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刘伯承离苏回国，8月初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正是“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李立三向刘伯承介绍了党中央要在南京、武汉、南昌等中心城市组织暴动的计划，说明根据地要向东发展。刘伯承刚回到国内，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南昌起义和泸顺起义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从内心讲他是不同意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的，但坚强的纪律观念不允许他作出公开反对的表示，也没有在全局上对李立三提出任何建议，只是说根据地以向北发展为好，并指出南京如暴动成功，据提供的力量情况计算，最多只能固守一个月。李立三却把刘伯承的意见当作他执行冒险主义计划的根据，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是搬出刘伯承向北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以六个军向北进攻，组织郑州、开封、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力量。对南京暴动问题，李立三更是借着刘伯承说过的可守一个月的话，毫无道理地认为可以在这一个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1]。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从苏联归国。他们是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瞿秋白的支持下，说服李立三等人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并决定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从周恩来那里了解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打算，心中隐忧顿时消释，便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9月初刘伯承到武汉后，向中共长江局书记项英和其他领导人关向应、任弼时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着重说明武汉暴动的条件尚不具备，当务之急是抓住敌人的弱点来加强工作，以建立与巩固革命根据地，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广泛地发动农民暴动。刘伯承也谈到了向中心城市发展的问题，认为过去红三军团能单独打下长沙，现在一、三军团更可以用全力攻占长沙，并围绕着这个任务部署了长江局的军事工作^[2]。这些意见固然反映了中共中央当时对“立三路线”的纠正尚不彻底，也反映了刘伯承当时的认识水平。当有人提出 ：一、三军团如拿下长沙，是否接着打武汉或南昌，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刘伯承力主持重，认为“应依当时情形来定”^[3]。

9月10日，红军一方面军总攻长沙失败。9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总结了第二次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正确地指出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主要原因。9月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的错误。

1930年年底，刘伯承由武汉调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了便于掩护地下斗争，这年秋天，刘伯承组织了家庭。他的妻子叫吴景春，四川万县人。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吴景春的母亲和弟弟。吴老太太笃信佛教，断不了烧香拜菩萨。这在外人看来，根本不会是共产党人的家，很有利于安全。就连吴景春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有一次她无意中把系在二楼窗台上的一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谁知那是军委机关的联络暗号，机关来传送文件的交通员发现暗号撤掉，以为刘伯承出了问题，立即报告给周恩来，结果查明是一场虚惊。

刘伯承利用坐机关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后来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1年11月，刘伯承脱离上海的秘密工作环境，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委派他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对办好红军学校非常重视。他对刘伯承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分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是他自己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张作霖在东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1] 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刘伯承主持红军学校的工作一共有十个月，办了第二、第三两期轮训班。第二期从2月1日到5月15日，第三期从6月9日到10月10日。每期时间在三四个月之间，学员对象来自中央苏区全体红军干部。学校教学目的是既快且好地提高红军干部的军政素质，以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刘伯承按照根据地的现有条件，汲取第一学期成功的经验，在完善教育方针、编写教材、制定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关于教育方针，他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他在1932年5月25日给中央的工作报告里提出：“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本着精简适用的原则，他组织教员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向教员们指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教员们编写出教材初稿，他亲自修改审定。针对学员文化程度普遍低的特点，他采取了一系列利于学员接受的教学方法，主要有课前提问、课外讨论、重点多讲、图表配合、沙盘作业、讲练结合、系统贯串等。一次，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带到学校附近的小山上，一边让学员看地形图，一边对照研究眼前实际的地形地貌。讲到标图画箭头时，他告诉学员应画得有力，像是部队杀出去一样，并边说边作示范。他画箭头那种纯熟、英武的姿势，至今保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脑子里。

对于政治教育，刘伯承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提出“三化八点”的政治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目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八个方面的政治教育。这八个方面的教育是：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1]。应该说，这“三化八点”的政治教育纲要，是符合当时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红校第二期的工作总结提到“三化八点”是“时时灌输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实施中的，这一方面也提到了较大的效果。”

在10月10日举行的红校第三期毕业典礼上，刘伯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勉励学员们“到前方去，为着我们工农阶级的解放，把你们所学的带到红军中去，转变红军中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你们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2]

在红军学校工作时，刘伯承还兼任瑞金卫戍司令，在军委机关移往前方期间，负责主管驻瑞金的红军部队、红军学校、瑞金县地方武装，负责瑞金的警戒等事宜。刘伯承很好地担当起了这项任务。

红军学校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刘伯承于10月11日赴宁都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不打赣州等中心城市而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红军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排斥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这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刘伯承曾在瑞金报纸上发表文章，批评红军第四军有“游击主义”。这反映了他那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

10月13日，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指挥作战。1932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调集来“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总兵力有50万，分左、中、右三路，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辖11个师为主力。陈诚不顾左、右两路军观望不前，自率中路军长驱直进。中央红军总兵力约四万人集结待机。反“围剿”战役一开始，中共苏区中央局制定了《作战新计划》，不从战场实际出发，硬要红军攻占南丰。红军按计划强攻南丰失利，朱德、周恩来与刘伯承经过反复研究，断然放弃强攻南丰的计划，改为以小部队佯攻，主力撤走，寻机伏击援敌。刘伯承领导总参谋部紧紧掌握敌军的行踪，及时向朱德、周恩来报告情况和提出建议，尔后根据朱德、周恩来的决心制定作战方案，最紧张时方案一日三易。1933年2月28日，终于赢得了良机，在黄陂、霍源地区歼敌五十二师全部和五十九师大部。接着，利用陈诚急于报复的心理，3月21日，又在草台岗、东陂地区歼敌王牌部队十一师全部和九师、五十九师各一部。红军两战两大胜，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声威大震。敌人惊慌失措，沮丧至极。陈诚急得吐血，蒋介石哀叹这是他“最大的耻辱”，“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由于共产国际指派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加剧了党内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作战指导方针，指责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而提出了堡垒主义和阵地战的办法，主张“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1934年起，中革军委的指挥完全成了李德的独断独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恶化。

刘伯承被剥夺了作战指挥方面的权力，作为总参谋长只好去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等。他对李德敬而远之，李德五次到前线视察，担任总参谋长兼通俄语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鲜明对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刘伯承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感觉到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李德那一套十足的教条主义是终究要失败的。他开始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到9月，他接连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文章，提出了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发动群众，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思想。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未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10月的一天，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他的道，就一脚把饭锅踢翻了。刘伯承见了忍无可忍，当场用俄语指责李德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侮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1] 李德恼羞成怒，跑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不几天，刘伯承就被降为^[1]　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红五军团参谋长。

刘伯承来到红五军团后，受到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以及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在军团召开的营以上干部欢迎会上，刘伯承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懊丧，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在战略战术上有问题需要改变。

[1]　李立三1930年8月3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会议上的讲话，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李立三1930年8月3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会议上的讲话，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中共中央长江局档案材料，存中央档案馆。
[1]　访问何长工谈话记录。
[1]　军事博物馆档藏资料。
[2]　访问孔石泉、丁甘如等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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