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刘亚楼，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1929年入伍参加工农红军，1938年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深的军事理论知识，身经百战、智勇双全，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创建人民空军、建设空军指挥系统、完善空军战术思想等方面建立了卓越功勋。1955年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一
刘亚楼，福建省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人，1910年4月8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他家世代靠租田度日，生活十分艰难。父亲刘克芳、母亲曹秀孜都是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刘亚楼降生，刘克芳十分高兴，先取名兴昌，又改名马长。小马长出世不久，曹秀孜不幸死于产褥热，同村好友刘德香急人所难，收马长作养子，并更名为振东
[1]。
1919年春节刚过，小振东肩背书包，蹦蹦跳跳地进入了本村私塾，第二年转入崇德小学。
1924年，刘振东毕业于崇德小学并升入湘店高等小学。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赢得了部分教师的资助，1926年以较高的分数考入了福建省立第七中学。
省立七中，位于长汀城内。学校师资力量强，教学设备好，生活开支也远非乡村可比。刘德香一家无论如何节俭，仍难以保障振东的学习费用。几个月后，刘振东便辍学回乡了。回乡后，崇德小学聘请他为教员。他任教后，工作积极，热情上进，深得校长刘克模的赏识。刘校长领振东走进楼上的小书屋，引导他阅读《独秀文存》、《向导》、《新青年》，唤起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促使他民主革命思想萌发。
1927年9月，周恩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南下途经闽西，鼓舞了闽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年冬，崇德小学校长刘克模为联络革命力量，在长汀、上杭、武平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叫做“店下”的地方，建立联络站。联络站对外经营油、盐和其他日杂用品，取名“文昌栈”。刘振东等四人充当“店员”。临行前，刘克模告诉刘振东：“去年12月，桃澜、湘店一带有了共产党的小组，今年10月又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刘振东闻听，又惊又喜。
店下，水陆交通便利，来往行人纷杂。刘振东以店员的身份作掩护，利用做生意和往来长汀、上杭、武平的机会，结识了张赤男等革命志士，并把获得的消息传给刘克模。这样，刘振东在中共武平支部成员刘克模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斗争。不久，他联络了48位热血青年成立铁血团。为使大家齐心协力又便于在形式上让农民接受，铁血团成员喝血酒结盟。此后，武平一带的农民群众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湘洋、尧山两地还成立了大、小青年会，刘振东被推选为大青年会的领导人。
在中共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刘振东的无产阶级觉悟很快提高。1929年8月，经张涤新、李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自己更名亚楼，表示跟党干革命，更上一层楼。
刘亚楼入党后，不但坚定地投身于革命斗争，而且动员更多的人加入革命行列。在他的带动和说服下，一向志趣相投的一些青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养父刘德香参加了地方赤卫队，以后还先后担任了乡、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弟弟刘福东、刘协昌，也在本村参加了少先队并被评为模范队员。
从1929年3月到1930年6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三次入闽，推动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策应红军入闽，中共闽西特委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刘亚楼参加了张涤新、刘克模、刘长明领导的地方武装暴动。暴动发起后，他先是带领十几名青年手持梭镖担任暴动指挥部保卫工作，继而参加了抓恶霸、捣匪巢和围歼反动民团的战斗。暴动胜利后，中共闽西特委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武装整编为张赤男指挥的闽西红军游击队武北第四支队。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三占龙岩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8月，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会剿”红四军。为打破敌军“会剿”，红四军分内外两线作战，打击了敌军，保卫了苏区。在斗争中，年方18岁的刘亚楼，血气方刚，热情高涨，作战勇敢，在地方游击队里很快当了班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排长。他带领的排，每逢战斗，常常担任突击任务；战斗之后，又深入白区，了解敌情，书写和张贴革命标语。他胆大心细，遇事肯动脑筋，被誉为“精灵兵”。
1929年12月，刘亚楼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并担任学员班长。随营学校设军事课、政治课和娱乐课。刘亚楼用心学习、细心体会，军政素质有较大提高。
1930年4月，刘亚楼从随营学校毕业，被分派到红十二军三纵队一营任连长。一个月后，担任一营营长兼营政委。
6月上旬，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自上海到长汀，向红四军、红十二军传达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及整编红军的指示。6月19日，红三军（驻江西原红六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刘亚楼改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相当于营）政委，正式加入了工农红军主力部队。
二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支配地位，指示四军“由江西会合五、六军进攻武汉”
[1]。6月22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发出了“开赴广昌集中”的命令。这时军委命令第一路军改称第一军团，刘亚楼随一军团离开长汀。
8月15日，刘亚楼随红一军团到达黄茅，8月20日参加了进攻文家市的战斗，全歼戴斗垣旅。8月23日进至浏阳附近。24日，红一军团与从长沙撤退的红三军团在永和市会师。当天，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8月28日，朱德、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再占长沙”的指示，发布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刘亚楼带着他的支队随一军团从左路出击。他们不怕艰苦，不顾疲劳，猛打猛冲，在追歼外围之敌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接近城区，遇到了电网内和堡垒群中敌军的顽抗，遭受较大损失。9月12日，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进占株洲、醴陵、萍乡等地。10月4日攻占吉安，解放了赣南广大地区，使赣江西岸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时，前委决定，将军属纵队改编为师，支队改编为团。红四军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改称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刘亚楼任该团政委，团长是毕占云。
1930年秋，蒋介石调兵10万，自吉安、建宁一线分兵八路，由北而南，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25日，刘亚楼带着他的团队参加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后，刘亚楼又出席了红四军军长林彪召开的师团干部会议。12月30日拂晓，红军开始攻击，原在黄陂小布待机拟歼源头敌五〇师的刘亚楼所部，由于地形不利，二进二回，12时，奉命投入了龙岗战斗。下午3时，天气忽变，浓雾弥漫，阴沉莫辨。被红军重重包围的国民党军十八师顿时阵脚大乱。红军地形熟悉，攻势未减，激战三小时，全歼该敌并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刘亚楼又带着他的团队参加了追歼敌谭道源部的战斗，取得了东韶歼敌五○师过半的胜利。
1931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朱德、毛泽东分析了敌情我情，提出了“迫敌就我”、“先弱后强”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划定从西向东、沿敌军后方补给线横扫700里的作战路线。
刘亚楼认为，这是一个大胆而持重的部署，是一场与敌军比力量比意志的竞赛。他要求三十五团指战员要做一只敛威屏息的猛虎，待冲锋号一响，跃出致敌于死命的一扑
[1]。5月13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四个团和四十七师王景德旅三个团，在由富田进犯东固途经九层岭、观音崖时，闯进了红军的包围圈。5月16日清晨，红军预伏的三路大军发起攻势，将敌人包围起来。刘亚楼、毕占云带三十五团参加了攻占九层岭的战斗。开始，敌居高临下，火力密集，三十五团攻势受挫。接着，师部调集全师迫击炮压制敌军火力。炮击尚未完全停止，刘亚楼一跃而起，率领部队发起冲锋，抢时间跃过了开阔地，跳上峰顶，打开了正面破敌的通道，后续部队一涌而入，敌人溃不成军。虽公秉藩逃脱了性命，但该部1万余人被歼。红军挥戈向东横扫，半个月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坐镇南昌亲任总司令，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犯。为打破国民党军新的“围剿”，一方面军主力千里回师，由闽入赣，主动出击，攻占莲塘圩，全歼敌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攻占良村，全歼敌郝梦龄第五十四师；攻占黄陂墟，全歼敌毛炳文第八师。三战三捷，敌军部署大乱，在退却中又受到红军三路追击。历时两个半月的第三次“围剿”，又以国民党军的惨败而告终。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刘亚楼带领三十五团参加了各次重要战斗。反“围剿”的后期，刘亚楼改任合编后的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政委。
1931年冬，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影响中央苏区。1932年2月红军攻打漳州。在新城与粤军的战斗中，红十一师政委张赤男壮烈牺牲。3月，刘亚楼出任红十一师政委。
从1932年7月起，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于同年年底，集中30多个师，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在反“围剿”斗争中，1933年2月，红军在登仙桥、大龙坪设伏。刘亚楼深入各团，检查伏击情况。每到一地，他都一再叮嘱：要沉住气，要打出威风来。2月27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进抵大龙坪地段。刘亚楼和师长刘海云接到攻击号令，指挥红十一师向敌军发起冲锋。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冲入敌群，将敌拦腰切成数段，激战数小时，全歼该敌。次日，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全歼敌五十九师；接着，又歼敌第十一师大部。第四次反“围剿”，以蒋介石比前三次更为惨重的失败而告终。
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在藤田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军的番号，红四军改为红二师，原红四军十一师改为红二师第五团。刘亚楼任第五团政委。8月，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12月接替胡阿林担任红二师政委，师长为陈光。
1933年10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领导者推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使这次反“围剿”作战从一开始便处于被动地位。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牺牲，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刘亚楼心急如焚。
10月初，军团长林彪带警卫员来到二师指挥所。红二师正在高兴圩一带顽强地抗击敌军。林彪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要陈光和刘亚楼迅速把二师部队收拢起来，把阵地交给江西军区红二十四师。次日，陈光和刘亚楼又接到军团命令，要二师向兴国东南之竹坝、黄门一带秘密集结。在于都的穿心店地区，刘亚楼和陈光领导二师进行了兵员、干部和弹药的补充。此后，陈光、刘亚楼收到了军团首长的绝密信，信中传达了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命令及行军路线；一军团先行，红一师为军团右前锋，红二师为军团左前锋。当日，刘亚楼和陈光召集团以上干部研究了落实方案。
10月10日下午，刘亚楼和陈光带红二师告别了根据地的乡亲，跨过了于都河桥，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三
1934年10月20日，二师进至信丰地区，遇到了粤军余汉谋部在信丰、安远一线的阻拦。刘亚楼和陈光令五团、四团分别从安息、古陂出击，六团随时接应。五团、四团顺利地夺得了敌军据点。21日，刘亚楼和陈光率二师渡过信丰河，通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8日，刘亚楼和陈光率二师以大庾与乌径之间的粤赣边境为突破口，打破了敌军在羊揭、天马山一带的布防，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调湘、粤两省20万重兵在粤汉铁路沿湘粤一线设防。刘亚楼和陈光令四团抢占粤汉路边的制高点——九峰山，带五团、六团攻临武、渡潇水、取道州，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25日，红二师抵达湘江时，遇到了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林彪向刘亚楼和陈光交代：在我军前方，敌人在湘江一侧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形成了一道屏障；在我军后方，蒋介石调集近40万大军，分五路向我追来，还特地调来飞机参战；红二师要不惜任何代价，突破湘江，为部队行进打开通道。
刘亚楼十分清楚眼前的处境和肩上的责任。他和陈光分别到各团紧急动员，一定要部队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为保卫党中央作出贡献。战斗打响后，刘亚楼带六团冲向正面敌军，陈光指挥四团抢占界首击溃广西军阀夏威部队后，与五团一起扼守觉山，卡住敌军通向湘江和湘桂公路的咽喉。六团正面破敌受到碉堡内敌军的疯狂阻击，四团、五团遇到了国民党刘建绪部队三个师的拼命反扑。红二师硬是顶着敌人的炮火，踏着同伴的血迹，控制了通道；激战数日，保证了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
[1] 安全过江。
12月15日，红二师突破黔敌防线进占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的会议结束后，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委聂荣臻当面向陈光、刘亚楼下达了进军黔北，夺取遵（义）桐（梓）的作战任务。
刘亚楼和陈光接受了任务，率二师西出黎平一路征战，于12月底抵达乌江南岸。
红二师进抵乌江的江界（渡口），已是1934年的最后一天。刘亚楼和陈光听取了前卫团团长耿飙化装侦察的情况报告后，又亲自到江边察看地形，当即决定：今天在江边迎新守岁，明天强渡乌江，用战斗庆贺新年。
入夜了，刘亚楼走出师部，来到江边，战士们点上马灯，围坐在政委周围。刘亚楼要大家捡点柴禾，点上篝火，乐呵呵地和战士们谈过去的战斗生活和未来的美景，激励大家的士气。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不少团队开起了篝火晚会，战士们还不时喊出“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用战斗的胜利欢庆新年”的口号。
1935年的第一天，天空阴暗，不一会便下起了大雪。江面浓雾弥漫，江对岸的景物已经很难分辨。经火力侦察，发现对面渡口约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防守，火力较强。据老乡介绍，渡口上游500米处，有条极小的傍山小道，勉强可以走人，但也有敌军的排哨；离江岸两华里处，驻有敌军的部队。刘亚楼和陈光告诉四团：佯攻渡口大道，偷渡上游500米处的小道；佯攻要大张声势，偷渡要隐蔽迅速! 这一天，白天强渡夜晚偷渡均未成功。1月3日，再次组织强渡。刘亚楼派师部党总支部书记林钦材和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周清山加强火线政治工作
[1]，进一步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首批登岸的四团一营向守敌发起猛攻，在红军一片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敌军开始溃败。突然，敌军预备队开来，一营且战且退，被迫退到了江边，情况十分紧急。一直在团指挥所的刘亚楼通过望远镜看得真切，他一拍大腿，高喊“炮火支援!”军团直属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赶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准确地打到对岸敌群中。敌军溃散了，红军乘势猛攻；工兵营迅即架起了浮桥，一军团踏着浮桥过江了，军委纵队
[2] 踏着浮桥过江了。国民党军号称的“乌江天险”被红军突破了。当薛岳等部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烧毁浮桥，离江岸有数十里之遥了。
正当红二师前卫部队渡过乌江、追歼江防逃敌之际，刘亚楼和陈光商议，把进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红六团，并当面向六团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事关红军的战略全局，是党中央黎平会议后确定的进军方向。夺取遵义既要勇敢，又要机智。
1月7日凌晨，六团化装“国军”智取遵义城门成功，红二师弹无一发挺进遵义。进城后，刘亚楼和陈光要求各团首先维持社会治安、开展群众工作。遵义人民受黔军压迫惨重，听说红军是打王家烈、侯之担的部队，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正当红二师准备驻扎休息，一解数日奔波疲劳之际，又传来军团首长要二师迅即北上的命令。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和军团政委聂荣臻向刘亚楼、陈光交代后，又亲自赶到四团，当面向耿飙团长、杨成武政委布置了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
四团跑步前进，当天下午抢占了板桥。第二天，采用正面强攻与侧后迂回的战术，一举拿下了号称“一人守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接着边打边追，出击15公里，占领了桐梓城。红一师和二师后续部队，陆续向桐梓一带开来。
桐梓是座县城，有楼房、有电灯。当战士们听说发电厂因为没煤不能发电时，不顾疲劳便主动用担架从几十里以外突击运煤，让解放了的桐梓的夜晚出现了光明。指战员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刘亚楼和陈光来到团部，一见耿飙、杨成武就说：“你们马上出发!”
“马上出发，又到哪里?”耿飙和杨成武不胜惊愕。
“占领牛栏关，向前挺进，占领松坎!”陈光发布了命令。
刘亚楼看出他们缺乏思想准备，便补充说：“任务紧急，也很光荣。只要我们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革命胜利了，洋楼、电灯有的是!”
杨成武点点头，轻声说：“只是战士们的情绪……”
不等杨成武说完，刘亚楼接下去说：“战士们的情绪看我们干部的情绪……”边说，边打开地图，把四团两位领导干部叫到跟前，继续说：“松坎北面是浩浩长江，隔江与国民党屯聚重兵的重庆对峙，这态势，这任务，光荣啊! 认真动员，搞通思想，你们能够完成任务。”
耿飙和杨成武二话没说，紧急开会动员，准时整队出发，当天就奔袭20公里，拿下了牛栏关；又连夜百里急行军，第二天清晨攻占了松坎。接到四团从松坎发来的电报，刘亚楼回电表扬了他们的这种顾全大局、吃苦耐劳的精神；要四团在松坎休整七天，警戒重庆方面的敌军。
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移至遵义。
由于红二师和红一师扼制了桐梓、松坎一带，组成了遵义北面的防线，与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在乌江一线构成的南面防线遥相呼应，控制了遵义中心地区，保卫了中共中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时，蒋介石纠集滇、黔、湘、桂、川五省军阀部队，拼凑看30多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压来。为摆脱敌军，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挥师北上。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师抢先渡过赤水河。1月29日，刘亚楼和陈光率二师参加土城战斗后横渡赤水，进入沟壑纵横的古蔺县。部队连日行军作战，同志们饥渴交加，忽然发现路旁有块地，地里长着翠绿的萝卜，无不喜出望外，但一时又找不到地的主人。刘亚楼和陈光交换了一下意见，高声说：“为了保持体力，为了战斗胜利，萝卜可以吃，但群众纪律不能违犯，吃过萝卜，每个坑边放一枚铜钱!”
蒋介石发现红军北出遵义，有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趋势，急调重兵设防堵截。红军领导人审时度势，利用敌军调动、黔北空虚之机，指挥各部队挥师东进，出其不意二渡赤水，乘势发起遵义战役。此役由三军团担任主攻，一军团配合。战役过程中，刘亚楼和陈光率二师直插遵义通向贵阳的公路，切断敌军退路。当敌军主力受到红军前后夹击大部被歼余部溃散时，刘亚楼和陈光又奉命带二师向烂板凳、刀把水一线追歼逃敌直至乌江，敌九十三师被杀得片甲不留。
二占遵义之后，红军略作休整。休整期间，刘亚楼参加了中革军委召开的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团以上干部会议。
红二师在遵义附近休整几天后，奉军委命令攻打遵义之西的鲁班场，激战一夜，未将敌军全歼。次日，红二师又奉命经茅台镇渡过赤水河，直奔古蔺县，大有挥师北上之势。但红军四渡赤水河、回转鲁班场，在消灭了遵义以西、鲁班镇以东守敌之后，南渡乌江，占领息峰，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闻讯后，急令云南省主席龙云、湖南军阀李韫珩率军驰援；并急调湘军刘建绪、鄂军徐源泉等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击。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之际，红军却乘虚而入，进入黔南山区，长驱直下，挺进云南，直逼昆明。龙云看到自己的巢穴危在旦夕，急忙调兵驰援。刘亚楼和陈光指示王开湘
[1]、杨成武带四团接近昆明，把“解放昆明，活捉龙云”的口号喊响。红军佯攻昆明，云南全境震动，滇军急匆匆赶往昆明救急，红军主力部队已乘虚北进占领元谋和老街，于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红军渡过金沙江，中革军委电令一军团主力向泸沽方向前进，并要求红二师派出先头部队。正当兄弟部队在会理稍事休整之际，刘亚楼和陈光率二师为军团先头部队已攻取了德昌，占领了永定营，率先北上了。
为抢渡大渡河，5月20日，朱德电示红一军团第一团为第一先遣团，随刘伯承、聂荣臻向登相营前进；第五团由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向越西前进。第一先遣团进至泸沽侦知，通往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一条经冕宁、大桥镇到安顺场；并将情况向军委作了报告。5月21日，根据朱德电示，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一团向安顺场前进时，左权、刘亚楼率先遣五团也向大树堡开进，策应一团行动。行前，刘亚楼和左权向部队作了动员，并派梁兴初带第三营为前卫。梁兴初带队出发不久，发现前进路上有敌军扼守。刘亚楼和左权迅速赶到，指挥五团巧取登相营、攻克越西城，22日翻过晒经关，到了大树堡。当天，左权、刘亚楼亲临大渡河边观察地形、侦察敌情，指挥部队佯动；收集渡船，动员民工，赶造木船，砍竹扎筏，并传出话去：红军要在大树堡强渡大渡河，攻打富林镇，解放成都城。富林镇与大树堡隔河相望，红军做给敌军看的这些行动，造成了敌人的错觉。他们日夜赶修工事，加紧巡逻，并增派大批援军向富林镇集结。5月25日，刘亚楼接到军委电报：我军在安顺场胜利渡河；先遣团圆满地完成了吸引、钳制敌军的任务，迅速向安顺场进发。
过了大渡河，部队小憩三日。第四天，刘亚楼和陈光率红二师绕过雅安，攻占天全、宝兴，进至夹金山脚下。
夹金山是一座终年积雪不化的大雪山。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师率先过山，为全军踏开雪路！ 6月11日，刘亚楼率部到达山下，已是黄昏。从山下观望，只见夹金山高不见其顶，横不见其边，团团云雾在腰间盘绕，夕阳的余晖照在白皑皑的冰雪上，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师先头团派出的工作组从当地群众中了解到：必须多穿衣服，带上烈性酒、辣椒，再拄根拐杖，还要在上午9点以后，下午4点以前，才有可能过去，否则，将陈尸雪峰。而现实的情况是，战士们一身单衣，既无烈性酒，也无法弄辣椒，唯一能办到的是折根树枝作拐杖了。刘亚楼召集各团干部开会研究。面对困难，他要求各级党委、支部充分动员，共产党员发挥模范作用，把多余的衣服穿在体弱有病的同志身上，把应带的枪支器械扛在自己肩上。他号召：开展强帮弱、大帮小、青帮老活动，决不使一人掉队。12日上午9点钟，红二师在一片“征服夹金山，当好先锋师”的口号声中，开始了翻越夹金山的壮举。陈光带四团先行，刘亚楼率五团和六团跟进。刚登山时，路还好走，人们说笑声不断。但越往上走，路越窄，坡越陡；空气越来越稀，气温越来越低，积雪却越来越厚。有人滑倒了，有人跌到几米深的雪窝里。这时歌声笑声没有了，听到的是越来越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登到半山腰再往上爬，一步一喘，有的同志开始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不小心，随时都有掉下悬崖或跌进雪窟的危险。这时，刘亚楼走走停停，忽前忽后，或进行鼓动宣传，或搀扶体弱的同志，或用结起的绑腿拉掉进雪窝里的战友。他同指战员们一起，沿着山顶上的曲折盘道绕过主峰，与风雪搏斗了几个小时，终于胜利地爬到了山顶，两个团“没有少一人”。翻过山顶，下至半山腰，陈光带领的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部队相遇了。刘亚楼闻讯加快了步伐，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同志们会合后，一起涌进了达维镇。
6月底，刘亚楼和陈光率红二师奉命从两河口出发，经过大板村、黄草坪到木城，翻过白雪皑皑、上下45公里的梦笔山，进驻卓克基。接着，又经黑水、梭磨河、马唐、刷经寺、康貌，翻越了长板雪山，进入芦花。在芦花，红二师稍作休整继续北进，连续翻越了打鼓山、仓德山两座雪山。7月9日，抵达松潘重镇毛儿盖。7月30日，刘亚楼调任红一师师长。8月3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混合整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分途北上。红一师和红二师归右路军序列。8月18日，刘亚楼率一师随右路军出发，踏上了征服泽国草地的艰难历程。
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湿透了红军战士的衣衫，也淹没了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绵延几十里水深没膝，绿茸茸的水草全泡在水里，一脚踩下去，污泥浊水没过膝盖，还有些无底的泥潭，人或马一旦陷入，便越陷越深。刘亚楼嘱咐大家，每走一步都要小心地抬足，慎重地落脚，防止偏离了路线，陷身泥潭。
在行军艰难的同时，饥饿之苦更严重地消耗着战士们的体力，威胁着同志们的生命。刘亚楼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率领部队同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作斗争，以饱满的热情和模范的行动感染着指战员。三营战士王永贵、刘化文，饿得头昏眼花，实在走不动了，一个念头在心底升起：走不出草地了，革命就此到底了。刘亚楼走到他们面前，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仅有的一些干粮给他们吃，鼓励他们坚定信心、鼓起勇气。经过7天的艰难跋涉，刘亚楼和一师同志们于8月24日走出草地，抵达班佑。
班佑，这个只有20来间牛屎房
[1] 的小村庄，对六七天不见炊烟的我军战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天，大家洗洗脚，烤烤火，吃点东西，便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不愿北上，并下令右路军南下。9月8日、9日、10日、11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电报，要张国焘速即率部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谴责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并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
[2] 继续北上。9月17日夺得天险腊子口，19日进占哈达铺。
在哈达铺关帝庙前的院子里，中革军委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刘亚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了俄界会议的决定：“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我兼政委。下辖三个纵队。”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红一军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编为第二纵队，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此后，刘亚楼率第二纵队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越过了西兰、平固大道，翻越了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四
1935年10月底，刘亚楼随陕甘支队经保安抵甘泉附近，与红十五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军委发布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红一军团，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萧华为师政委
[1]。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
还在1935年7月间，国民党就调集15万兵力，对陕北、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苏区军民奋起斗争，先后取得了定仙嫣、榆林桥歼敌近4000人的胜利。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并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使国民党大为震惊。设在西安的“西北剿总”，下令东北军5个师分两路进兵，妄图消灭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11月中旬，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已进入直罗镇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首先歼灭第一〇九师于直罗镇地区。战前，毛泽东亲自向刘亚楼、萧华交代：你们二师是首次和十五军团联合作战，要很好地协同，要加强团结。刘亚楼十分重视毛泽东的指示，专程到十五军团研究了协同方案。战斗打响后，两军配合得很好，全歼敌一〇九师并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战后，红二师进至延川甘谷驿附近休整时，刘亚楼带领二师演出队到十五军团慰问演出；十五军团也派干部来二师参观、座谈，两支部队亲如一家。
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力量，红军渡河东征。1936年1月19日，西北军委指示参战部队陆续向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集结。2月中旬，刘亚楼、萧华带红二师极其隐蔽地来到黄河西岸。刘亚楼多次到岸边观察地形、侦察敌情，组织先头团选渡口、备船只，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
2月20日夜，由刘亚楼指挥的红二师第五团组成的渡河突击队，穿过黄河惊涛，冒着敌军弹雨，在沟口一带登岸成功，并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为红军渡河打开了缺口。接着，一师、四师先后渡河，战果继续扩展。次日拂晓，红二师占领三交镇后，乘胜追击，同一师、四师一起将敌独二旅包围于关上村。阎锡山的独二旅，武器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哪里战斗吃紧，便往哪里支援，号称“满天飞”。天一擦黑，红军发起攻击。刘亚楼指挥红二师由南而北，红一师、四师由北而南，猛烈合击，激战到半夜时分，将敌独二旅全歼。此役使阎锡山大为震惊，急调大军阻止红军东进。红军在吕梁山郭家掌和大麦郊一带战斗持续两天，歼敌近两个团，但前进的道路仍未打通。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兵分两路：十五军团向北，威逼太原；一军团向南，指向汾河流域。刘亚楼和萧华带红二师攻取襄陵后，一直挺进到侯马镇，沿途消灭阻敌，宣传抗日，打击土匪汉奸，扩红数千人，筹款30余万元。这时，国民党10万兵力陆续由风陵渡进入山西，阻挠红军前进，红军在侯马镇和大宁挛地给敌二十五师以重创。毛泽东和彭德怀看到东征的目的已经达到，决定回师陕北。1936年5月初，刘亚楼带二师西渡黄河，回到陕北根据地。5月底，刘亚楼告别了多年来带领和指挥的红二师，到瓦窑堡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6年年底，红大第一期学员毕业。半年时间的学习，使刘亚楼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学习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留在红大担任训练部部长。
1937年初，红大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延安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抗大”举行运动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宣布：罗瑞卿任抗大副校长，刘亚楼任抗大教育长。
1938年4月初，中央军委通知刘亚楼进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几天后，毛泽东向他交代：到莫斯科把党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当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毛泽东告诉他，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4月下旬，刘亚楼告别了抗大，和卢冬生、谭家述、杨至诚等一起，经新疆出境，踏上了赴苏学习的行程。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集团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校址设在莫斯科。来到莫斯科，走进一个绿荫环绕、高楼林立、幽静而肃穆的处所，刘亚楼顾不得欣赏优美的环境和奇异的建筑，认真而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代的任务，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并作出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支持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决定提供了条件。1939年1月学院正式开学。第一年，刘亚楼等主要是学习俄语、补习文化。最困难的是语言问题。每课都有大量的生词，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刘亚楼以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的精神，每天坚持早起晚睡，背诵课文，默写生词，几乎所有的休息日，都用在学习上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年年终考试时，他已能用俄语口答笔写回答教员提出的问题，虽不甚熟练，但已属不易，为进一步学习军政理论打下了基础。
第二学年，开始学习政治理论、战术理论课。教员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规定的内容讲完，这对俄语基础不好、俄文记录速度不快的中国学员来说，又增添了一定的困难。刘亚楼不得不在课后用大量的时间整理笔记、拾遗补漏，终于，以较好的学习成绩完成了第二学年的学习任务。
进入第三学年，刘亚楼对俄语已能熟练掌握，课堂用俄文记录的速度已能适应学习的要求，有了较多的时间阅读参考材料和有关书籍，并能超越教员指导的阅读范围，在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里，涉猎更多的期刊和学术专著。
1942年，是刘亚楼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第四个学年。完成上半年新的内容学习之后，下半年便进入了撰写毕业论文阶段。刘亚楼把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视为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的过程，投入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拼搏。他广泛地收集资料并紧紧地跟踪学术动态，选择了难度大的课题并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精心构思了合同战役企图立案，进行准确标图和战役量化计算，并设置各种复杂情况和预想特殊情况的处置方案，逐步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全部内容。11月，在国家级考试中，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1942年，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困难局面尚未扭转。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的通路由于盛世才的反共政策而中断。苏军领导机关便安排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亚楼等人到苏军实习。刘亚楼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军衔。他和卢冬生、杨至诚等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1943年夏，他们来到伯力，一方面见习军区机关工作，一方面对抗联教导旅实施指导。
抗联教导旅也称国际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是1942年8月东北抗联移至伯力以后组建的。旅长周保中、政委李兆麟曾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部队的情况并提出派干部指导工作的请求。刘亚楼等到伯力不久，便受命参加对该旅的指导。卢冬生任旅党委副书记，刘亚楼分管旅的军政训练。为使训练工作结合实际，他调查了教导旅人员的现状，拟定了教育计划，并亲自动手，先后编写了《中共党史》、《红军长征史》、《西安事变》、《统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意义》、《王明的本本主义》以及《中国地形》、《正规战》等教材。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武装部队在长达4000公里的广大战线上，从海陆两个方面分四路进入我国东北。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一踏上祖国的大地，他感到无比的亲切。他，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多么渴望早一天投入党的怀抱。然而，一个不小的插曲，险些使他身首两地，死于不白之冤。
刘亚楼随第一远东方面军主力，在司令员麻列茨科夫元帅统领下，从格罗迭科沃地区向穆棱、牡丹江方向实施突击，先头分队已攻占了佳木斯外围的一个制高点。由于空军和地面部队联络失误，空军飞机一阵轰炸，误伤了占领制高点的部分人员。当天的值班参谋是刘亚楼，指挥员以为是他误了军令，当即将他扣押起来，准备就地枪决。刘亚楼心中非常难过。他在苏联熬过了八个年头，而今回到了祖国，正要为国效力之际，却要死于不白之冤。他思前想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将近八年在苏联的体会、见闻和经验教训写了出来，作为上断头台前对党的一份贡献，末尾工工整整地写着：忠于党的刘亚楼。后来，经过核实，在报务员记录上找到了他传达口令的内容和时间，没有差错，才被无罪释放。
1945年8月22日，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驻大连。不久，中共大连地委负责人韩光到苏军司令部联系工作，驻大连苏军司令雅诺夫少将向韩光说：“我这里还有你们的一位同志。”说罢，把“王松”介绍给韩光。此后，“王松少校”便实际上充当了驻大连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地委的联系人。在大连期间，经韩光、王西萍介绍，刘亚楼认识了大连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香炉礁小学教员翟云英。1947年5月1日，由韩光主持，两人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在大连期间，刘亚楼请韩光帮助打通与东北民主联军的联系。1946年2月，韩光告诉刘亚楼，罗荣桓已来大连养病。刘亚楼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去看望红军时期的老领导，并向罗荣桓提出了回部队工作的要求。不久，经罗荣桓推荐，东北局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刘亚楼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五
1946年5月，刘亚楼从大连赶到哈尔滨就职。他看到司令部机关的工作虽有成绩，但缺乏基本建设，不仅参谋人员缺乏参谋业务的基本常识，就连作战必需的地图也不具备，因而没有很好地发挥司令部机关应有的效能。6月，他在司令部参谋处组成了一个地图科，要求并指导地图科把收集的印刷机器转移到勃利县，办起了一个印刷厂。2个月后，印出了第一批军用地图，送往下属各级司令部机关，以应燃眉之急。为加强地图科建设，刘亚楼建议并经林彪批准，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以伪满时期的技术人员为业务骨干，成立了一个测绘学校，训练绘制军用地图的专门人才，从而逐渐地解决了军用地图之需。
6月26日，蒋介石派兵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为了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7月上旬，中共东北中央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刘亚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东北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把一部分年大体弱的同志和干部家属、子女疏散到佳木斯，实行前后方分开。东北局责成刘亚楼组织车运。刘亚楼精心安排车辆，逐车检查，落实东北局的指示。对于那些把桌椅、立柜、沙发等家具搬进闷罐车厢的同志，他一一说服，把家具搬下车厢，交还原来单位，给大家留下了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深刻印象。
8月29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央东北局：国民党军可能于10月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犯，望利用9月份加紧做好作战准备。据此，刘亚楼协助联军首长安排主力兵团自9月初集中备战，剿匪任务交由地方部队承担。他向司令部的同志们指出：国民党在东北的正规军25万人，连同地方武装也不过40万人，但占领的地盘大、战线长，并采取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策，这就造成了北满地区相对稳定的形势，我们要利用这一空隙，好好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他从部队抽调了100名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的连排干部，在哈尔滨办了一个参谋训练队，刘亚楼亲自讲授《参谋道德》、《战役战术》等课程。听过刘亚楼讲课的当年的参谋学员，至今对他讲述的当一个好参谋要功不自居，过不推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和首长心心相印，想到一起等观点，记忆犹新。参训队学期六个月，期满考试合格，发给结业证书，分送到各级司令部机关任参谋。第一期结业后，又连续办了两期，为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司令部机关参谋队伍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11月初，根据东北局的决定，刘亚楼带领队列科科长王怀琛等前往佳木斯精减后方人员以充实第一线。他白天向干部了解情况，晚上在听取其他人员汇报、作出第二天工作安排之后，便拿起一本俄文版《红军参谋业务条令》，一边看着俄文一边口述中文，由两个参谋轮流记录。20天后，既完成了留守人员的精减任务，又翻译出了一本《红军参谋业务条令》。月底，他深入合江地区，代表民主联军总部热情慰问剿匪第一线部队。回到哈尔滨，他对译成中文的《红军参谋业务条令》又作了几次修改，便印刷出版。这本条令分发到东北团以上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人手一册，成为参谋业务很好的学习资料。
经过多方面的整军备战，民主联军总部决定，主动出击，迫使国民党两面作战。刘亚楼参与联军总部制订“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他协助林彪等总部首长部署和指挥了从1946年12月中旬发起的历时4个月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
1947年2月，刘亚楼到东安整顿后方机关并对航校
[1] 的工作进行检查。通过调查了解，他发现，航校创建后，工作很有成绩，但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互有意见，没有形成团结的核心。他耐心地向航校的同志做工作：要依靠与培养自己的干部，要树立埋头苦干的作风。他针对航校干部中存在着急于参战和等待外援等不切实际的思想，提出了“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引导航校干部从实际出发，作长期打算。后经东北局批准，这一“思想”正式规定为航校的办校方针。
2月，联军总部接到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主力打通南满北满联系的指示。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入东北民主联军建制。刘亚楼向林彪建议：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46万，敌我兵力基本相等，但就机动兵力而言，我军超过敌军而占优势。为执行军委关于打通南满北满联系的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东北战场的形势，应于适宜时机发起一次攻势。林彪同意刘亚楼的意见。不久，联军总部作出了发起夏季攻势的决定。
夏季攻势进展顺利，但后期的四平攻坚战没有打好。刘亚楼认为，敌情没有摸清，指挥上轻敌急躁，联军总部机关指挥员没有亲临前线是主要原因。他建议总部首长发一通报接受教训。7月2日，以“林、罗”名义发出《夏季攻势的基本教训》的电报。
四平攻坚战后，刘亚楼建议并得到联军总部首长批准，用三天时间在双城召开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届参谋工作会议。民主联军所属纵队、师的参谋长和作战科科长出席了会议。会上，刘亚楼首先讲了一个《水浒传》上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借古喻今，说四平攻坚战，是在敌军外围据点没有肃清，甚至连一张四平城区的地图都没有的情况下发起攻击的，什么时候都不能打莽撞仗，我们司令部机关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在会上，他还针对参谋人员中反映的“四多四少”（使用多培养少，批评多表扬少，事务多待遇少，碰钉子多撑腰少）讲了话。他说：这里面，既有实际问题，也有认识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会后，在师以上司令部建立了直属政治机关，加强了对参谋人员的思想领导，同时明确了参谋人员的行政级别，妥善解决了参谋人员的政治、生活待遇等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参谋人员的积极性。
10月，东北局和“东总”派刘亚楼到航校检查工作，并要他“物色适当人选，建立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刘亚楼进行了深入调查，系统地掌握了航校的基本情况。他在全校干部会议上就加强党的领导和改进工作作风讲了话。他说：航校应以新疆来的同志为领导骨干，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应当是党员干部掌权；在作风上，应该从实际出发，不做过高的空洞计划；应勤俭办校，节衣缩食，细水长流，精打细算，发扬埋头苦干精神。为加强航校的领导，1947年10月“东总”任命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并成立了以吴溉之为书记的党的临时委员会。
刘亚楼协助林彪、罗荣桓，部署、指挥了从1947年9月14日至11月5日的秋季攻势，从12月15日至翌年3月15日的冬季攻势，歼灭敌军22万余人，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孤城。
1948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并成立了东北军区。刘亚楼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2月2日至3月7日，东北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刘亚楼出席了会议并就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作了报告。3月25日至4月17日，刘亚楼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区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并就一年来参谋工作的状况以及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等问题作了报告。4月20日至5月20日，东北军区召开由纵队、师两级军事主官参加的高级干部军事会议，刘亚楼作了炮兵使用问题的专题报告，系统地讲述了炮兵的使用原则、射击程序、指挥协同、炮兵建设、计算方法等11个问题，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受到与会者的称赞。会后将“报告”印成小册子发到部队，成为炮兵使用的准则和炮兵建设的依据。
6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刘亚楼为中共东北中央局委员，同时被委任为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
此后，刘亚楼协助军区首长，指挥了著名的辽沈战役。
9月21日，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组成的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从双城出发开往前线。
9月29日，林、罗、刘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锦州的决心及兵力部署。次日，毛泽东复电：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据此，林、罗、刘于10月1日发出了《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
10月2日，前线指挥所乘火车行至郑家屯时，收到一份关于国民党军在葫芦岛增加四个师的电报。这一新的情况，使林彪攻打锦州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当晚，林彪私自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AAAA”特急电报，提出北返攻打长春的建议。刘亚楼认为，前线敌情变化不大，不足以影响攻锦战略决策的改变。这天夜里，他反复思考，辗转难眠。第二天清晨，匆匆赶到罗荣桓住处，把事情的过程和自己的想法作了汇报。罗荣桓听到这一消息，拉起刘亚楼直向林彪住处奔去。在林彪住处，罗荣桓向林彪陈述了利弊，主张还是不要改变原来的攻锦决心。林彪站起身子，踱着步子，转向刘亚楼，问：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刘亚楼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同意罗政委的看法，葫芦岛的敌军不足以影响我军战略决策的改变。”
林彪喊来秘书，要他“追回那份电报”。
秘书面露为难之色，说：“电报已经发走了。”
经过紧急商讨，由罗荣桓起草，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份重申攻打锦州的电报。中央军委收到林彪准备攻打长春电报后，连发两封电报加以制止。当收到重打锦州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回电：你们决心攻打锦州，甚好甚慰。
10月4日，前线指挥所进至锦州北面的帽儿山。东北野战军参战部队也已歼灭了外围之敌，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大战在即，刘亚楼在帽儿山上度过了紧张的10个日夜。
沈阳解放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向部队发出了休整一个月的指示。刘亚楼主持了司令部的祝捷会、评议会、总结会。他还就部队装备调整、新兵补充、战术教育等方面向总部首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将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分割包围，就地歼灭。11月17日，军委向林、罗、刘提出了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行动方案。11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指示，要求林、罗、刘等“先行出发至冀东指挥”。刘亚楼投入了紧张的筹划东北野战军多路并进、神速入关的各项工作中。
11月30日，林、罗、刘、谭率领轻便指挥机构从沈阳乘火车秘密南下，在锦州换乘吉普车、卡车，12月7日到达河北省蓟县。12月20日各路大军完成了对津、唐、塘守敌的分割包围。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参战部队；同时成立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刘亚楼为司令部参谋长。数日后，成立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司令部，刘亚楼任天津前线司令员。
在杨柳青，刘亚楼组织起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并迅速地提出了摸清敌情、定下指挥决心的方案：（1）指示参战部队迅速扫清外围，紧缩包围圈进一步侦察敌军火力；（2）详细勘察天津外围的地形，为我军的部署和行进提供资料；（3）请中共地下工作的同志提供天津城区及敌军的守备情况；（4）亲自到前沿阵地看地形、察敌情，选择主攻方向。根据天津水陆分隔，堡垒连环，敌军城防工事坚固，解放军参战部队人数众多(34万人) 且有炮兵参战等特点，刘亚楼亲手写就《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下发给连以上指挥员。《计划》对步兵与炮兵、步兵与坦克兵以及步兵、坦克兵、炮兵之间如何协同作战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份《计划》，在我军协同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有参战纵队指挥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刘亚楼根据天津的地形和敌军守备情况，提出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并下达了具体任务。敌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摸清解放军主攻方向，以谈判为幌子，派出一个工商联合代表团，乘一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来到杨柳青。刘亚楼将计就计，请联络参谋通知对方，刘司令员正在路上，大约25分钟才能赶到。其实，他就在隔壁屋里。20分钟后，他穿好大衣，坐辆吉普车从后门出去，绕道天津发电厂“赶”回，会见了“谈判代表”，造成了对方的错觉。“谈判代表”回天津，陈长捷赶忙调整守城部署，为解放军将敌“拦腰斩断”创造了便利条件。
1月14日，刘亚楼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在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部队强大的炮火打击和广大指战员英勇的冲杀下，天津城防很快被突破。经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活捉敌首陈长捷。
天津解放，北平便陷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严密包围之中。1月22日，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古老的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此后，刘亚楼参与了对傅作义所属部队改编方案的制订，指导了南下先遣部队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部署并指导了东北野战部队的整训。
3月下旬，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1月15日命令，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刘亚楼被任命为第十四兵团司令员，莫文骅任该兵团政委。十四兵团辖第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军。
正当刘亚楼准备率十四兵团挥师南下，参加解放中国广大地区的战斗，党中央却通知他留下来，负责组建人民空军。此后，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
六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刘亚楼从中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认识到自己身为航校校长的责任。1月31日，傅作义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刘亚楼要求航空接管人员
[1] 与部队一起于2月1日进驻北平。
进城之初，刘亚楼下榻于北京饭店。2月下旬，他在听取了吕黎平、方华关于辽沈、平津地区接收情况的汇报后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目前，正在拖延时间，妄图凭长江天险据守。因此，我军要积极准备渡江作战。航校是否可以组建一支飞行部队参战，为渡江战役作出贡献?”
吕黎平、方华由衷地佩服刘参谋长的胆识和谋略，但事出突然又事关重大，一时拿不定主意。刘亚楼没有要他们马上答复，只是说：“你们回去后具体计算计算，研究研究，限三天内向我汇报。”
两天以后，刘亚楼收到吕黎平、方华送来的一份书面报告，上面写着：航空接管处临时党委认真研究了刘参谋长关于组建飞行部队的提议，认为是航校为全国解放战争作贡献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旧前航校原有的和最近缴获的能参战的飞机已有40多架，具有作战经验和经过短期训练参战的飞行人员有50余名，可组建两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的混合大队。经每人20小时的突击训练，从4月份开始至5月底结束，可达到作战技术水平，然后飞赴济南、徐州机场待命，以支援渡江战役……
刘亚楼听取了吕黎平、方华的详细说明，与他们一起讨论了组建工作的可行性后，说：“这个计划与报告，要经过‘东野’首长同意后再报中央军委批准，才能行动。”
刘亚楼向“东野”首长汇报了组建飞行部队支援渡江作战的设想，并发报请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迅速到京。常乾坤、王弼赶来北平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召开。为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东北航校建设的情况，也为了使航校建设直接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报请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东野”首长同意，派常乾坤、王弼去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在听取了常乾坤、王弼的汇报后，称赞航校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并提出为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训航空人员，为创建空军作准备，应该成立一个全军的航空机构。3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军委航空局。刘亚楼和有关人员商定，常乾坤、王弼筹建军委航空局，薛少卿留校主持全盘工作，吕黎平主管全校训练并负责组建参战部队及改装训练。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局长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
中共中央认为，解放全国大陆指日可待，而解放台湾、海南岛则需要费较大气力。渡海作战的关键是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难以担当如此重任。因此，应该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7月10日，毛泽东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意向。7月11日，周恩来召见刘亚楼就正式建立空军问题进行了交谈，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
刘亚楼受领任务后，与常乾坤、王弼等同志研究，提出了一个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的初步设想，并以此请示了罗荣桓、聂荣臻等有关领导后上报中共中央。
当时，刘少奇正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7月26日，中央书记给刘少奇发去专电，电文说：为准备在一年左右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购飞机、聘请专家，请代表团向斯大林作初步交谈，如对方原则同意，拟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同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空军领率机关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
刘少奇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拜见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了建立空军、订购飞机和聘请专家等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刘少奇将斯大林的积极态度电告中共中央。收到刘少奇的复电后，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四人8月初赴苏，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还说：“你和王弼、吕黎平三人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作指示。”
受命组建空军任务以来，刘亚楼一直忙于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接到周恩来的通知，一种使命感、紧迫感涌上心头。当天，他找到王弼、吕黎平，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就组建空军的设想，深入进行了研究。他说：“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空军，看来应从陆军基层干部中挑选飞行学员。以国民党现有的8个飞行大队、330架飞机为作战对象，以每个参战的飞行员需要150至200小时的速成训练，每个航校驻一个机场，一期训练60至80名飞行学员来计算，还需要新建5个航校、训练一年的时间才能支援渡海作战。这就是我们设想的初步方案。我们以此为基础，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汇报。”
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准时来到中南海。朱总司令首先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扼要地讲述了华东、华南、西北战场以及即将向西南进军的简况，接着便关心地询问起东北航校训练的情况。
下午5点左右，刘亚楼等3人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交代行程安排后说：“因为毛主席要亲自接见，同你们详细商谈建空军的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5点半左右，叶子龙把刘亚楼等3人领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离开办公桌，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选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吧!”
毛泽东让刘亚楼等人坐下后，告诉叶子龙：“我要同他们研究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的问题，时间可能长一点，谈完以后我请他们吃晚饭，你告诉大师傅准备4个人的便饭。”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点燃一支香烟，亲切地谈了起来。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到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进展的革命形势，到蒋介石日暮途穷、企图在台湾负隅顽抗；从解放台湾的历史重任到空军建设的重要地位，谈得十分深远。之后，毛泽东说：“中央建设空军的方针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
刘亚楼把航校现有的“家底”和建立空军的设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一边吸烟，一边用笔记下一些数字，有时还插上几句话，询问一些不大熟悉的航空用语。
刘亚楼汇报后，毛泽东说：“我看就以你们的方案作为意见同苏联商谈。把我们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一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机部队，协助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这条方针叫做：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的经济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要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方针。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刘亚楼当即表示说：“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到莫斯科后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中央报告。”
毛泽东看看表，时针已指在7点30分。笑着说：“刚才说了，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饯行。”
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刘亚楼乘车回北京饭店。车子有点颠簸，他的思绪更不平静。党和毛泽东关怀教导的往事，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他一遍遍重复着一个誓愿：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尽快把空军建设好，使它成为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重要力量！
8月4日，刘亚楼一行到达哈尔滨。6日上午到达满洲里，7日抵达赤塔，乘飞机飞赴莫斯科。
8月12日，刘亚楼等来到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住处，向刘少奇、王稼祥汇报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刘少奇表示同意。次日，刘少奇、王稼祥带刘亚楼等拜会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并参加了双方的第一轮会谈。华西列夫斯基说：“我已经得到斯大林大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说说建军的方案。”
刘少奇说：“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由他代表我们谈谈组建中国空军的意见。”
刘亚楼详细地谈了中共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与方案。苏联空军司令员维尔希宁又询问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华西列夫斯基说：“听了中国同志谈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我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了把援助计划搞得具体细致，我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详细的会谈，草签协议后，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尊敬的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安排有何意见!”
刘少奇回答说：“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的会谈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此后，刘亚楼等与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又深入地会谈了三次，并草签了苏联向我出售飞机434架、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帮助开办六所航校等项内容的协议书。随后，又参观了苏联空军司令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等。
9月中旬，王弼为筹备接待苏联专家事宜先行回国。
10月7日，刘亚楼、吕黎平一行启程回国。18日到北京。
回到北京，刘亚楼详细地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从中南海出来，刘亚楼直奔灯市口。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对航空局的同志们说：“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下一步就要看我们如何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红!”
就在聆听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的当晚，刘亚楼亲自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航空局立即印发给在京的处以上干部填写后报他。从第二天开始，他分别找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和航校领导干部的预选对象个别谈话，逐一考核。
刘亚楼考核干部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在听了一般情况介绍后，总要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 他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是用什么方法取得的? 他最不会做什么，为什么? 假如你来提分配工作意见，他做什么工作最合适?”几天后，划归空军管理的上百名团以上干部的德才表现已印入脑际，6所航校办校的人选，开始在头脑里形成。他的笔记本中，在刘善本、刘风、陈熙、吕黎平、方子翼、安志敏等的名下，分别写着类似的话：懂飞行，会管理，有经验，政治上强，可充任校长。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上述6位同志为第一至六航校校长。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起草了选调6名优秀师级政治干部的报告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后来，中央军委在19名预选对象中选下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7位同志分别为第一至第七航校的政委
[1]。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
自此，新中国的空军脱颖而出，在刘亚楼的历史上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七
1949年10月24日，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校的首批专家23人乘火车到达北京。25日，刘亚楼组织起两个联合勘察小组，指定吕黎平负责一个组，请苏联歼击航校校长顾问参加，勘察歼击航校校址；刘风负责一个组，请苏联轰炸航校校长顾问参加，勘察轰炸航校校址。并确定以早开学、节经费、环境安全、适于空中训练为原则。不久，两个考察组认真考察后，将考察的结果向刘亚楼作了汇报，刘亚楼认定并经军委批准，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和北京南苑为空军第一至六航校校址。
中央军委根据刘亚楼的建议，向各野战军下达了为航校选调第一期空地勤学员的指示。经过9、10两个月的选拔，1672名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18至24岁、经过战斗锻炼的连排干部，先后到达长春；从苏联进口的145架飞机和相应的器材设备，已全部分配给六所航校。
10月30日下午，刘亚楼在航空局会议室召开第一次校长会议，研究东北航校的整编、空军的建军思想、中方办校人员与苏联专家的关系等问题。大家发言热烈，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钟。末了，刘亚楼站了起来，以斩钉截铁般的语气，下达了军令：
“同志们，解放台湾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我们把空军建设好。当前，一切为了办好航校是空军力量使用和工作安排的一个原则。我们受命开办航校一天一小时也不能耽搁。按通常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的筹备时间只能给一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会议室里，先是一阵寂静，继而爆发出一阵掌声，洋溢着开拓的勇气和创业的激情。
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由此，1949年11月11日便成为空军的诞生日。
为适应工作的需要，刘亚楼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干部部
[1]。同时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至此，空军领率机关也已就位。
一手抓航校施训，一手抓机关建设，刘亚楼确定的方针是“先航校后机关”。为使航校如期开学，他精心规划，具体指导，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夜以继日地操劳着。工作忙，但不放松学习。他常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日理万机，比谁都忙，仍挤时间学习。以忙为借口不肯学习是不对的。”早晨洗漱时，他一定听广播；外出开会乘车时，他一定看报纸或资料。他常常一边吃饭，一边听取工作汇报。他常常指定些书目、杂志叫秘书看后扼要地讲给地听，说这叫“一人读书众人受益”。
12月1日，六所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航校开学后，刘亚楼进一步考虑到，新学员在正式编入航校之前，如果集中一年的时间进行预科教育，不仅有利于打好基础，而且还能够缩短航校的在训时间。12月1日，他报告中央军委，建议成立预科总队。翌年1至3月，长春、杭州、成都空地勤人员入伍生预科总队先后成立，航校的在训学员有了相对稳定的基地。为明确育人目标，12月1日，他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呈报了《航空学校政治教育计划》，提出了培训航空人员的标准：一、忠实于祖国，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党；二、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三、钻研掌握先进的航空业务和技术；四、具有政治坚定的、自觉遵守纪律的、集体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准确敏捷的作风。为把空军机关建设好，他指导各部制订规章制度并狠抓落实，对进入空军机关的干部他亲自过问，原则是“宁缺毋滥”。12月31日，在空直机关辞旧迎新晚会上，他讲话说：“到空军工作，不是凑热闹，而是干事业。干事业没有干劲不行，没有好作风不行。”提出机关工作必须有预见性、彻底性、及时性、高效率。
1950年春，毛泽东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刘亚楼和空军其他领导同志研究认为：新增辟航校，短时间难以奏效。如果将原有的航校加以扩充，增加培训名额，既可缩短筹备时间，又可节省经费。这样做，虽有困难，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办到的。于是，刘亚楼向毛泽东建议获准后，两所轰炸机航校由训练两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四个团的人员；四所歼击机航校由训练五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七个团的人员。扩大训练规模后所需的干部、学员以及器材、设备，刘亚楼报请中央军委得到了及时解决，保证了训练任务的完成。1950年一年之内，刘亚楼指导航校三次扩大训练规模，迅速增加了空军力量并培养了一批指挥干部，为空军发展准备了骨干力量。
3月28日，刘亚楼主持召开第二次航校校长会议。他在听取各校的工作汇报后说：一个月的时间筹备开学了，第三个月开飞了，第四个月有了一个样子，看来可以完成任务，现在担心的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这批学员多是连排干部调来的，虽然掌握了技术，但缺乏领导工作的经验，指挥一个团、一个师，有很大的困难。不久，刘亚楼趁列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建议：选调90多名符合条件的营团干部学习飞行，以组建未来的空军团、师领导机构。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当即指示各大军区迅速落实。这是空军建设史上一项极其重要的组织措施。
为健全党的组织，保证党对人民空军的绝对领导，4月3日，刘亚楼、萧华联名《为呈请批准空军部门建立党委由》报告中央军委。7月12日总政批复，成立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委员由常乾坤、王弼等15人组成。
4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刘亚楼说：这是毛主席赋予人民空军的光荣任务。同日，他以“题词”为根据，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对空军的任务作了具体阐述，号召空军指战员兢兢业业做工作，拼死拼活于事业，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性，完成毛主席赋予空军的历史任务。
为了在空军范围内建立业务系统、明确工作方针，刘亚楼指导空军机关先后召开了参谋、机务、通信、机要、政治等一系列工作会议。他说：健全机构、明确职责、改进方法、提高效能，是机关近期的奋斗目标。每次工作会议，他都就具体业务工作在空军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表讲话，并针对不同的业务部门，提出不同的要求。
机关的业务工作有了头绪，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任务又提上了日程。4月1日，刘亚楼就空军部队组编计划上报中央军委。6月19日，以航校速成班第一期学员为主，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队组成的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7月6日，刘亚楼就混成旅的建设方针与该旅政委李世安交换了意见。刘亚楼指出：第四混成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必须有正确的方向。他要求李世安等旅的领导一定要把部队建设好，一定要带出好作风。
李世安不解地问：“第一支部队为什么要命名为第四旅呢?”刘亚楼笑着说：“第一、二、三旅，可以视为荣誉称号，留给有战功的部队使用；叫四旅的另一用意，还在于激励所属人员继承与发扬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
7月，美国扩大了侵朝战争，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1月，刘亚楼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司令部。11月4日，刘亚楼与刘震商谈。他说：空军打仗是个新事物，但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能打好；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空军指挥机构；当前军区空军司令部尚不健全，只能用“凑班子”的办法解决。他要求刘震带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不久，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年轻的人民空军入朝参战，对手是老奸巨猾、颇有作战经验的美国空中强盗，如何使用人民空军力量? 刘亚楼从实际出发，提出“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意见并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当即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妥的办法为好。”此后，刘亚楼指示参战部队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当志愿军空军与美国混合机群打了几次大规模空战之后，刘亚楼觉得解决空战战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亲临安东机场，参加空战指挥，参与战斗讲评，反复与参战指战员研究，草拟了歼击航空兵“一区两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下发部队讨论并在战斗中试行。以后在表述形式上改为“一域多层四四制”。他解释说：“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同批同梯队机群以四机为单位，按不同间隔、距离、高度，采取层次配备，构成小编队、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以长机为核心，在目视和战术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一域，相互协同作战。参战部队运用这一战术，屡屡取胜。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王海大队”的空三师第九团第一大队，与敌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在两年八个月的抗美援朝作战中，人民空军共击落击伤美机425架，击毙美国空军“王牌”驾驶员少校戴维斯，击落并生俘美国空军“双料王牌”上尉飞行员费席尔，严重挫败了不可一世的侵略朝鲜的美国空军，涌现了王海、刘玉堤、韩德彩、张积慧、赵宝桐、张生禄等一大批战斗英雄。
在1950年12月召开的空军第一次机务工作会议上，刘亚楼明确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基础原则。他说：空军建设不以陆军为基础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忽视其特点也不能把空军建设好。在1951年2月20日空军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就“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是空军建军的总的原则”的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并针对空军的特点，提出了技术为人民服务，而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技术干部与非技术干部相互尊重、相互负责的问题；提出了“为飞行服务”的口号
[1]。当他发现有些同志掌握了飞行技术，流露出瞧不起步兵和陆军的情绪时，严肃地批评：“这是忘本思想，要知道飞机上不了刺刀，飞机抓不了俘虏。”接着，他撰写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一文，发表在同年8月1日的《人民空军》杂志上。
从1949年7月至1950年11月，在人民空军建设史上，刘亚楼称之为“摆开摊子，敲起锣鼓”的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工作，刘亚楼说：“掐出什么岔子，外界反映也还好。对航校部队，以鼓励为主，调动积极因素；对领导机关，则应多看问题，进一步提高效能。”接着，他指出了机关存在着“慢、拖、粗、浅、窄”的现象。他说：“领导机关看问题、想事情，应该深一点、广一点，多看几步棋。”他号召，转变作风、提高效能，要同上述五个字作斗争
[2]。
1951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人员。刘亚楼指示空军训练部迅速落实。4月，55名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的女飞行学员途经北京进牡丹江第七航校学习时，刘亚楼接见了她们，勉励她们刻苦学习，战胜困难，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人民空军女战士。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刘亚楼安排女飞行员作飞行表演。7000多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50多位外国驻华大使的夫人、记者在西郊机场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盛典。刘亚楼陪同朱德总司令以及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下午1时，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6个女空勤机组驾驶的6架里—2运输机滑入跑道，相继升空。它们通过机场上空，飞向北京城。飞行表演获得了成功。3月24日，刘亚楼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接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主席关切地问：她们都成器啦? 刘亚楼回答：都成器啦，能够独立执行飞行任务了。
1951年6月，人民空军已经培养出一批自己的飞行教员，苏联顾问陆续回国，航校进入了自办阶段。大家飞行的积极性很高，但只求多飞，不顾质量的急躁情绪也很严重。飞行事故增多了。为扭转这一局面，刘亚楼指示司令部召开会议，采取措施。这年年底，在军区空军和航校领导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上，刘亚楼指出：航校教学要注重质量，实行“稳步前进，不赶不拖”的方针。当时，新组建的航空兵部队也存在着跳越课目、简化练习、事故严重的现象。1952年9月，刘亚楼主持召开空军第一次安全会议，提出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认真作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1953年7月，他又主持召开空军第二次安全会议，明确提出航空兵部队飞行训练的方针是“稳步前进，提高训练质量，完成训练任务，保证飞行安全”。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会议上，刘亚楼把训练方针概括为“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并发动党委成员讨论。他说：“稳步前进”的含义是“提高强度，稳健进度”，是按照训练教程规定扎扎实实飞好每个练习，在巩固的基础上前进。只考虑进度不考虑质量和安全是急躁冒进；只考虑安全不考虑进度是稳而不进。稳步前进是手段，质量安全是目的。“大跃进”年代，空军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有些同志也想在飞行训练中搞“大跃进”，提出要把“稳步前进”改为“稳步跃进”。空军党委适时召开训练会议，刘亚楼耐心地说，“稳步前进”与“稳步跃进”一字之差，却有千里之别。因为跃就是跳，如人走路，双脚为步，单脚为跳，跳则不稳。跳跃课目、简化练习，只求进度，不顾质量，势必惹出乱子，欲速则不达，飞行训练只有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才是贯彻总路线精神的最好办法。他说服了存有模糊认识的同志，使“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得以持续贯彻执行。由于较好地处理了飞行进度和质量、安全的关系，安全形势逐年好转。空军飞行事故万时率
[1] 由1950年的3.35下降到1955年的0.44、1964年的0.249，创空军历史上安全飞行的最好水平。
1952年9月，刘亚楼参加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出访苏联，与苏联谈判并签订了一批订货协议。在苏联期间，他感到眼睛四周及头部疼痛。周恩来亲自与苏方联系安排他去皇宫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长期的过度的劳累和紧张所致。认为继续工作，病情势必发展。周恩来批准他在苏休养。皇宫医院安排他去南俄高加索矿泉区治疗。治疗期间，他四次写信给空军党委，汇报医疗情况，并对空军工作提出建议。同年11月4日返回莫斯科，11月7日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后，回到北京。
1953年年初，刘亚楼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志愿军空军的作战情况。毛泽东指示：加紧战斗锻炼，加紧抗登陆准备工作，多多培养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注意保存有战斗经验部队的战斗实力。据此，刘亚楼会同有关部门，重新调整了空军作战部署。安排更多的部队轮番参战，更多的机关跟班见习，对积累经验、培养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1月，刘亚楼听取了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刘放关于志愿军空军参战部队卫生工作的检查汇报，对汇报中提到的飞行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的情况极为关注。他说：“这是在犯罪呀!”当即指示：飞行员每年疗养、休假一个月；平时每天保证不少于30分钟时间的体育锻炼；在食物摄取上，坚持营养第一、兼顾口味的原则；空勤灶要配备营养护士，讲究营养卫生。不久，他去青岛空军疗养院下榻于13号楼，发现院内遍地枯枝败叶，杂草丛生，心里很不高兴。第二天清晨，他带领随行人员拔杂草、扫路面。该院领导同志听说刘司令员带领人员打扫卫生，震动不小。刘亚楼对院长说：你看你把这么好的疗养院经营得像个什么样子，活像个没落的王朝! 我不希望下次来时再给你打扫卫生! 他指出：空军疗养院要以“消除疲劳、增强体力，以便提高工作效能为宗旨。具体做法就是搞好伙食；加强锻炼、进行医疗。”
[1]空军创建走的是一条先开办航校、后组建部队的道路。随着空军部队的发展，刘亚楼看到，单一的航空学校已经不能适应空军全面建设的需要。在他的建议和领导下，从1954年开始，先后成立了空军后勤学校、空军政治学校、空军领导的解放军气象专科学校、空军通信学校、空军卫生学校、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等院校。他设计了空军指挥干部三级培训体系——航校、高级航校、空军学院。在空军学院开学仪式上，刘亚楼指出：“把实践中零碎的、局部的个别的东西总结提高，上升为普遍的、综合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指导我们的建军、训练、作战，这就是空军学院的总任务。”他要求空军学院：第一“不能在政治上出毛病”；第二“要在战役战术方面，为空军建设搞出一套东西，培养一批人才”
[2]。他主张，办好院校，一是选好办校人员，二是明确指导思想。他说：“搞学校工作的，是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又需要不断改革。教学改革最重要的是教材。什么少而精、短而少，教材不搞好，都是空话”
[1]。他指示，有外训任务的学校，“要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2]。在空军党委第八次全会上，他提出空军政治学校以培训连队指导员为主要目标。他说：连队工作是整个部队工作的基础；连队指导员是连队的当家人；连队指导员的工作，不仅影响一个连队，而且影响整个部队。政治学校两三年内培养出四五千个指导员，连队就会起变化，空军部队就会起变化
[3]。到1965年，空军院校已有29所，一个门类齐全、多层次的培训体系已初步形成。
人民空军在进军西藏、抗美援朝、解放沿海岛屿、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中涌现出了不少先进人物。为了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在刘亚楼倡议和指导下，1955年2月，空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亚楼在开幕式讲话中肯定了英雄模范所起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号召空军全体人员向他们学习。同时指出每个单位、每个个人都存有不足，要求与会人员在赞扬声中保持清醒头脑。
6月20日，以刘亚楼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一行7人，乘飞机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应邀参加苏联航空节。24日航空节那天上午，代表团参观了航空表演，下午，出席了朱可夫元帅举办的酒会。刘亚楼的座位安排在赫鲁晓夫与朱可夫之间。会上，赫鲁晓夫举杯提议为中国同志干杯。刘亚楼在征得朱可夫元帅同意后，举杯感谢主人并提议为各国人民的友谊干杯。刘亚楼的提议赢得了在场的各国代表团成员的一片欢呼。宴会上，美国空军代表团团长特文宁走过来，与刘亚楼碰杯并主动握手。刘亚楼从容镇定、落落大方，展现了中国军事将领豁达、持重的风采。
7月4日，刘亚楼率代表团成员由莫斯科乘飞机经阿拉木图回国。回北京后，他把节省下来的1400多卢布全部交公。
9月，刘亚楼出席了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坚持“军民一致”，“军队与地方党、政一致”的原则》的发言。大会选举刘亚楼为中央委员。
八
1957年2月21日，中央军委作出了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决定。22日，空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刘亚楼在会上作了拥护中央军委关于空防合并决定的发言，并提出：第一，一定要合好，如果搞不好，空军要负主要责任；第二，对于防空军的干部要尊重、信任，在职位方面作适当安排；第三，合并工作要同防空军领导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动；第四，提高警惕，搞好防空作战，防止在交接中贻误战机。2月28日、3月4日，空军、防空军党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后的组织形式、主要干部的配备、新党委的组成以及合并的时间、步骤、思想政治工作等内容。会议决定，在空军和防空军领导机关合署办公前，由原空军党委常委和原防空军党委常委组成中国共产党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刘亚楼任第一书记，杨成武任第二书记，负责领导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具体事宜。刘亚楼、杨成武主持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就两个军种合并后的机构设置、干部安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方案，上报中央军委。3月26日，中央军委公布了合并后的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名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5月16日，总参谋部命令：军委空军、防空军从5月17日零时起正式合署办公。同日，中央军委批复，新的空军党委常委由王秉璋、王辉球、刘亚楼、成钧等十人组成，刘亚楼为书记。
空防合并后空军党委于5月21日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空军的整风运动。刘亚楼在会议上说：“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影响很大，但单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办事，独断专行、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有了滋长，成为团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提高思想、整顿作风、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是整风的目的。延安整风保证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次整风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会后空军机关开展了整风运动。在空军政治部大字报栏里，有一张是批评刘亚楼的，说刘司令员批评人太尖刻，有时令人难以接受，给人的感觉不是冬天的太阳，而是夏天的烈日。刘亚楼站在这张大字报前，久久没有离开。他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批评很中肯，应该改正，应该改正!”后来在党小组会、支部大会、党委会上，他多次检查自己批评人的态度。他说：“批评好比种花、看病。给花浇水、施肥，若是过分了，会把花淹死、烧死；看病吃药是为了恢复健康，如果药量过大，效果适得其反。”在刘亚楼身边工作的同志常听他说：“我主张有话说在明处。当面可以骂娘，背后不要捣鬼。我最讨厌那种当面拍肩膀，背后动家伙的人!”
1958年秋天，一架从新疆完成训练任务的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随机带来了新疆驻军捎给空军首长的哈密瓜。既然是指名送给空军首长的，把首长秘书请来，分下去就是了。刘亚楼知道后，对秘书说：“第一，拣最好的送给中央首长；第二，剩下的分给空军各个单位，尤其不要忘了印刷厂、打字室、司机班、警卫连的同志；第三，至于空军首长要和大家一样，每家一份。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其他领导同意的话，就这样办。”其他领导都同意刘亚楼的意见。工作人员吃到哈密瓜，都说：“刘司令员亲自‘分瓜’，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比哈密瓜更甜的记忆。”
1958年，国民党空军依仗美国提供的性能优越的高空侦察机加紧了对大陆的侦察活动。中央军委命令空军严惩空中强盗。为此，空军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刘亚楼、成钧指导这支部队完成改装训练后，便开始了与敌机斗智斗勇。他们时而将部队部署在华东，时而将部队调往华北、西北，摆在敌机可能经过的地方。翌年10月7日，在华北地区上空击落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一架，开创了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先例，迫使国民党空军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不敢到大陆上空侦察骚扰。
根据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1] 的指示，1959年1月，刘亚楼在杭州主持召开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进行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彻底地修改不适用、不合理的规章制度。”1月16日，空军党委发出《关于编写条令、条例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把编写条令教材的工作列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11月，空军党委六次全会确定了以刘亚楼为组长的，有曹里怀、常乾坤参加的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刘亚楼说：“编写我们自己的条令、教材是空军建设的百年大计，要舍得‘投资’，下决心把最有能力的干部抽出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把这项基本工程拿下来，借口忙不给人，甚或派出‘二把刀’搪塞，是很不负责任的。”随后，分期分批地从机关、部队、院校抽调了1112人，专门从事条令、条例、教材的编写工作。1960年3月，编审小组和办公会议的同志集中于杭州工作。刘亚楼倡议先就编写的方针原则作出规定。在广泛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之后，他归纳四条：（1）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依据，以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空军十年来的经验为基础，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编写；（2）体现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3）既写具体要求、规定，更写方针、原则、指导思想；（4）尽量简明、精练、确切，便于理解、记忆和使用。同年5月，空军党委二届七次全会正式通过了上述原则，并向叶剑英和罗瑞卿等军委领导作了汇报，得到军委总部首长的批准。编写工作开始后，经过摸索，他对编写工作的步骤、用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完成一本条令教材，看来要经过五个阶段。第一，汇集材料，研究内容，列出纲目；第二，读书拉条，列出细目，拟写初稿；第三，查漏洞、查重复、查矛盾，拾遗补阙；第四，统一用语，精练、修饰文字；第五，审查验收。编写人员在阅读材料时，他提出不能“游山玩水”，而要“上山采药”、“沙里淘金”。在审阅《飞行练习教程》纲目时，他提出将“练习教程”改名为“操典”，是“备载操法之书”，便于同原理教程的区别。在审阅“空中教学法”一章时，他在“及时地提示与帮助。提示的语言要简明清晰，帮助的动作要准确柔和”下面画了一横道，在“及时”二字下画了个问号。他问：及时是不是不能晚的意思? 有关同志回答说“是”。他说：“这就值得研究。应该是当早则早，当晚则晚。当早不早会危及安全，当晚不晚不利于掌握技术。”说罢，把“及”字改为“适”字。在座人员无不惊服。在刘亚楼亲自参与、具体指导和编写、编审人员的努力下，共编写出空军的条令、条例、教令、操典、大纲、教程306本。这些条令教材总结了十多年来空军建设的经验，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初步形成了一个性质区分清楚、内容完整衔接、相互关系明确、具有中国空军特色的条令教材体系。
刘亚楼经常强调，空军驻地辽阔，人员分散，技术装备又较复杂，空军建设，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他要求行政、技术干部要做思想工作，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要成为思想工作的组织者、指导者、实践者。他提出并亲自主持每年进行一次空军师以上干部集训。他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和学习马列著作结合起来，在精读原著上下工夫。他亲自作启发报告，以自己努力学习的模范行动，带动空军学习活动的开展。他亲自总结空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提出“及时发现，确实弄清，正确解决”三个环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
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以后，国防部行政管理局按规定准备把他乘坐的“吉姆”车换成“大红旗”。刘亚楼听说后制止了。他说：“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不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我坐的车很好，没必要再换。”不久，他去杭州开会，那辆“吉姆”车也送厂翻修了。刘亚楼返京时，“吉姆”还没修好，办公室的同志便趁机要来一辆“大红旗”去西郊机场迎接他。刘亚楼走下飞机，一眼就看到了停机坪上的“大红旗”，车里坐着一直给他开车的老司机，心里明白了七八分，问：“这车是怎么来的?”办公室的同志说明情况后，他说：“汽车翻修可以派别的车嘛，一升官就伸手要待遇，这是什么作风? 你知道领导干部如何才能带出好作风? 你知道工作人员怎样做才叫做爱护首长? 下午要召开现场会，谁要的车谁做检讨。”说完，坐上王秉璋副司令员的车回去了。
当天下午，在空军司令部召开的小型现场会上，刘亚楼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千万别小看这些‘小事’。”
1960年10月21日，刘亚楼随贺龙、罗瑞卿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16日上午回到哈尔滨。下午，他请示贺龙、罗瑞卿并获准后，去空军一航校接见了该校团以上领导干部。该校政委汇报说：学员中有怕摔死、怕打死因而不愿意飞轰炸机的现象。刘亚楼说：一要教育，二要锻炼。当政委汇报到当前干部缺额较大的情况时，刘亚楼说：长远的办法可以考虑从服役期满的士兵中选拔干部补齐缺额，但有待于报请军委批准；近期内可以把机关干部下放一些，宁缺机关不缺基层，尤其是连队指导员、飞行大队政委，一天都不能缺。关于干部工作，刘亚楼还说：当“班长”的核心干部要经常审查，多培养、帮助，一般不轻易调动。一个单位能不能把工作搞好，主要看这个当家人选对了没有。军队还应保留一批不怕累不怕死，干不好工作睡不着觉的“二杆子”，他们可能纪律性不太好，当家不行，但作战勇敢，有锐气，工作不含糊。
鉴于国家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外部也遇到了压力，在11月28日召开的空军党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刘亚楼提出：我们的工作姿态是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埋头苦干，争一口气。在空军党委第九次全体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第一，坚定不移地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第二，顶住压力和攻击，稳坐钓鱼台；第三，加强内外团结；第四，把自己和本单位的工作搞好，经得起考验
[1]。
1961年1月，美国以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装备国民党空军，并趁机恢复了对大陆的侦察活动。刘亚楼指示有关人员研究U—2窜扰大陆活动的规律。此后，他将导弹部队部署在江西等地，并命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转南昌以南之樟树，以诱敌就范。9月9日6时，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一架窜入大陆，经福州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刘亚楼坐镇空军指挥所，引导导弹部队通过雷达跟踪敌机，并适时发出“把它打下来!”的命令。8时24分，敌机经九江左转直飞南昌，32分进入我导弹火力范围，一举将其击落。
人民空军击落U—2飞机轰动世界。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祝贺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9月15日，首都各界一万余人举行庆祝击落U—2重大胜利大会。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9月21日，刘亚楼带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等去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报，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的亲切鼓励。当刘亚楼把岳振华介绍给中央首长后，毛泽东主席紧紧握着岳振华的手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1961年2月，刘亚楼要求空政文工团多唱一些革命歌曲，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从5月开始，文工团全团动员，边创作边排练，演唱革命歌曲。刘亚楼亲自定名“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十一”国庆节在民族文化宫公演，轰动了北京城。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给予高度赞扬。此后，刘亚楼指导空政文工团排练的歌剧《江姐》、话剧《年轻的鹰》、《女飞行员》，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热情称赞。
为动员空军所属人员在国家经济困难面前端正姿态、做好工作，1962年年初，刘亚楼提出：“自力更生，顾全大局，咬紧牙关，过苦日子”
[2] 的口号，有力地指导了空军的工作。
5月，刘亚楼去福州军区空军检查工作，途经杭州时，住在丁家山空军疗养院。当晚，俱乐部放映电影，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在俱乐部正中间位置摆上了沙发。开映前，刘亚楼走进俱乐部，看到这个场面，他问：“怎么把中间的椅子撤掉了?”院长解释说：“这不是专给司令员准备的，哪位首长来这里都是这样。”刘亚楼说：“不管谁来坐过，我是不坐的。同志哥，这叫‘整’首长，叫我们出‘洋相’，把我们拿出来‘示众’，好心办坏事啊!”院长站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刘亚楼踱了几步，说：“若是真正关心我，就把沙发撤掉，把椅子摆上，让我和群众坐在一起看电影吧!”从此，丁家山空军疗养院俱乐部放电影时，再没出现过摆放沙发的现象。刘亚楼对院领导说：“不论职位多高，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居功，不特殊，平等待人，这是党的群众观点的表现和伟大力量的所在。”
[1]从1963年3月开始，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为逃避我地空导弹部队打击，在机上加装了更为先进的预警设备，并多次深入我西北战略要地上空侦察。刘亚楼、成钧发动导弹部队指战员研究对策。不久，二营演练出一套“近快战法”。6月，刘亚楼到上海听取岳振华汇报后说，“这很好，完全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运用这一战法，11月1日，二营又将窜犯大陆的一架U—2飞机击落。
从二营再次击落U—2飞机的事迹中，刘亚楼受到启示。不久，他在空军召开的训练作战会议上提出：“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精神，要落实到干劲、用脑、标准三个方面。”关于干劲，他说：没有这一条什么政策也无法实现，什么方法也不能落实，什么工作都搞不好。关于用脑，他说：一切都是想出来的，任何成功的点子，都是用脑思索的结果，一个不用脑子的干部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干部。关于标准，他说：低标准只能麻痹自己，高标准才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1964年3月5日，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刘亚楼号召与会人员认清形势，明确责任，做好工作。他说：“1964年是比学赶帮的一年，是激流勇进的一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空军的每个同志要认清并适应这种形势。”他要求：一方面要树标兵、学先进，把更多的人员带动起来；另一方面要注意促后进。他赞成司令部党委提出的批评“三虎”干部（政治上迷糊，工作上马虎，生活上非常在乎）的做法。他说：“对雷打不动、屡教不改、干劲不足、玩劲很大的干部要‘摊牌’，总体上是以表扬为主，但内部会议上要重视缺点。”
为打击国民党空军对我沿海地区的窜扰，空军组织地空导弹部队再下江南。5月，刘亚楼对岳振华说：“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把敌机击落。如果把李南屏
[1] 击落就更好了。这可是振国威、扬军威的大事，你要亲自担任营指挥员指挥。”
[2] 不久，二营进驻漳州地区设伏。在气温高、湿度大、雷雨多的条件下，突击训练，密切协同，于7月7日，将入侵的一架U—2击落。驾驶这架飞机的，正是号称“空中飞虎”的李南屏。7月8日，刘亚楼赶到前沿阵地，帮助二营总结经验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收到刘亚楼报告时，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讨论工作。毛泽东主席看后十分高兴，说：“真想见见这支部队。”当即在报告中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不久，周恩来总理向刘亚楼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想见见这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的意向。刘亚楼指示岳振华带二营回到北京。7月23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二营全体指战员。当刘亚楼再次把岳振华介绍给中央首长时，毛泽东说：“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毛泽东对刘亚楼风趣地说：“美国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8月18日，刘亚楼随同李先念副总理经卡拉奇赴罗马尼亚访问。他在出访期间患腹泻、腹胀，仍坚持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回国后，面色苍黄，浑身乏力。9月21日在协和医院检查，发现肝脾明显增大且质地偏硬。经空军党委研究并报军委批准，刘亚楼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毛泽东在写给刘亚楼的信中说：“闻你患病，十分悬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3]11月26日，中央卫生部批准，邀请北京、上海著名医学专家10人会诊，确认病情严重。11月27日，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当即研究，指定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负责组成治疗小组，认真会诊、积极治疗。治疗小组检查后，采取以保肝、护脾、补血和密切观察的治疗措施，并请刘亚楼充分休息、加强营养。然而，拼搏了几十年的刘亚楼，在病情沉重乃至弥留之际，头脑里想念的一直是空军的工作。
1965年1月3日，刘亚楼与姚克祐
[4] 谈话，为空军即将召开的训练会议就安全、普及尖子等问题作了指示。1月7日，签发了《关于再次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向罗总长杨副总长的报告》。1月9日，对空军贯彻军委有关安全问题的指示提出了意见。2月13日，与姚克祐、夏梨谈话，对空军准备召开的政工会议提出了要求。3月9日接见各军区空军政委，就干部的团结、重视缺点等问题，现身说法，深入进行了交谈，并说，今年的工作主要是狠抓落实，明年、后年要提出些新的东西。3月15日，召集王平水
[1]、姚克祐等说：“一、空军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干部的级别宽严不一，总的方面是卡得太死，不合理的现象非常严重；二、过去衡量干部有两个工具，即军衔和级别。现在取消军衔，要利用这个机会适当地加以调整，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三、要搞一个起跑线。起跑线的标准就是德、才、资，具体标准就是服役年限，按年限来衡量不是排辈数。”
4月7日，专家们肯定地诊断刘亚楼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肝癌，而且是弥漫型。此后，卫生部增调北京、天津、上海肿瘤专家3人组成新的治疗小组，经过最大努力，仍不见好。4月23日病情恶化。就在这一天，他审阅一本条令后仍作了批语。5月3日，当罗瑞卿、杨成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专程看望他时，他含笑说：“请中央首长保重……”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刘亚楼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亚楼逝世了。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1] 武平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刘亚楼的童年》，未刊。
[1] 《中央军委在南方办事处致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4日）。
[1] 刘亚楼：《横扫七百里》。
[1] 10月11日，奉中革军委第五号命令，将红军总部直属队、干部团、各学校编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中央纵队为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
[1] 刘亚楼：《渡乌江》。
[2] 1934年12月26日中革军委命令：将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辖第一、二、三梯队。
[1] 红四团勇夺娄山关、攻桐梓、挺进松坎后，耿飙调一师任参谋长，团长由卢子美接任，很快又由王开湘接替。
[1] 是一种用柳条和牛屎作建筑材料的简陋房屋。
[2] 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l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27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1] 1946年3月1日正式组建，校长常乾坤，政委吴溉之兼，不久任命王弼为政委。校址在通化，4月迁牡丹江，8月迁东安。
[1] “东野”入关之前，刘亚楼曾指示吕黎平东北航校训练处处长、方华东北航校第二飞行大队大队长带队入关，对平津地区国民党遗弃的航空人员和遗散的航空器材做接收工作。
[1] 为了充分利用老航校的技术人员和航空设备，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49年11月18日成立第七航校，校长魏坚。
[1] 《当代中国空军》，第42页。
[1] 《关于建军思想与领导关系的报告》（1951年2月20日）。
[2] 《在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0月5日）。
[1] 平均飞行一万小时发生严重飞行事故的次数。
[1] 《与青岛疗养院领导的讲话》（1953年7月6日）。
[2] 《在空军学院开学仪式上的讲话》（1959年8月31日）。
[1] 《接见一航校团以上主要领导同志时的讲话》（1960年11月16日）。
[2] 《接见一航校团以上主要领导同志时的讲话》（1960年11月16日）。
[3] 《在政治学校第一期指导员训练班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961年10月28日）。
[1] 毛泽东：《在叶剑英写给中共中央报告上的批示》（1958年5月）。
[1] 《在空军党委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7月17日）。
[2] 《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18日）。
[1] 《对空军杭州疗养院关于伙食问题争论的意见》（1962年5月10日）。
[1] 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曾驾驶U—2飞机12次深入大陆纵深上空侦察，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数度被国民党授予“英雄”称号。
[2] 1964年3月1日，岳振华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3] 空军党委：《刘亚楼同志患病和治疗经过》。
[4] 姚克祐时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
[1] 王平水时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