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刘伯承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部署向全国大进军。刘伯承在会上就渡江南进问题作了发言，系统地提出了集中使用兵力、组织新区政权、军队正规化、加强后勤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受命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两大野战军仍由淮海战役中设立的总前委统一指挥。
2月11日，刘伯承返回设在河南商丘近郊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投入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本来渡江作战已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敌人在江防第一线的兵力还不足50万，根本无法阻挡两大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但刘伯承仍然兢兢业业地领导中原野战军进行周密的准备，表现了他一贯严谨、踏实的作风。
他首先主持了部队的整编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于2月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仍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部队由七个纵队扩编为三个兵团九个军，人数由淮海战役结束时的10万扩充到28万。
接着，他组织了战前练兵和对敌侦察，解决了渡江的船只等器材问题，尤其是狠抓了渡江作战的组织指挥。3月份以后，他发出了一系列的渡江战术指示，其中他精心撰写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系统地精确地规定了渡江作战的十项战术原则，从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到建立渡江前进阵地，从思想、物质的各项准备到战术、技术的演练，从突破江防到纵深追击，都一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渡江战役的实践证明，这十项规定贯串了部队的一切作战行动。
4月14日，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主力进至湖口至贵池沿江一线，准备在安庆上下流实施渡江。他预先已令第四兵团攻占麻城，制造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的假象；又令配属第二野战军的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直迫信阳南下，使白崇禧感到其侧背大受威胁，将据守安庆的桂系主力四十六军西调九江、武穴。这就大大减轻了第二野战军正面江防的阻力。
4月21日，第三野战军在贵池至江阴间，第二野战军在马垱至贵池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千里江面上炮火滚滚、万船齐发。渡江的指战员和民工以压倒一切的英勇气概，迎着敌人的火网弹雨奋勇抢渡，前仆后继，直扑对岸。先头船仅以15至30分钟，即冲过长江天险，抢占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登上长江南岸，敌人的长江防线很快瓦解。4月23日，第三野战军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
刘伯承迅速部署对江南敌人的追击。鉴于长江沿线敌人向南拼命逃窜，他决定改变原作战方向，经报请总前委批准，不以主力与第三野战军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浙赣线，粉碎敌人在浙赣线上构成新防线的企图，并断敌退路，围歼更多的敌人，扩大预定的京沪杭会战范围。在战术上，他指示部队实行猛追、猛冲、猛打，把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结合起来，敢于大胆透入，以少胜多。
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刘伯承指挥下，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困难，翻山越岭，抢占要点，不停歇地展开追击，使敌人根本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一路狂奔，一路溃散。至5月1日，第二野战军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歼敌四个军又五个师，实现了追击的预定目标。接着，他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兵进入皖南、赣东、浙西三区，追歼残敌和开辟新区。
渡江战役于5月底胜利结束，第二野战军共歼敌十万，解放了皖、浙、闽、赣四省的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刘伯承还主管了南京市的接管和恢复工作。4月26日，他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5月9日，就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中共市委书记。他从恢复生产入手，使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和其它厂矿企业尽快复工，解决工人和市民的就业问题，初步安定了人心。他果断地整顿金融市场，打击特务、奸商的破坏活动；同时清理了散兵游民，给予适当安置，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亲自与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座谈或个别交谈，解除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争取他们的合作。在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劳动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地打开了南京市的局面。
7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刘伯承离开了南京市市长的岗位，转入领导进军西南的工作。
华南和西南，是国民党军在渡江战役后一败再败的情况下力图最后保持的两个重点战略区。蒋介石以白崇禧集团及粤系军队组织所谓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以胡宗南集团等扼守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并准备在上述计划失败后，白宗禧部退广西，胡宗南部退四川，以云贵为后方，再组织所谓西南防线；这个计划再失败时，即退入云贵，实在不得已则逃亡国外。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计划，对进军华南、西南作了周密的部署。在作战方针上，提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在具体行动上，规定第四野战军指挥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直出两广围歼白崇禧集团，尔后四兵团由广西兜击云南；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动作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同时决定由第一野战军一部及华北十八兵团在秦岭方向策应。
为了领导解放和建设西南的全面工作，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8月19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确定以五兵团及三兵团十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路；以三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聚歼重庆及川东之敌，而后协同贺龙指挥的由秦岭入川的十八兵团等部攻占全川。
9月7日，刘伯承动身去北平。9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代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贺新中国即将胜利诞生，表示要迅速解放西南，并竭尽全力保卫新中国。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开国大典上，刘伯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经历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场面。
10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匆匆乘车南下，到徐州后登上第二野战军西进列车的指挥车厢，挥师向湘鄂川边境开进。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列车到达郑州时，刘伯承特意公开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使敌人误以为第二野战军将从秦岭方向进攻四川。其实，部队在郑州即秘密南下，车运至湘鄂西集结。
11月1日，发起川黔作战。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五兵团及十军，从南路快速突入贵州境内；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由湘鄂边入川，从北路突破了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防线的两翼。第二野战军在湘鄂川边境的大规模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从而打乱了敌人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
受到打击的宋希濂集团慌忙西撤，企图会合正由大竹地区向川东南增援的罗广文兵团，在彭水、黔江地区组织抵抗；黔境之敌拟西撤毕节、贞丰之线，阻击第二野战军部队。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当前的关键是要隔断宋希濂、罗广文两股敌人向云南的退路，遂命令各部排除万难，按原定计划，加速猛进。各路部队克服了气候、地理和敌人破坏所造成的重重困难，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有的部队日夜兼程近200里。11月15日，南路部队解放了贵阳等地。19日，北路部队围歼了西逃的宋希濂集团十四兵团。
贵阳的解放及十四兵团的就歼，将国民党军所谓的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白崇禧和胡宗南两大集团被割裂。蒋介石急令在川北的胡宗南加速南撤，又令川境各路军队赶快收缩，以求合力突围。
刘伯承和邓小平命令两路大军加快行军速度，先敌迂回到南川地区，不使敌人逃脱。11月28日，北路部队经勇猛冲击，分割穿插，将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三万余人，聚歼于南川山地。
11月30日，北路部队以破竹之势占领重庆。当天凌晨，蒋介石发现解放军已迫近重庆，慌忙爬上飞机逃往成都。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对敌人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尽可能进行了政治争取。他们利用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派人分头去做联络工作，取得了效果。12月9日，川、康、滇国民党军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在彭县、雅安、昆明宣告起义。刘伯承和邓小平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的四项忠告，也促进了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和投降。
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重庆，立即开始组织成都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他们指挥部队继续迂回，先敌抢占乐山、邛崃、大邑，完全切断了敌人向云南的退路。12月2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作战室研究歼敌方案，认为解放军已将胡宗南集团压缩成一个核桃，追击战已告结束，当前的注意力要转到精心组织指挥，大胆分割穿插，逐个击破上面。他们致电三、五兵团：“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方式。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
12月21日，董宗珩率16兵团在金堂地区起义，胡宗南集团开始动摇。24日，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集中七个军突围，被击退。敌人内部加速了瓦解。25日至27日，敌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纷纷率部起义。李文率领所部仍想顽抗，26日被全歼。27日，成都解放。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刘伯承在给第二野战军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的题词中，集中地概括了进军西南的经验。他写道：“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来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以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1]
1949年12月2日，刘伯承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解放初的西南，情况极为复杂，建设任务极为艰巨。西南的有利条件是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有6000万之多。但不利条件也相当突出，封建势力强大，匪患严重，他们利用交通闭塞、山地众多的条件与解放军和人民政权对抗；经济凋敝，人民贫困；有90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需要改造。
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西南局的决定，逐步建立起各级政权。他采用军队“分区包干”的办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队，固定在一定地区，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负责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机构，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它民众团体；建立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摧垮封建势力，肃清土匪，征收公粮，组织春耕，恢复和发展生产。
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一起，紧紧抓住剿匪这个当务之急，于1950年3月21日联名颁发了《剿匪布告》，并组织部队进行剿匪。至7月，西南全区歼匪37万人，各省腹心地区基本没有了成股的土匪；至1951年上半年，共歼匪100万人。匪患平息，人心安定，经济建设很快得到发展。
为了做好90万起义投诚人员的改造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专门从部队抽调出数千名干部，组织若干工作团，深入各起义、投诚部队，进行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创造改编条件。各工作团通过开展民主运动和诉苦运动，提高了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起义士兵纷纷要求编入人民解放军。
起义投诚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账。特别在诉苦运动中，不少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刘伯承亲自出面做工作。他在有关会议讲话中，反复说明把旧人员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意义，交待了“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的政策，鼓励旧人员“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1] 他的宣传解释，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一起部署和领导了进军西藏的工作。1950年2月，为了迅速粉碎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统治集团的个别上层分子内外勾结，分裂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阴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颁发了《进军西藏动员令》，部署了进军西藏的工作。6月，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对西藏的四项政策，表明了西藏不容分裂的原则立场和愿以西藏地方政府为谈判对象的灵活态度。8月，拥护和平解放康藏的康定军管会副主任格达活佛遭特务杀害。刘伯承为他写了挽联：“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10月，西藏地方政府在藏东昌都地区策划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刘伯承与邓小平、贺龙发动了昌都战役。战役结果，藏军六个代本^[2] 全部和三个代本大部被歼，一个代本起义。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1]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605页。
[1]　柯岗等：《刘伯承中原逐鹿》第202页。
[2]　代本，藏军的编制，每代本500人，相当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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