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从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从“小米加步枪”向现代化、正规化转变的新时期。刘伯承充分认识到院校教育与训练事业在这种大转变中的重要作用。1950年7月，当他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立即致信党中央，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
刘伯承历来认为，治军必先治校，育军当先育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已先后创办和领导过多所军事学校和各种干部训练班。他自己也是通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具备了多方面的素养，逐步成长为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熟读古今中外军事典籍；又具有极其丰富实战经验的解放军统帅之一。
刘伯承正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致认定办陆军大学最合适的人选。3人经过商议，由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刘伯承，回答说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
10月27日，刘伯承由重庆飞赴北京，开始进行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11月13日，刘伯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校址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并提出了训练方针：“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书。
11月21日，刘伯承转赴南京，具体领导军事学院筹建工作。
11月30日，刘伯承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4日又兼任政治委员。
刘伯承首先把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组建起来。按照中共中央批准的名单，成立了军事学院临时党委会。经报请中央军委同意，从全国各战略区选调一批干部充任学院机关领导和教学骨干。学院所需的大批工作人员，则是从华北军政大学和华东军政大学选留的。在用人问题上，刘伯承一贯坚持五湖四海，任贤选能。这次，他仍然是这样做的。他在去南京上任前就说：“我不带什么班子，只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几个人干干净净地去南京！”^[1]
接着，他连续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军事学院办好。
从12月份开始，军事学院陆续接收来报到的学员共900多名。刘伯承坚决主张严把质量关，把经复查不合入学条件的140多人退回或转送其它学校，实招学员758名。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规定了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2月20日到30日，刘伯承主持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拟定了军事学院第一期教学计划，组织了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成立。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典礼大会。中央军委发来了贺词。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亲笔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陈毅代表军委莅临大会，并授旗和致词。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区、各野战军都派人到会祝贺或送了贺幛。刘伯承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感谢中央军委的关怀和各单位的支持，努力把军事学院办好。
会后，举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刘伯承陪同陈毅等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各个方队。
从军事学院成立开始，刘伯承逐步展开了各方面的建设。“建立正规制度”，是他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他很早就予以重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预见到军队在战争胜利的进程中，将担负越来越重大的任务，没有正规化的高度组织性与协调性是不行的。为此，他曾努力翻译介绍过苏军的一些条令、条例，也曾在一二九师、第二野战军颁发和贯彻过有关的规章制度。渡江战役前夕，他明确地提出正规化建设是非常急需的一件大事。在和平环境下创立的高等军事学府，自然更应以现代化、正规化为目标了。
在1月下旬召开的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刘伯承对现代化、正规化的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它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地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1]。
正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1951年2月，他在军事学院党委会上提出了“学习新兵种学术”、“建立正规制度”两项根本任务。
他领导学院机关通过调查研究、总结以往经验，制订出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训练工作方面，制订了《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对训练部门及其人员的工作职责作了严格规定，对教员、学员的教和学作了明确规定。考试制度方面，制订了阶段、学期、学年、毕业等考试要求和办法，其中规定毕业考试要由国家考试委员会主持。行政工作方面，制订了《暂行行政规则制度》，强调“执事者各执其事”，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及其人员的职责，充分发挥机关的职能。他提出了“集中统一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要求各级机关机构精干、职责分明、业务精通。在组织体制和编制上，他主张横宽纵短，单刀直入基层，减少层次，专事专办，分工合作，上下联系，指挥灵便，提高效率。按照这个方针，学院的体制编制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整，由最初学员与工作人员1∶8的比例逐步下降到1∶2.3。队列生活方面，制订了军人仪表举止和内务规定，他还经常亲自到学员班进行检查。
正规制度初步建立后，刘伯承的精力转到领导“学习新兵种学术”上。当时，解放军的中高级干部年龄较轻，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缺乏军兵种知识，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刘伯承从现实出发，在挑选学员时，对身体条件和军事素质要求很严，但对文化程度适当放宽，规定达到高小就可以。学员入学后，他要求先补习文化，再上正课。在正课中也安排了18％的文化教育课，设有专门的文化教授会负责施教。在此基础上，他更强调学员必须努力掌握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战略战术。他针对有些人认为过去靠“小米加步枪”照样打败敌人，今天不懂新知识新技术也没有关系的模糊观念，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引导大家注意：即使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大兵团作战协同与否对战局影响也极大。现在正处于“喷气武器和原子武器的时代”，诸兵种协同作战则成为现代战争作战的特点。如果把思想束缚在“小米加步枪”上，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打起仗来要吃亏。
为了使学员从实际中逐步提高学习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自觉性，刘伯承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学，二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学员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三是利用朝鲜战场的作战经验教育学员。根据这三条，他组织学员们到海军、空军和其它技术兵种部队参观见习，了解军兵种的技术与战术，使学员有了协同作战的感性知识，为学习协同作战指挥打下了基础。他不辞辛苦，经常跟学员一起爬飞机、上舰艇、钻坦克。
他组织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例编写，以各军区和各野战军为单位，把学员编成战例编写小组，由有关教员辅导。他督促学员要人人动笔动口，不能袖手旁观。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共有一百多人完成了八十多篇战例著作。当这些战例汇集成册的时候，他高兴地说，“我们要从原有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就必须珍惜我们过去流血的经验与创造，发挥战例的积极作用，把它用到训练中去。”^[1]
朝鲜战场当时正是现代化战争的实验场所。刘伯承除了要宣传部门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外，指示训练部门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志愿军的战役和战斗经验，还请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的人员报告朝鲜战场上的作战情况。
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育和实践，学员们思想受到触动，眼界得到开阔，学习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在学员毕业的时候，刘伯承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军事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的，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因此，你们必须了解，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结，而是进一步在实践中去学习的开始。”^[2]
对于学术研究，刘伯承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他把军事学术作为军事科学的要素之一，指出：军事学术研究要“博而约”，约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学说；要“有的放矢”，矢之于未来反侵略战争^[3]。他在学院设立了学术研究室，配备了专职研究人员。他组织了学术委员会，规定其职责是“领导研究和审核全院的训练计划、学制的执行、训练实施、考试成绩及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倡导成立群众性的军事学术研究协会，在校和毕业的学员均可吸收参加；组织编写总结经验性质的学术论文，推动学术研究工作。还办了《军事学术》刊物，给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交流园地。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写了很多学术论文。学术研究的空气在军事学院越来越浓。
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确定和贯彻了“以教学为中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反复强调：离开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瞎实践；学习进步的快慢，取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坏。他一贯重视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指出：“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1] 他多次对学员说 ：“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2] 为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方针，刘伯承三次派出由院系领导干部和各教授会主任组成的见学团，到朝鲜前线见学取经，把这次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直接运用于教学之中。
在这个方针之下，刘伯承提出的教学方法是，先理论概则，后各兵种应用技术战术，再编写进行图上作业，把诸兵种串联组织起来，锻炼学员分析综合、判断情况与组织合同的战斗能力，随后又由课堂到野外现地作业，以至实兵演习，结合实地演练证明理论原则。这样以战术为经，以技术为纬，纵横连贯，编组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此外，他还要求教员与学员共同抓好四个环节：一是预习、复习、辅导与每一阶段的讲评、考试；二是开展互助，组织课堂讨论；三是要求学员理解课业的精神实质，熟记技术性课业的内容；四是有计划地支配自习时间，教员深入自习室，指导学员好好“反刍”消化。他针对学员在文化课上的畏难情绪，提出采取“精读、广看，多写作”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教学方法是符合学员特点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在“练多于训”的思想指导下，从1951年到1955年，他多次亲临现场，组织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和12次大的现地作业，有针对性地提高学员组织指挥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刘伯承十分重视教材的编写与翻译工作。他称教材是院校建设的“重工业”，翻译是学术研究的“水龙头”。他亲自审定军语，校正条例、条令，组织教员认真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并注意吸收与借鉴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编写出适合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各类教材上千种。其中军事教材有从团到集团军、方面军，从技术到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战役法，从理论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共350多种，形成了系统配套的综合性结构。在翻译方面，他亲自组建翻译室，延请了多名翻译人才，翻译出大量苏联和其它国家的军事著作和有关教材；他自己翻译审校的即达上百万字。
建立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是刘伯承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1951年5月，他向全院提出“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口号，要求学员尊重教员，积极协助教员搞好教学，教员也要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学好各门课程。
军事学院最初的教员队伍大多是从华北、华东军政大学选留的，由于人数不多，又缺乏现代战争经验，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刘伯承采取多种措施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设法从机关工作人员中挑选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才培养当教员，又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还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筛选了一部分留作教员。1955年以后，他又将德才兼备、成绩优良的320名学员留下任教。这就进一步解决了师资问题。他对教员政治上、生活上爱护关怀，业务上严格要求。他以自己从旧军队投身革命的经历，教育原是国民党军官的教员放下思想包袱，转变立场，努力工作，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他安排一些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轻教员到前线参战或下部队代职，丰富他们的实践经验；勉励从地方大学调来的教员积极提高军事专业知识和技能。
在刘伯承的培养和关怀下，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迅速成长起来。到1956年，已拥有院属教授会23个，系属教授会27个，有教员1200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刘伯承以身作则，从严治校，带领全院人员树立了优良的校风。他德高望重，但不居功自傲，事事处处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严守党的纪律。对中共中央、军委、总部的指示、命令他坚决服从；学院每一季度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一律由他亲自起草；对华东军区、中共江苏省委等友邻单位，他非常尊重。他是学院的军政一把手，但从不个人说了算，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军事学院形成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风气。
他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倡导了“三更灯光五更鸡”的奋斗精神。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级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的课，从查资料、写讲稿，到进行讲课，一连18天没有好好休息，致使旧伤发炎，眼睛视力急剧下降。
1957年9月，刘伯承调离军事学院，被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他在军事学院的领导岗位上整整奋斗了七个春秋。这七年间，军事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最多时有战役、战史、高级速成、高级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报、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学兵等12个系，七年中共毕业学员2500多名。1957年以后，在军事学院的基础上，又分建了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学院等六所高级军事指挥院校，为形成完整的军队院校体系奠定了基础。
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刘伯承请求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实际上并没有到高等军事学院就职。
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刘伯承还担任了党、国家和军队的许多重要职务，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活动。1954年9月5日，他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因主持军事学院工作而未到职，由叶剑英为代理部长。1955年9月23日，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全党发起了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对刘伯承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刘伯承坦然处之，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对党的一片耿耿忠心。

[1]　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第303页。
[1]　解放军档案馆藏资料。
[1]　访问余伯由、马小先等记录。
[2]　刘伯承1954年5月1日在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3]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74页。
[1]　张震、李德生：《我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载于1986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
[2]　张震、李德生：《我军院校建设的奠基人》，载于1986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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