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指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坚决的反顽斗争。反顽斗争开始前，刘伯承曾多次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谈判，严正要求国民党军停止摩擦。他当面警告摩擦专家朱怀冰说：“并非怕你，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1] 朱怀冰等不听劝告。1940年二三月，朱怀冰的九十七军从正（定）太（原）路，石友三的第三十九集团军从沧（州）石（家庄）路，庞炳勋、张荫梧等从邯长路，向根据地发动进攻。刘伯承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分别在冀南和太行两个方向，组织指挥了卫（河）东战役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歼灭了朱怀冰军，重创了石友三军，迫使顽军撤走。反顽斗争的胜利，改变了长期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盘踞在根据地内，配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的不利局势。
1940年5月以后，刘伯承与邓小平抓紧对敌斗争不断胜利的有利时机，大力巩固根据地，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建立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把主力部队整编成九个旅，为进一步打击日本侵略军创造了条件。
1940年，刘伯承把对敌斗争的重点转到交通斗争上。交通斗争，是刘伯承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运用和发挥的一种别具特色的军事斗争形式。1938年至1939年，刘伯承就发动和组织军民对根据地周围的铁路进行了一千多次的破击，对平汉、正太、道清铁路进行了13次总破击，有力地配合了一系列主要方面作战的胜利。1940年日军加紧实行“囚笼政策”，大肆修筑铁路、公路，增设碉堡、据点，进一步分割、扼杀根据地，交通斗争更成了主要的军事斗争形式。这一年，一二九师进行的交通战斗达到850次，占全部战斗次数的60％。
5月3日至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组织指挥了白晋战役，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以交通战为主的进攻战役。刘伯承率师指挥所亲临前线，拟制了周密的作战计划，集中了七个多团的兵力，发动了两万多群众进行协助，仅用了一日两夜的时间，就将日军经营了一年多，伸入晋东南腹地的白（圭）晋（城）铁路彻底破坏了一百多华里，摧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消灭敌人三百多名。这次战役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的交通战略，使抗日军民取得了破路作战的宝贵经验，并吸引了晋城方面的日军，协助了国民党友军作战。
8月20日由八路军总部发动的百团大战，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以交通破击战为主的进攻战役。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38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8月20日至9月7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即正太路破击战。一二九师的任务是破击正太路榆次至阳泉段，刘伯承设指挥所于安丰以北的明水头。部队按照预定部署，通过正太路外围封锁线，直扑铁路线，拆路轨、毁桥梁、炸隧道、攻车站，把200里铁路路面翻了个底朝天，沿线据点也大部攻克。在阻援方面，七六九团等部队进行了狮垴山阻击战，英勇抗击了由阳泉出援的日军；三八六旅等部队在昔阳县卷峪沟、和顺县双峰等地，与由榆社、太谷出援的日军激战，给敌以重创。
9月23日至10月1日，是战役的第二阶段，即榆辽战役，目标是摧毁敌伸入太行腹地的榆社到辽县的公路及沿线据点。刘伯承将指挥所移到宋家庄。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内，彻底破坏了榆辽公路，拔除了沿线的部分据点。在攻取主要据点榆社、管头、石匣等战斗中，击溃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其中榆社据点经四次攻击方才得手。
10月6日至12月5日，是战役的第三阶段，即反“扫荡”作战。反“扫荡”作战共分3次。10月6日，日军由白晋、平汉、平辽等线分十几路出动，每路千余至3000人，合击辽县地区。刘伯承调动一二九师主力在榆辽公路上的榆树疙瘩设伏，予敌人以痛击，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扫荡”。10月20日，日军又以万余兵力，再度深入太行根据地“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和摧毁八路军总部及后方机关。刘伯承指挥部队据险抗击，并以外线部队击敌侧后，挫败了日军的阴谋，使其第二次“扫荡”又告失败。10月30日，在武乡县关家垴开始了对日军一个大队的歼灭战，这就是著名的关家垴战斗。刘伯承协助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前线指挥。部队经过连续冲击，激战两日，终将被围之敌500人大部歼灭，只几十人逃脱。关家垴战斗以后，敌人逐步撤退，第三次反“扫荡”到此终止，百团大战也胜利结束。
在百团大战的三个阶段中，一二九师及参战群众共计破毁铁路91公里、公路1015公里，共进行大小战斗520多次，毙伤日伪军7000余名，俘日军70名、伪军400余名。但一二九师也付出了亡2200余人、伤5100余人的重大代价。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刘伯承曾经充分地肯定了它的意义，指出它“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而且改变了国内战局和太平洋的局势。”^[1] 但他也认为百团大战中过分强调了正规战，过多地采取阵地战的战法，是“应该引以为教训的。”^[2]
1941年至1942年，晋冀豫解放区跟全国各解放区一样，进入了严重困难的时期。为了打开这一严重局面，邓小平于1941年4月提出了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刘伯承要求全区大力组织游击集团，加强边沿区的对敌斗争，并对游击集团的组成和作战进行了详尽的规定。游击集团是刘伯承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的军事组织形式，它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统一编组起来，发挥整体作战威力，在对敌斗争特别是反“扫荡”中起到了全民皆兵的作用。
1941年11月，刘伯承指挥太行区军民粉碎了日军发动的秋季大“扫荡”。这次“扫荡”，日军出动近万人，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日军兵分三路，中间一路作牵制，主力由两翼包围，企图以袭击方式歼灭一二九师部队。刘伯承洞悉敌人的奸谋，用游击部队配合民兵沿途予敌袭扰，主力则隐蔽待机。日军徒劳奔波，处处扑空，终因疲惫不堪而撤走。第二阶段日军调集兵力奔袭一二九师领导机关和八路军总部兵工厂。刘伯承指挥师机关及时转移，以一部凭险拒敌，保护兵工厂的安全，主力转到外线，猛烈袭击敌后方补给线和重要城镇。日军在内外夹击下慌忙退走。
1942年2月间，刘伯承又胜利地指挥了太行区的春季反“扫荡”。日军的春季大“扫荡”，因对太岳、太行区同时用兵，战线过长，有利于根据地军民发挥游击战争威力。刘伯承指挥军民以多层次的组织指挥形式，即军分区、野战旅以上的战役组织和县、区、村三级游击组织相结合；以多样式的战术，即伏击、袭击、急袭、据险机动、夜间活动等交替使用，迅速有效地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五六月间，敌人对太行南北地区进行了夏季大“扫荡”。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日军吸取了春季“扫荡”失败的教训，改用“集中兵力，辗转合击”的战法，自5月20日至6月8日，纠集2.5万人“扫荡”太行北部；6月8日至20日，又集中1.5万人“扫荡”太行南部；目标主要是捕捉八路军高级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在战术上，日军采用铁壁合围、捕捉奇袭、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手段，所到之处，一律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根据敌情，刘伯承对反“扫荡”作了全面安排：一二九师兵分三路，一路保卫八路军总部；一路留在内线，领导地方武装、游击队对敌作战；而大部主力则转出外线，打击敌侧背，袭击敌占区要点，破坏敌交通线，迫敌回顾。刘伯承亲率师指挥部前梯队在内线与敌周旋。从5月22日到6月7日，他昼夜转战在日军活动的缝隙中，正确地掌握利害变换线，在日军的合围将拔未拔的时候，巧妙地躲开日军大部队的分进合击，还摆脱了日军小分队“挺身队”的突然袭击，牢牢掌握着反“扫荡”的主动权。6月10日，他率师部适时跳出日军重新组织的大合围圈，转到外线。这期间，内线的游击战和外线的破袭战互相配合，狠狠打击了敌人。外线一支部队曾一度袭入长治机场，烧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日军“扫荡”整整一个月，往返徒劳，备受打击，以失败告终。
就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刘伯承十分悲痛。他与左权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亲密的友情，他的许多俄文译作，是在左权的合作或帮助下完成的。他常说：“我在语文上有两位老师，中文学小平，俄文学左权。”^[1]7月，他与邓小平一起写下了感情真挚的悼念左权的文章。
在严重困难时期，为了战胜灾荒，减轻人民负担，坚持对敌斗争，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实行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
精兵简政主要是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充实战斗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下，这项工作进行得比较彻底，机关的机构和人员大大减少，连队兵员由原来平均50人增加到100余人。毛泽东曾表扬晋冀鲁豫边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1]。
在大生产运动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同时抓了发展生产和厉行节约两个环节。1941年以前，他们就对各级部队规定了一定的生产指标和助耕任务。1942年，在刘、邓领导下，掀起了开荒热潮，部队每人种地三亩，自给一季粮食。在节约方面，他们处处强调精打细算，杜绝浪费现象，规定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发1.5～ 5元的津贴费，菜金每人每天一角二分。刘伯承亲自提倡节约用纸，一张纸做四次用，第一遍用铅笔写，第二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
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使根据地胜利地渡过了难关。
1942年12月16日，太行根据地军民为刘伯承五十寿辰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活动。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杨尚昆等领导人以热情洋溢的诗文致贺，一致表彰刘伯承奋战敌后、英勇抗日的杰出贡献。刘伯承心情激动，在答词中说：“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2]
1943年，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军民继续坚持对敌斗争，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刘伯承总结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的经验，进一步完善了“敌进我退”的方针。9月底，他和彭德怀离太行赴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刘伯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反攻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遂命令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各战略区部队，迅速夺取敌占城市，破坏敌交通线。
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时，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人领导的晋冀鲁豫区已包括北起正太路与德石路，南至黄河，西自同蒲路，东到津浦路的广大地域，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余万，其中民兵40余万；一二九师由抗战初期的9000人，发展到近30万人。

[1]　《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区》，1944年8月16日《解放日报》。
[1]　《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报告》。
[2]　刘伯承：《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报告》。
[1]　访问陈雷谈话记录。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36页。
[2]　转引自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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