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至1924年1月，廖仲恺鼎力协助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18年夏，廖仲恺就参与了孙中山的联俄活动。当时孙中山与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廖仲恺、宋庆龄、朱执信参与了函电的起草工作。孙中山为了了解苏俄的情况，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每天到廖仲恺的寓所教授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学习俄文。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路博持列宁亲笔信到福建漳州援闽粤军司令部，廖仲恺、朱执信会见了他。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广州，廖仲恺遵照孙中山指示负责接待，并派专人护送马林往桂林同孙中山进行会谈。孙中山对这次会谈很满意，并立刻通过电报向在广州的廖仲恺作了介绍。电报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深信他建国方略里的实业计划，一定能够实行；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1]。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后，离桂返沪路经广州，又同廖仲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稍后，马林在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谈话中指出，应该联合国民党内的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

廖仲恺脱离陈炯明的牢笼到达上海的几天后，孙中山同李大钊、马林举行会谈，双方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俄使华全权代表越飞的随员。由于上海英租界特务的跟踪，孙中山命廖仲恺同越飞的随员一起赴日本，就国民党同苏俄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廖仲恺与越飞的随员起草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内容“总理（孙中山）认为满意。故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越飞到上海时，由总理及越飞二人签字作实。”^[1]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仲恺又奉孙中山之命，与越飞同赴日本，共商国民党与苏联、中共合作的具体问题。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饭店住了一个多月。越飞向廖仲恺介绍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建军和革命斗争经验，廖仲恺与越飞就如何把苏联的经验应用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谈中，双方还初步拟定了苏联援助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的计划^[2]。同时，廖仲恺还写信给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知蒋，待他回国后，一起到广东商讨由蒋率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军事的计划^[3]。

1923年1月，孙中山依靠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3月1日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尚在日本的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3月下旬，廖仲恺由日本回国，5月7日，调任广东省省长。

孙中山准备推行联俄联共政策时，曾征求他的几个主要助手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的意见。胡汉民态度消极，汪精卫坚决反对，只有廖仲恺力主联俄联共^[4]。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不赞同联俄联共，他们或消极怠工，或设法阻挠联共政策的实现，孙中山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力主联俄联共的廖仲恺，成为国民党内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得力助手，给孙中山以极宝贵的支持。

10月，苏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团也在此之前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改组国民党的全盘工作，实际上是由廖仲恺、鲍罗廷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的。

10月28日，廖仲恺、邓泽如受孙中山委派，在广州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廖仲恺在会上宣读了孙中山的信，信上说明召集这次特别会议，在于“商量本党改组问题，详为审议，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1]。会议宣告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孙科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冯自由等五人为候补委员。特别会议对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配每省代表名额六人（各省党员推举三人，孙中山指派三人），海外总支部、支部代表约12人。会后，廖仲恺于11月10日赴广州附近石龙前线，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工作情况。当时，许多国民党人对仿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意见颇大，而建立国民党比较严密的组织制度的工作又迫在眉睫，为此，廖仲恺向孙中山“索训词”。第二天，廖仲恺主持召开了有1500多人参加的广州市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了孙中山的指示：“ 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皆其重且大者。兹就组织方面言。曩者吾党组织。形式上似部别整然，然实际则不特以全党事务委一人之手，且以一人而供孤过，其不失败不陨越者几希”^[2]。接着，廖仲恺对广州市国民党员的登记工作、广州市党部和各区党部、区分部的建立工作进行了部署。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廖仲恺、鲍罗廷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市国民党改组工作发展迅速。广州地区的中共党员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周文雍、张善铭、郭寿华等22人，还分别当选为各区党部或区分部委员，为广州市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作出了贡献。据当时的记载，截至1924年1月12日，广州市成立了9个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党部、66个区分部、3个特别区党部；党员登记者激增至8280人。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遭到了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反对。11月中下旬，上海的国民党人召开了改组工作讨论会，会议主席带头叫嚷：“党中不可有党”，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得到许多人的附和。戴季陶则从上海写信给廖仲恺，说什么“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为了说服上海的国民党人，孙中山令廖仲恺专程赴沪解决。廖仲恺的态度是：“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假使我有三年的工夫，我敢决定国民革命一定成功。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闹意气的反对，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不必计较这利害的”^[1]。11月30日，廖仲恺与鲍罗廷、谭平山一起到达上海。经过廖仲恺耐心细致的工作，上海方面的国民党人终于同意取消国民党本部，另组上海执行部。12月9日，廖仲恺在上海召集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上，他依据苏联的组党建军经验和孙中山的“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对改组国民党的原因、方法、前景做了精辟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廖仲恺在报告中说：“ 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1．为元帅府。2．为总统府。3．为各军逐陈，请先生仍回粤。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

“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 如有十万党员) 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伏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

“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负此伟大责任。因为专靠上层。必致如广州今日情形；徒赖军队。不过终为军队所用而已，遑能改造国家哉!”

“现第二步对于军事者。尚有军团之组织，暂定为六百人。凡所教者：1．欧洲以后军事教育；2．惟党可以造国之教育；3．政治关系。每日上午为受教时间，下午为教兵时间。大略如此办去，一年以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2]

廖仲恺的这一讲话，提出了以民众的力量壮大国民党，建立国民党严密的组织制度。通过对士兵进行大量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以建设党军，以强大的党实现以党制军的思想。这说明廖仲恺在与越飞、鲍罗廷的共处中，思想发生了极大的飞跃。

会议最后，廖仲恺宣布由汪精卫、居正、张继、叶楚伧、戴季陶、胡汉民、谢持七人组成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具体负责苏、浙、皖、赣四省及上海市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年1月7日，廖仲恺完满地完成了在上海的使命返抵广州。他在回答广州记者的谈话中说：“国民党改组问题中连带而发生之事务，办理甚为完满。即如各省选举代表一事，今已次第举出。”“而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 以图合作，则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1]

1924年1月19日，孙中山召集出席一大代表谈话会。廖仲恺在会上报告筹备大会的有关情况，并对大会的议程作了安排。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65名，共产党员占23名，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王尽美、谭平山、林伯渠、李立三等。

大会的第一天上午，廖仲恺提出组织主席团，以便孙中山不能出席时由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大会主席，这一提案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接着，廖仲恺又将会议规则以及大会秘书处组织规则提交大会讨论，并得到通过。下午，当《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向大会宣读后， 廖仲恺又提议由孙中山指定九人，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审查宣言草案。以备宣言草案被大会通过以后，孙中山退席，和廖仲恺、汪精卫酝酿宣言审查委员会人选。

1月28日，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提出提案：“一个党员只应有一个党籍，如果有了一个以上的党籍，便须脱离一个”，以反对国共合作，一时附议者在十人以上。廖仲恺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首先表示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接着说：“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且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廖仲恺发言后，“反对跨党者竟无继起发言的”。^[2] 担任这天大会执行主席的胡汉民接着发表意见说：“大家的议论实际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的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这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这时，共产党员毛泽东起立发言，要求“请付表决”。结果大会以多数通过了“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的提案。胡汉民的提案是很保守的，毛泽东机智地促使它通过，是因为当日右派的势力很大，孙中山又不在会场。

胡汉民在主持宣言审查时，违背了孙中山的思想，把宣言草案中原来明确规定的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国主义的政纲都抽了出来，而代之以笼统抽象的词句，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孙中山事后得知，即指示廖仲恺设法补救。廖仲恺即准备和油印了一份临时提案。1月30日上午开会前，黄季陆知道廖仲恺在会上要提出临时提案，即质问：为什么刚修正通过的宣言又要推翻？并威胁说，在大会里我一定要提出反对。廖仲恺对此没有理会。10时许，孙中山以主席身份宣布开会后，廖仲恺提出临时提案，要求在政纲中加上以下三点：1.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2. 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应守中国的法律。3. 庚子赔款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在大会代表发言中，一些人赞成提案加入政纲，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时，廖仲恺即递纸条给孙中山，指出：“会场情势不佳，本案请总理自行说明。”孙中山于是起立发言。他在批判了某些人对帝国主义的“战栗恐惧”之后，强调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因此，我们应趁大会将要闭幕的时候，赶紧把这一主张加入政纲中。本总理对此提案愿为附议。”^[1] 随后，孙中山亲自主持提案的表决，结果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至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经修正补充后再次获得通过。宣言的发表是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不断排除右派干扰的辉煌战果。

大会采用出席代表多数推举，再由孙中山根据推举情况提名，交由大会表决的方法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现在还保留着名单草稿，是由廖仲恺执笔起草的，并经孙中山签署“文”字作为审定。这份草稿和提交大会并获得通过的名单相同，说明廖仲恺在选举中央委员监察委员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大闭幕的次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一届一中全会，确定中央党部负责人。会上推出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中央党部工作。廖仲恺提名在辛亥革命时期与自己一起在吉林从事反清斗争的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农民部部长，支持共产党员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孙中山本拟廖仲恺任组织部长，“但因为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之党员担任其指导为宜”，廖仲恺自愿担任工人部部长，而推荐共产党人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1]。不久，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积极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邓泽如并且纠集了五十多人，在广州太平沙林宅开所谓“警告会”，并准备了警告书，提出“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廖仲恺、鲍罗廷得知，及时告知孙中山，并指责他们“不守党员纪律、挑拨国共恶感”。孙中山召来了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人，给以严厉指责，使其阴谋胎死腹中。廖仲恺竭力协助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政策，并同反对这一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点得到国共两党的公认。1926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指出：“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2] 邹鲁也认为，“国父联俄政策，可说是他促成的。”^[3]

[1]　《政治报告》，《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务报告》第3页，1926年5月版。
[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13—214页。
[2]　参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文献选粹》第3册《共埔军校》一节。
[3]　《双清文集》（上卷）第428页。
[4]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11月版，第293页。
[1]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期，1923年。
[2]　转引自《双清文集》（上卷）第579页。
[1]　《双清文集》（下卷）第28页。
[2]　《双清文集》（上卷）第583—585页。
[1]　《双清文集》( 上卷) 第594页。
[2]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载《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北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199页。
[1]　原名单复印件藏广州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

[1]　《国父年谱》台湾1969年版，第1070页。
[2]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219页。
[3]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第1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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