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匆匆出川后，途经陕西、河南，于7月11日到达武汉。在西安，他囊中告罄，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接济，才继续成行。

1927年7月的武汉，已是一片混乱。刘伯承先找到了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的吴玉章。吴玉章告诉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已作了改组，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由周恩来、张国焘等组成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正在考虑新的斗争方针。不几天，刘伯承来到九江，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奉命赶到南昌。7月27日，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刘伯承和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出席。周恩来概述了起义的目的和方针，强调了要周密准备，出敌不意，一举告成。接着，宣布了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组成人员，书记周恩来，委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为了保证前敌委员会及时作出正确的军事决策，周恩来提议设立参谋团，获得与会者一致赞成。参谋团以刘伯承为参谋长，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等为委员^[1]。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会议在决定了起义领导机构的组成之后，即由参谋长刘伯承介绍敌情。经过几天的了解和研究，刘伯承对南昌周围以及环绕江西全省的敌情，已经摸得很透。他根据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陈兵相对的形势，一一说明了属于武汉政府系统的朱培德、程潜、张发奎、唐生智等各路军阀在江西境内的布防态势和企图，又说明了属于南京政府系统的李济深、陈济棠、薛岳等军阀可能进犯江西的兵力和部署。他强调指出：“从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环赣兵力来看，我们是处在十万大军的包围中。但目前宁汉对立，相互陈兵戒备，一时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要钻这个空子，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发动南昌暴动，速战速决，夺取起义的胜利，然后会师东江。”^[2] 他进一步分析了南昌市内外的敌我态势：“在南昌市内和近郊，总计我党可以掌握的兵力约二万零五百人，敌人只有五个主力团等一万余人，我们占优势，包围着敌人；在吉安、临川、九江等地，又有优势的敌军包围着我们，有的24小时可以赶到南昌，有的两天内可以赶到。因此，要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如果让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增加了困难。”^[3]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敌情摸得这样清楚，与会者都十分佩服刘伯承这位川中名将的军事才能。

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贺龙、刘伯承率领二十军攻打位于鼓楼附近的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辖的第七十九、第八十团。由于起义军各部英勇奋战，很快打垮了敌人的抵抗，清晨3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的有关地区代表40余人，其中多数代表是双重身份（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刘伯承以四川代表的资格出席了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参谋团、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构，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成了它的党团，当军事活动成为起义军的主要任务时，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参谋团按原定计划部署南进。8月1日下午7时，在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的路线，由刘伯承主持会议。南进的目的是到广东东江地区，利用那里的群众革命基础，并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邬进入今梅州地区。会上发生了走大路和走小路两种主张的争执。刘伯承分析了走大路前有四万敌军阻截，后有一万余敌军追击，以寡敌众，难操胜券。走小路则沿线仅有3000敌军，敌人快速调集兵力受地形限制，遂得出走小路的结论。会议一致通过。

起义军于8月3日至6日撤离南昌，向南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两路并进，占壬田，下瑞金，势不可挡。敌军钱大钧屯兵会昌阻击。刘伯承建议第二十军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从东北面发起进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第十一军经西江市、洛口，从西北面发起攻击，以防钱大钧由会昌退回于都溜走。起义军按刘伯承的建议行动。8月30日向会昌发起攻击，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攻击一度受挫，刘伯承陪同叶挺到阵地前沿视察，及时调整部署，终于将会昌攻克。这一仗消灭敌军六千余人，钱大钧带领残部狼狈逃窜。

8月31日，刘伯承在报纸上发现叛逃的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向国民党当局报告南昌起义经过的消息，随即向周恩来提出改变进军路线的建议，起义军遂据此重返瑞金，改道长汀、上杭，顺利地进入广东，接连占领大埔、三河坝、潮州、汕头等地，主力接着西向，准备夺取惠州。

广东军阀集中12个团约1.5万人的兵力围攻起义军。汤坑兰战，起义军伤亡二千余人。接着潮州又告失守，起义军陷入了危机。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在普宁县流沙镇的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非武装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遂告失败。刘伯承根据会议决定，由汕头经香港转赴上海找党中央。

刘伯承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吴玉章等三十余人从上海乘坐一艘苏联货船，直达海参崴。转到莫斯科后，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高级步校为中国学员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刘伯承代表二十多名新入学的中国学员致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他说：“中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1] 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阿发那西耶夫。

在学习中，刘伯承首先下功夫攻克了俄文关。他已经36岁了，右眼失明，学俄文比一般人困难更大。但他毫不气馁，常常以“功到自然成”自勉。他自备单词小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默记和背诵，连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的机会都不放过。冬日清晨的操场上，夜晚走廊的灯光下，常常屹立着他顽强学习的身影。就这样，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是中国同学中较早能直接听懂教官讲课的一个。他曾在给川军旧友王尔常的信中提到这一段的学习生活：“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这一关，此志何由得达? 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2]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军事课有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政治课是联共党史和哲学。刘伯承虽然在军事上有基础，但他仍毫不懈怠，认认真真地抓好听课、操练、自学、考核等每一个学习环节，使各科都取得了好成绩。实弹射击时，教官因他不能用右眼瞄准而准许他不计成绩，但他仍坚持参加考核。经过刻苦练习，硬是用左眼打出了合格的成绩。

1928年6月，刘伯承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后，刘伯承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补充报告”分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本质及其组成，指出了中共开展兵运工作的方针和办法。六大期间，还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列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他刚到苏联不久，就写了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1] 的专题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并对起义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结出了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上的错误”。这四项弱点是：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八条错误是：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有错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才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这些意见，反映了刘伯承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到苏联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学院的主要课程有战略、战史、战役、军事地理等。刘伯承对战役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联系自己的实践经验，参照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把握住战役的理论概则和一般程序。通过学习战史，他特别推崇俄国名将苏沃洛夫。苏沃洛夫从小就训练出良好的文化、军事素养，毕生视军事为生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性格刚毅、果断，作战指挥不畏艰险，善于审时度势，机敏应变，富于独创，军事学术上也很有造诣。刘伯承一贯善于从优秀人物身上吸取有益的东西，他对苏沃洛夫的赞佩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十分关心国内的革命形势。1929年春，他读到了毛泽东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感到与自己的心息是相通的，不禁喜形于色。他找到同学屈武说：“《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从《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国内的斗争还是非常困难的。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跟毛泽东、朱德一道战斗!”^[1]

1929年，中国东北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怂恿下挑起了中东路事件，恶化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红军调集兵力准备对东北军作战。为了配合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活动，苏联决定组建远东工人游击队，选调在苏联的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人员组成，并指定刘伯承任司令。

刘伯承奉命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任职。他集合起六百余人的队伍，展开了严格紧张的军事训练，强调要练好基本军事技术，反复抓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的课目。他对战士们动员说：“枪法准是真本领，游击队员显神威就靠这个，机智加枪法就是胜利的保证。”^[2] 当他发现游击队中有很多人不会滑雪，就立即增加了滑雪训练，并且身体力行，跟战士一样驾着滑雪板出没于茫茫银海。经过训练，这支由四国士兵临时组成的队伍，军容整肃，士气高昂，达到了参战的要求。

由于中东路战争很快结束，这支工人游击队并未参战，但刘伯承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得到上上下下一致的称赞。此后，他返回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学习。

[1]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89页。
[2]　宋科：《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星火燎原》1983年“八一特刊”。
[3]　宋科：《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星火燎原》1983年“八一特刊”。
[1]　访问党必刚等谈话记录。
[2]　转引自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第52页。
[1]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出版发行。
[1]　访问屈武等谈话记录。
[2]　访问李修业等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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