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失利，到1934年10月，形势已经非常严重。10月16日夜，中央红军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向西突围转移。

10月20日，红五军团开始行动，担任殿后掩护任务。出发时，刘伯承正患疟疾，坐担架随队行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十分仰慕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作战中处处倚重他，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给予照顾。刘伯承表现了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纪律观念，不倚老卖老，非常尊重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尽己所能出谋献策，忠实地履行参谋长的职责。从l0月25日到11月15日，红军转战江西、广东、湖南三省，连续冲破敌人用重兵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付出了重大代价。为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顺利前进，红五军团同数倍于己的强敌展开生死搏斗，损失更为严重。刘伯承拖着病体，跟军团长、政治委员一起布置行军，指挥作战，有时还亲到前沿视察，鼓舞士气。

11月下旬，红军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虽经苦战得以脱险，但元气大伤。五军团全力投入死战，伤亡过半，还有1个师被撇在湘江东岸。刘伯承眼看着一批批倒下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心情十分沉重，不禁仰天长叹着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1] 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记述红军干部在事实教育下产生了怀疑不满，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时，指出：“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2]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决定恢复刘伯承的中革军委参谋长职务。不久，又让刘伯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刘伯承受命指挥红二师强渡乌江，攻打遵义。红二师的渡江地点定在江界，另有一师在龙溪渡江。1935年元旦，刘伯承来到江界，见乌江水宽流急，两岸陡峭如削，江边船只早被敌人掳去，附近村庄也被平毁，唯一的办法只有设法架桥。他问配属红二师指挥的一军团工兵连连长架桥有什么困难，连长回答说架桥材料不好解决。刘伯承告诉他可以发动群众想办法。工兵连的战士们经过热烈讨论，提出了扎竹筏架桥的方案。刘伯承予以采纳，随即组织部队突击，终于架起了一座竹筏联成的浮桥。就这样，数万红军从竹桥上渡过了乌江。

乌江突破后，刘伯承又冒雨赶到红二师六团，率领该团袭占距遵义30里的一个镇子，歼敌一个营。他接受六团干部的建议，指挥六团化装赚敌，于1月7日智取了遵义城。1月8日，朱德命令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月9日，刘伯承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进入遵义。

红军到达遵义后，蒋介石不明红军动向，令追击和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军分头把口，待机而动。红军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机会。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刘伯承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协助中革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从1月中旬至3月中旬，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向金沙江急进，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的部署。

5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军委纵队抢占绞平渡；并指定刘伯承率干部团执行抢占绞平渡的任务。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跟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研究，决定由第三营随刘伯承行动，宋任穷带队。刘伯承说：“任穷啊! 限我们4日上午赶到渡口，还有明天一昼夜的时间，要走160里路，还要打仗，任务艰巨呀。不靠党、不靠政治，办不到啊!”^[1] 宋任穷立即将第三营编成先遣营，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刘伯承让先遣营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绞平渡急进。在离江二十多里的一个镇子里，从敌区长手里弄到两只船。刘伯承命令前卫连连长带人乘船过江，控制了绞平渡对岸的渡口。接着又通过船民的帮助，找到了四只船。刘伯承在江边设立了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昼夜不停地组织人马渡江；同时向朱德发报：“绞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这时，一军团在龙街渡、三军团在洪门渡，都因故无法渡江，中革军委遂命令全军在绞平渡渡江。经过九天九夜的时间，红军胜利抢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

5月19日，中革军委令刘伯承任先遣司令，率一师一团先行通过彝民区，准备北渡大渡河。20日，刘伯承率部进入冕宁县城，接着来到彝民聚居的大桥镇。有人报告说，部队遭到彝民袭击。刘伯承赶去处理。彝族咕基家族中一位叫小叶丹的头人提出要见红军司令，彼此讲和不打。刘伯承在一个叫袁居海子的水塘边会见了他。小叶丹听说这位身体高大、面容慈祥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刘伯承，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结义为弟兄。”刘伯承向小叶丹说明了红军的性质、任务，指出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红军路过彝民区，不侵犯彝民利益，希望他们支持红军。小叶丹表示完全同意。刘伯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并排跪下，对天盟誓，饮鸡血酒。事后，刘伯承应小叶丹的要求，送给他十支步枪和一面红旗，红旗上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支沽鸡（基）队”，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后来，小叶丹以这面旗帜为号召，组建起了彝民支队。刘伯承出面争取了咕基族首领小叶丹的支持，并使老伍族中立，还教育了受国民党特务支持利用的罗洪族，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

刘伯承同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领一团继续前进，5月24日到达大渡河边。刘伯承命令一团一营夺取安顺场渡口，并叮嘱营长孙继先要千方百计找到船。安顺场的敌人显然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这样神速，毫无准备，因此很快被解决了。一营在岸边截住了一只对岸派来送东西的小船。刘伯承闻报后很高兴，立即令一团团长杨得志组织强渡。杨得志从一营挑选出17名勇士作为先头突击队登船。他们在轻重机枪和唯一一门迫击炮的掩护下，经过舍生忘死的搏斗，终于登上了对岸。神炮手赵章成三炮三中，在关键时刻压制住敌人，被传为佳话。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在昼夜不停地渡河。刘伯承经过计算，像这样渡下去，全军过完得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他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报告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等经过研究，决定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后循大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按照这一部署，刘伯承、聂荣臻率部渡过大渡河，全速向泸定城逼进，在距泸定城50里处击溃增援泸定之敌两个旅，保证了左纵队的夺桥行动，左纵队先头团于29日奋勇攻占了泸定桥。刘伯承走到泸定桥中央，望着滔滔急流，感慨地说：“泸定桥! 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 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1935年6月，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达维、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制定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不以中央的方针为重，蓄意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刘伯承和李富春等受中央委派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了慰问。随后，中革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向北前进。刘伯承跟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左路军经阿坝，过草地，抵达黄河支流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无法通过，于9月初命令先头部队撤回阿坝。接着，张国焘不顾中央再三要他率部北上的电令，竟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并强令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也随他行动。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立场，耐心说服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拥护中央的方针，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张国焘对朱德、刘伯承组织了多次围攻，要他们改变态度。他们不为所动。10月，张国焘在松岗卓木碉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朱德、刘伯承拒不承认，遭到张国焘的软禁。接着，张国焘指挥南下红军在百丈之战中遭到严重失败，不得不进入藏族聚居区，处境十分困难。2月，四方面军成立红军大学，刘伯承被任命为校长，实际上被张国焘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7月初，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甘孜胜利会师。经过刘伯承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在6月下旬取消了伪中央。任弼时和他的爱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得知刘伯承已与前妻失去联系，就介绍红军女干部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汪荣华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身伴侣。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分两路北上，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任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他还专门给二方面军干部讲解打骑兵的战术，受到热烈欢迎。

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之会宁。刘伯承在行军中遭敌机空袭，臀部中弹负伤。12月，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刘伯承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1937年2月7日，刘伯承随周恩来由延安飞抵三原，去做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的统战工作。刘伯承与顾祝同过去曾有过交往。顾祝同早年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部下任下级军官，1921年刘伯承率部入鄂与吴佩孚的部队作战，曾俘虏了顾祝同的同乡韩德勤。韩德勤被刘伯承释放后，顾祝同陪着韩德勤到刘伯承处道过谢。

不久，奉命渡黄河西征的红军西路军在甘肃古浪、高台一带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损失惨重。

2月27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援西军，由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刘伯承受命后，率领所部到甘肃镇原待命出发。由于西路军余部很快失败，援西军的任务失去执行的必要。但援西军的名义一直保留到红军改编。

在主持援西军工作期间，刘伯承和张浩热情接待了由河西走廊返回的西路军干部，给予政治上、生活上的诸多关怀，使这些同志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六七月间，刘伯承与张浩领导援西军清算张国焘路线，帮助原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和危害，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1]　访问丁甘如等谈话记录。
[2]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页。
[1]　访问宋任穷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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