利，撤至合水县梢林地区的平正川，部队情绪低沉。子长、志丹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会后，游击队分三路活动：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合水塔尔原；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杨仲远、阎红彦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子长依靠群众的掩护，带领30余人，留住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里，照看伤病员。经过一段工作筹得了一批粮款，取得了一些胜利，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塔儿原地区会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区游击。此时，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为此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同月22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1]、“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子长、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志丹、仲远虽因杜衡不懂军事，勉强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只有这一个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军、团两级政委。为了便于控制部队，杜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然，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协助拟定作战计划，争取打胜仗。由于他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1]。

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时间，就被搞垮了。

本来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之边，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便于红军活动。同时，这里曾是陕甘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是外来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其中庙湾民团又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加以习仲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团成立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政策正确，在这里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杜衡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当时白军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骂红军干部勾结军阀。对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的庙湾夏玉山民团也要进攻，结果使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又烧了香山寺，惹得几百个和尚也成了革命的对头。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情况十分困难。

1933年5月下旬，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临时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形势报告时，故意夸大敌人“进剿”的严重性，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说什么渭华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又距西安甚近，可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志丹坚决反对南下，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 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根本不听，诬蔑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被迫南下，5月30日，到达三原武字区，经高陵玉桥渡口过渭河后，杜衡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中途动摇，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不久省委机关破坏，杜衡被捕叛变。杜衡离队后，政委由汪锋担任，志丹任参谋长，与追击的敌人边走边战，进到蓝田张家坪时，被五千多优势敌人包围。志丹等见势不利，立即召开队委会，决定丢掉辎重，分三路轻装突围。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

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峪里，靠采集野果充饥。时值盛夏多雨，加之敌人重赏通缉志丹，经常派兵搜山，处境十分困难。革命的严重挫折，动摇不了志丹坚定的意志，他亲切地和战士们谈心，鼓舞士气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 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 失败了再干呀! 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来他动员大家突围，在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大部分同志牺牲了。志丹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死里逃生，一个人冲了出来，隐蔽在一个深山里，昼伏夜出。一次，从一个险峻的高崖上滑了下去，摔成重伤，又遇着一场暴雨，几乎丧生。但他坚强地战胜种种困难，后来遇见红二十六军先锋队一个战士，才扶他下山，和失散的王世泰、曹士荣等会合。下山不远，又路遇叛徒险遭出卖，幸赖他们智斗敌顽，得以脱险。后在渭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提着货郎担子，渡过渭河，绕道洛河川，爬山越岭，奔向根据地。一路非常危险，但志丹等仍坚持不丢掉武器，他们把货郎担子分做两层，上层放货物，下层放武器，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1933年10月4日，带着几枝驳壳枪回到照金根据地。

[2]　系由西渡黄河而来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及陕北几股保运武装组成。
[1]　梢：梢林。“梢山主义”指只在山林里进行活动，与“上山主义”同一含义。
[1]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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