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努力和推动，达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全民族一致抗战的基础。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于8月25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和一二九师。原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

9月6日，一二九师冒雨在陕西泾阳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浑身透湿，精神抖擞地站在阅兵台上作动员。他简要地讲述了全国抗战形势和红军改编的意义，反复强调人民军队的革命性质：“同志们，换帽子^[1] 算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决不会动摇!”^[2]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刘伯承带领全师指战员宣誓。他讲一句，大家跟着复诵一句。那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地回荡在会场的上空，显示了八路军将士誓死抗日的钢铁意志。

誓师大会后，一二九师准备东渡黄河，沿同蒲路北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刘伯承领导全师移驻富平县庄里镇，进行紧张的出征准备工作：组织先遣队，侦察、了解华北地区的民俗风情及敌军、友军的态势，组织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等。

这时，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派了一个叫乔茂才的高级参议来到一二九师驻地。该人自称是刘伯承的故友，要求面见刘师长，说是一来访旧，二有公事相商。刘伯承觉得十几年前的故友突然从国民党方面来访，事有可疑，便让参谋处长李达接待。乔茂才取出了蒋介石亲笔签署的一个命令，指定要一二九师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北上，加入石家庄方向作战。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汇报，略一沉思，说：“这是个大阴谋，蒋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杀我们，我们不上这个当!”^[3] 随后，他又让李达向乔茂才严正指出：“国共谈判的时候，已经定了的，对八路军的指挥一定要通过八路军总部，谁也无权越级下命令。”^[4] 乔茂才见无隙可乘，也无法见到刘伯承，只好离去了。

9月30日，刘伯承率七六九团作为先遣队出师抗日，一路上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逢村过寨，乡亲们把凉好的开水，一碗碗递到战士的手中；一些城镇在街道两旁摆设了桌子，上面放着干果、糖、鸡蛋等慰劳品。战士们心里热乎乎的，深深感受到人民群众要求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热切希望。

渡过黄河后，部队在侯马乘上了火车，刘伯承的工作变得忙碌起来。他查阅有关的兵要地志，研究经各种途径收集来的情报资料，分析晋北前线的战局发展。一一五、一二○两个师已先期到达晋北作战。八路军总部交给一二九师的任务是，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侧击日军后方，配合国民党军组织的忻口防御战役。根据这个任务，刘伯承设想了初战的打法。火车由太原开往五台县东冶镇的途中，他向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讲述了忻口战役的态势，指出完成侧击任务的关键是要大胆机断，拊敌侧背。他告诉陈锡联说：“我在东冶附近下车，要到五台山总部去开会。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出师抗日的初战胜利特别重要，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士气，也影响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你们团单独行动，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抓住战机，机断专行。”^[1]

七六九团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迅速迂回到忻口外围北路日军的右侧背，10月19日在代县阳明堡奇袭日军的飞机场，毁伤敌机二十余架，毙伤敌百余名，取得了一二九师出师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给了忻口战役以一定的支援。刘伯承后来在一次总结中称赞这次战斗的特点是“侦察清楚，部署周到，动作突然干脆”。

阳明堡战斗后，刘伯承又亲自指挥了七亘村战斗，创造了“重叠的待伏”这种奇妙的战法。当忻口日军遭到国民党军与八路军的前后夹击，攻势受挫时，石家庄日军沿正太路进攻娘子关，直趋太原；兵力部署上则采取正面猛攻，侧翼迂回。防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告急，八路军总部命令刚刚到达平定一线的一二九师主力驰援。刘伯承率三八六旅赶赴娘子关前线。10月21日，刘伯承到达柏井国民党军第三军指挥所，军长曾万钟介绍了防御部署和前线战况。刘伯承当即指出：右翼警戒线必须火速派兵，严防日军偷袭。曾万钟并不以为然。刘伯承遂率三八六旅赶往右翼警戒线上的要点七亘村。果然，日军正从这里派兵透入。26日，刘伯承指挥三八六旅一部设伏七亘村，打击了日军的辎重部队。歼其三百余人，缴获骡马三百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刘伯承判断日军急于向娘子关防御阵地的侧翼增兵，心理又很骄横，不会因遭到小的打击而停止从七亘村通过，于是部署和指挥了第二次七亘村伏击战。28日，伏击再次成功，又歼日军百余人。七亘村“重叠的待伏”，迟滞了日军的行动，把困在娘子关旧关以南的曾万钟部一千余人，从日军的包围圈中解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部队迅速在平汉、正太、同蒲铁路沿线展开，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他仍亲率三八六旅一部寻机打击日军。11月2日，在地势险要的昔阳县黄崖底设伏，歼敌三百余人。7日，集中师主力与一一五师主力配合，设伏于广阳、户封地区，给敌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八路军一连串的打击激怒了敌人，敌人急图报复。12月22日，太原日军出动2000余人，分兵六路围攻活动在昔阳、平定、和顺、榆次一带的一二九师部队。刘伯承采取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的战法，以七七二团在内线与敌周旋两天后跳出包围；以七六九团等在敌人后方大肆活动，迫敌回顾。26日，敌人被迫退去，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

刘伯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抓部队的训练和提高。为了尽快使部队实行战略思想的转变，解决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识和游击战的战术问题，他利用作战间隙主持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开办了游击战训练班。11月10日，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召开会议，刘伯承作了抗战以来的工作总结和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游击战的意义，归纳了游击战术的特点。11月13日，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关于一二九师创建晋冀豫根据地的指示，结合山西战况和八路军的战绩说明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正确。

游击战训练班在11月开办。这时，一二九师已在太行山初步展开，师部进驻辽县，环境相对安定。训练班对部队和地方干部进行轮训，部队干部侧重学习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地方干部则着重学习组织自卫队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作战等问题。刘伯承亲自给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教材除了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文件外，还有他自己写的《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等文章。这些文章，是实战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为了取得这些经验，刘伯承付出了许多心血。他翻阅了大量材料，在作战中仔细观察和分析日军的战斗动作和特点，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前进到离敌人仅有几十米。随着斗争的深入，训练班后来逐步演变成了参谋训练班随营学校。

1938年，随着游击战争在华北上升到主要地位，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1月6日，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进一步增强了一二九师的领导力量。1月13日，刘伯承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等，由临汾到洛阳参加第一战区军官会议，蒋介石接见了他们。2月，一二九师奉命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太原”。2月22日，刘伯承率部设伏长生口，采用“吸打敌援”的战法，佯攻旧关，吸引井陉守敌出援。日军果然中计，被一二九师部队在长生口附近击毙130余人，活捉少佐军官等5人。

3月16日，刘伯承指挥了更大规模的神头岭伏击战。神头岭是邯（郸）长（治）大道上黎城和潞城间的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岭，刘伯承经过实地观察把它当作伏击点。战斗发起后，他以一部猛袭日军兵站集结地黎城，迫使潞城守敌不得不出兵救援。援敌经过神头岭时，遭到一二九师预伏部队的突然攻击，被歼1500余人。3月31日，徐向前副师长率领部队设伏涉县、黎城间的响堂铺，毙伤日军400余人，烧毁汽车180辆。刘伯承称赞指挥这次战斗的徐向前说：“在我们后路上风传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1] 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伏击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颇有影响的“三战三捷”。

4月，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取得了反“九路围攻”的胜利。“九路围攻”是日军大本营为扫除晋东南八路军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围攻，投入兵力达三万余人。刘伯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制定了反围攻的方针，主要之点是以主力部队向敌人包围圈外游击，抓住战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他率领主力适时转到敌外翼活动。4月15日，日军一个联队回窜至武乡县长乐村，他指挥部队展开追击和急袭，毙伤日军二千二百余人。这一仗和其他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使晋东南的抗战形势有了大的改观。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创建的晋冀豫根据地基本形成，地域达到西起同蒲路，北界正太路，东至平汉路，南抵黄河北岸。

太行山阵地基本稳固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不失时机地派兵开辟冀南平原的工作。早在1937年底，刘伯承就已派陈再道和宋任穷带领少量部队进入冀南，在冀南打下了基础。1938年4月下旬，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一二九师一部开赴冀南，首战威县告捷，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振奋了冀南的人心。又经过摧毁六离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争取伪军反正，收编地方武装，逐渐打开了局面。8月中旬，成立了冀南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邓小平和刘伯承先后于7月5日和12月21日来到冀南，领导冀南的斗争。刘伯承及时制定和下达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划分和调整了冀南各部队的活动区域。1939年2月，刘伯承与邓小平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三万余人对冀南的11路“扫荡”。2月10日，三八六旅以诱伏战术在威县香城固歼敌一个加强大队的战斗，是粉碎敌人大“扫荡”的一次主要战斗，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

刘伯承十分重视及时总结作战经验，用以指导新的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周年，他全面地总结了两年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8月22日，在一二九师军事研究会上，刘伯承作了《一二九师抗战第二周年的战术报告》，以后又补充修改成《两年来华北游击战争经验教训的初步整理》。这个文件，系统地总结了游击战争的规律，特别是对袭击、伏击、急袭、“吸打敌援”等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多有所发挥和创造。《抗战第二周年战术报告》和1938年写的《论游击战和运动战》，是一二九师游击战争的主要指导性文件，在整个抗战中对提高一二九师干部的战术水平和指挥能力，起了重大作用。

[1]　换帽子是指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把原来的红星帽徽，换成为“青天白日”帽徽。
[2]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5页。
[3]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9页。
[4]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9页。
[1]　《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1]　《刘伯承用兵要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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