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和全国许多地方很快树起了起义和独立的旗帜。刘伯承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特别惊异于革命武力的神奇作用，决心到万县投身学生军，走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母亲不忍让支撑门户的长子去从军。刘伯承劝慰她说：“娘，你别难过。与其在家糊里糊涂混日子，还不如到外面闯一闯，或许是条出路。”亲戚朋友赶来相劝，有的告诫他“刀枪无情，莫拿性命去冒险”；有的表示愿意帮助他去学经商，走一条生财发家的平稳道路。刘伯承坚定地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1]

刘伯承于1911年底参加学生军，1912年春以文武各课兼优的成绩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在将校学堂里，他勤学苦练，一丝不苟。为了加深理解动作要领，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单独加练；军事理论上注重掌握一般的概则和战术条目，认真钻研中国古代兵法家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和刘伯温等人的著作；生活上十分节俭，每月所得津贴，除了买一些书外，余下的都寄给母亲，补贴家用。将校学堂十个月的生活，奠定了刘伯承军事生涯的基础，初步养成了他严谨、缜密、勇猛、沉毅的性格和良好的军事素质。

年底，刘伯承提前在将校学堂毕业，被分配到川军熊克武^[1] 第五师任司务长，不久改任排长。1913年7月，第五师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四川境内与北洋军进行战争。刘伯承随部队到綦江作战。战斗打响后，他奋勇当先冲向敌阵，到了敌人跟前才发觉自己的一排人多数没跟上来，只好退下来。生平第一仗就没打好，给刘伯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过多年他还记忆犹新地说：“当时，我是有勇无谋，只管一个人冲在前面，没组织好一排人”^[2]。8月，部队转攻泸州附近的寒场坡。他吸取了上次战斗的教训，事先对全排士兵作了动员和组织，攻击中又抓住了敌人的薄弱环节，因而一举突入敌人阵地。刘伯承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受到上司的赞赏，不久，被升为连长。

“二次革命”不足两个月便归于失败，川军第五师也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遭到瓦解。刘伯承在撤退中左脚负伤，潜回开县老家养病。为了躲避四川北洋军阀衙门的缉捕，刘伯承于1914年春与几位战友顺江出川，前往上海。轮船驶出三峡，刘伯承伫立甲板，眼观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不觉吟出一首《出益州》的七律：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

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

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

独战饥寒又一秋^[1]。

这位始入社会、初历战阵的青年军人，丝毫不因暂时的挫折而气馁，反而表现出愿为共和大业战斗到底的昂扬气概。

在上海，刘伯承出入于四川反袁军人和外省革命志士的住所，了解全国革命形势和各反袁组织的主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14年秋，刘伯承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接着参加了由中华革命党组织和领导的爱国反日运动，初步经受了群众运动的锻炼。

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发动，刘伯承等三人受中华革命党派遣回川，联络各方反袁势力响应。他们沿江奔走于奉节、万县、涪陵等地，联络、说服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及其他反袁志士，揭起护国讨袁大旗。几经周折，集合了千余人的队伍，编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由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王伯常任支队长。王伯常不熟悉军事，由刘伯承负责军事指挥。1916年初，蔡锷指挥的云南护国军进军四川，与驻守四川的北洋军在川南泸州、纳溪展开激战。刘伯承指挥第四支队积极策应，在川东忠县、丰都、涪陵、长寿一带沿江地区，以游击战的方式骚扰和拦截北洋军的后方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护国军主力对北洋军的作战。就在3月20日攻打丰都县城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穿入，透右眼而出，造成右眼残废。此时，有人好意劝他弃军从商，图一个安定的生活。刘伯承昂然回答：“道路既已择定，当百折而不回!”^[2]

1917年护法战争又起。这是孙中山为反对袁世凯的继承人段祺瑞，以维持《临时约法》相号召而发动的一次战争。熊克武的第五师东山再起。刘伯承回到第五师第九旅任参谋长。该师在孙中山的号令下与依附北京政权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相对抗。1918年1月，刘伯承代表第五师与代表云南靖国军的旅长朱德进行谈判，达成双方一致对敌的协议。这两位志同道合的爱国军人相见恨晚，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接着，刘伯承随第九旅进军成都，在部队受挫时临危受命担任营长，率部从康家渡强渡涪江，打垮了优势敌军的防御，尔后以破竹之势直趋成都北门。3月，刘伯承任四川督军熊克武辖下的督军署警卫团中校副团长。

从1920年7月起，刘伯承担任熊克武部第二混战旅第一团团长，到1923年9月因大腿负重伤暂时离队止，三年间每逢作战经常被旅长张冲委为第一路指挥官，率领旅主力作战。这期间，全国政局动荡不定，四川的政治风云也反复多变，军事斗争大多演变为军阀混战。刘伯承主观上认为自己是站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正义而战，为救国救民而战，他还不可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评判战争的是非。多年来在硝烟战尘中出生入死，加上自己勤于钻研，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相当大的提高，双方的指挥官都视他为军事奇才。1921年8月，刘伯承带着他的第一团到湖北宜昌跟北洋军的一个团作战。敌方以水田为障碍进行防御，刘伯承以一部兵力绕到敌翼侧佯攻，而以主力从正面水田强攻，一气将敌击败。事后，有个军官不解地问他：“团长，你向来不主张正面硬攻，这次为什么敢于冒险呢?”刘伯承笑了笑说：“敌人满以为有水田作障碍，我就不会从正面进攻。其实水田的障碍性很有限，我不过是给他来一个小小的出其不意。”1922年6月，熊克武的第一军与刘湘的第二军混战，刘伯承在行军中跟敌方部队不期而遇，敌方占据要隘，地形于己不利。刘伯承立即把团属重机枪全部调上来，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落荒而逃。按照川军作战的一般规律，团一级指挥官总是把重机枪放在后队，前队一旦顶不住就带着重机枪逃走。因为军阀们把装备看得比士兵的生命更为重要。刘伯承抓住敌方指挥官的这种心理，用违反常规的打法，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1923年四川讨贼战争中，刘伯承指挥第二混战旅纵横驰骋，先用长途奔袭手段解决叛军一个旅，再在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坚守四昼夜，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猛攻，保住成都城不落敌手。刘伯承“川中名将”的声名从此大噪。刘伯承的英勇奋战终究不能扭转整个大局，讨贼军在北洋军和刘湘的联合进攻下以失败告终。9月，刘伯承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弹负重伤，入医院治疗。

刘伯承养伤期间，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吴玉章和杨闇公两位马克思主义者促成了他思想上的深刻变化。吴玉章与刘伯承早在护国反袁时就相识，杨闇公是经吴玉章介绍与刘伯承结识的。他们向刘伯承介绍当时全国的形势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刘伯承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他回想当年怀着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满腔热忱从军征战，十余年来弹痕遍体，理想却根本没有实现，感到确实需要重新考虑今后的生活道路。刘伯承选择共产主义道路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反复的研究的，这表现了他“深思断行”的性格特点。一次，有位熟人动员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认真地回答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向。”^[1]1924年夏至1925年夏，刘伯承随吴玉章出川到外地考察。此行，他两度到上海，看到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实际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北京，他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负责人之一赵世炎，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在广州，他看到国共两党已实行了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同时目睹了省港大罢工。一路上，刘伯承跟吴玉章畅谈自己所见所闻的感想，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

入党后，刘伯承负责四川党内的军事工作。为了便于在川军中活动，国民党给他以“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1926年11月，刘伯承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为了策应北伐战争向长江上游发展，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他与杨闇公、朱德一起组织领导泸州、顺庆起义。起义前夕，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召开了国民党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刘伯承在会上作了《军事报告》，介绍了北伐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指出四川方面应以实际行动响应北伐。1926年12月1日泸顺起义发动，刘伯承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指挥五千多名起义官兵英勇抗击四川军阀部队的联合围攻，在泸州城坚守了167天。这期间，他被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泸顺起义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于1927年5月失败，刘伯承设法北越秦岭走出四川，脱离了被反动军阀逮捕的危险。

[1]　王尔常：《回忆将军早年之革命事业》，《刘伯承回忆录》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1]　 熊克武是四川著名的革命党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在四川多次参与领导反清武装起义，还参加过广州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后任蜀军总司令、第五师师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四川发生的历次战争中，他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一边的。从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70年病故。
[2]　转引自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1]　《刘伯承回忆录》第3集第367页。
[2]　访问党必刚等谈话记录。
[1]　转引自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第30页。
[2]　《刘伯承生平》，1986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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