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七八月间，志丹等冒着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派志丹和子长等回陕北工作，任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曾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及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闹革命的曹力如一起，整顿地方党的组织。他们利用党员担任县教育局长职务的方便，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全县七所小学，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冬，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9年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仰之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士绅们，争取他们赞成改选民团，一面揭露路仰之欺压老百姓的罪行，鼓动群众到县长那里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县长迫于人民压力只好答应改选。党组织又通过社会关系提出志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选举胜利后，路仰之收买了一部分人，企图拒绝志丹上任。党组织又及时发动广大团丁进行抗争，结果把路煞费苦心安排的拒绝志丹上任的示威，变成了欢迎志丹上任的仪式，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这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志丹虽未到会，但由于渭华暴动时他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八九月间，省委任吉国桢为陕北特委书记，志丹仍继续负责特委军委工作，在陕甘一带活动。那时候，陕甘交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红帮等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志丹看清了这个特点，就号召党团员占山头闹革命。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 从1929年到1931年，志丹、子长利用亲友等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志丹先于1929年夏秋，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部队；1930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陕北特委同时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皎、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相继进入苏部工作，并且在苏部秘密地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皎任书记），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随后，志丹、子长又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活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1930年夏，志丹、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机会举行起义，不意突遭张廷芝的袭击而失败。

1930年8月中旬，志丹和子长同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为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这次会议正值中共中央发生立三“左”倾错误时期，按照立三“左”倾错误的要求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子长、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但是，由于立三“左”倾错误很快就被纠正，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执行。会议期间，特委曾提议由志丹继续担任军委书记，留机关工作，志丹以基层武装斗争更重要为理由，请求派他仍回陕甘边搞兵运，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桢为军委书记。

9月，志丹回到保安，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了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这个月的下旬，志丹即和曹力如等一起在永宁山一带组织革命武装。他们先是借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到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击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以下10余人，缴获枪支60余支，骡马几十匹。战斗胜利后，志丹带着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使部队发展到200余人。人马发展了，志丹又抓紧机会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练兵。当时民谣曾有：“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等句。后因遭优势敌人“围剿”，转移途中失利。

1931年春，志丹奉命继续和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志丹被捕，囚禁彬县，部队亦被缴械改编。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1]。旋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同年4、5月，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硅璋部。陈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又想利用志丹反对当地其他军阀张廷芝、谭世霖，扩充自己的实力。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此以陈的名义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300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这期间，陕西省委曾有一个策动甘军五个旅兵变，拖出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派高岗（时任省委交通，全国解放后，因与饶漱石阴谋反党，分裂中央，被开除出党）到平凉和志丹进行过联系。但是这些起义多系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且在路线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因而都没有成功。志丹的十一旅也因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志丹在危急情况下安排了党的工作，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了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

志丹在兵运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出生入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一向被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虽经多次挫折但从不气馁，并善于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这种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发展革命武装的做法，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不是根本办法。正像志丹后来所总结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1]

[1]　《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
[1]　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1945年7月17日），陕西省档案馆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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