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李聚奎，1928年参加彭德怀领导的平江暴动，长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领导职务，著名的战将，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以及我国石油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李聚奎原名李新喜，1904年12月31日，出生在湖南省安化县西坪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叫李文斌。李聚奎7岁那年，入本村私塾读书。
在私塾读了年把光景，因不堪私塾先生的体罚，而走出私塾大门。从此，父亲便让他做帮手干农活，每天放牛、砍柴、割草。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农田里的犁、耙、播种、插秧，李聚奎样样能干。除了帮父亲耕种自家几亩土地外，一有空就去给别人打零工，农闲时，还起早贪黑去挑炭，挣些钱以接济家庭生活。
1926年8月，北伐军进入湖南，一天，李聚奎挑着一担木炭到桥头河镇去卖，看到国民革命军在镇子上设的招兵站，彩旗高挂，周围的墙壁上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标语，身着灰色军装的国民革命军官兵，有的向过往群众散发宣传品，有的教唱革命歌曲，有的站在台阶上演讲，进行扩军宣传：“工友、农友们，投身国民革命，加入到北伐行列中来吧!”还说：“当兵吃饷，吃穿不愁……”
[1]李聚奎被这种革命潮流和气氛吸引住了。
当天晚上，22岁的李聚奎和村子里几个要好的伙伴一起，议论起北伐革命的事。大家议论来议论去，越说心气越盛，马上相约去投奔革命军。当夜，李聚奎和村里几名青年农民，背着父母家人走了一夜的路，天还没亮就赶到桥头河镇，直奔国民革命军招兵站。
报名入伍登记时，一位军官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下子可把李聚奎给难住了。李聚奎想，登上“李新喜”吧，要是家里人找来查名册，兵就当不成了。他灵机一动，改名叫“李聚奎”
[2]。从此。“李聚奎”这个名字就伴随他度过了一生。
报名参军后的第二天，李聚奎等20多人由招兵站军官带到省城长沙，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唐生智第八军工兵营一连当兵。这个连是由各地刚刚招募来的新兵组建的。在长沙进行了三个月的正规训练。李聚奎说：“当时学的东西，后来当红军保卫井冈山构筑野战工事时用上了。”三个月军事训练后，11月间工兵营归入湖南独立第五师编制，成为该师第一团第三营。李聚奎是第三营九连的一名士兵。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势千变万化。湖南独立第五师于1927年1月下旬，又由宜昌返回湖南。第一团三营驻扎在常德县。这时湖南农民运动方兴未艾，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李聚奎这些农民出身的兵士莫不拍手称快。但是，想不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枪口对准了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支持北伐战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李聚奎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产生了怀疑。
国民革命军频繁地调动。李聚奎跟随部队由常德开赴岳州驻防。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布与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李聚奎大为震惊。
二
李聚奎所在团的第一营营长彭德怀，于1927年底，升任一团团长。第二年4月在彭德怀的策动下，全团大部分连队的班长们曾为反对军阀克扣军饷，串连起来闹饷，并获得成功。闹饷的胜利，团结了广大士兵，提高了部队的觉悟，为后来举行武装暴动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李聚奎积极参加了闹饷活动。6月中旬，彭德怀率领一团部队乘船横渡洞庭湖，抵达平江。此时，李聚奎是彭德怀团下属的一名班长。
1928年7月22日上午11时，李聚奎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等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平江暴动。当天，烈日当头，湘军独立五师第一团800勇士全副武装，颈系红带，精神振奋，集合在平江县城东门外天岳书院操场，誓师起义。团长彭德怀在队前发表讲话，愤怒声讨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揭露军阀长官克扣兵饷，使士兵一贫如洗的腐败现象；大声疾呼：“我们再也不为军阀卖命了!”带领起义官兵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土豪劣绅!”“解除反动武装，建立红军，实行官兵平等!”“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工农大众利益而奋斗!”
[1]起义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全部干净消灭城内的民团、警察、警备队和师直属队。二排长何桂安命令李聚奎：“李班长，你们四班沿这条小路下去，直接堵住师政训处和特务连的大门，并将卫兵的枪缴了。我带五班、六班占领门前50米处的小土堆，掩护你们。”
[1] 随后，李聚奎带领全班完成了任务，“把师政训处解决了”。
平江起义后，当地游击队和四乡农民，扛着梭镖，举着红旗，潮水般地涌向月池塘广场。几万军民在那里召开了庆祝大会。
彭德怀和滕代远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宣布平江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成立。彭德怀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第五军党代表。李聚奎在第十三师第七团担任排长。
1928年8月，李聚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平江起义后，由于敌众我寡，屡受挫折，部队在九宫山休整时，进行了整编，取消团、连番号，编成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李聚奎任第三大队的中队长。
在此期间，斗争艰苦、激烈，还发生过一大队大队长雷振辉企图行凶叛变的事件。当时部队在一个叫白沙的地方。早晨，队伍集合准备出发，彭德怀在队前讲话。雷振辉突然伸手抢夺彭德怀警卫员手里的驳壳枪，企图枪杀彭德怀。这时李聚奎正站在队伍前边，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将雷抱住，把雷摔倒在地。大队长黄云桥上来，一枪结束了雷的性命。彭德怀继续讲话，给了部队巨大的鼓舞。
[3]11月下旬，红五军又一次整编，将原来的5个大队合编组建成3个纵队和1个直属特务大队，下辖11个大队。李聚奎在第九大队任中队长。黄公略率二纵队留湘鄂赣边界坚持斗争，第一和第三纵队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奔赴井冈山。朱德、毛泽东获知这一情况后，特派何长工和毕占云率红四军特务营下山，迎接红五军。
1929年1月上旬，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以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朱毛率红四军打出去，实行“围魏救赵”方案，以解敌人对井冈山的包围，由彭德怀指挥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留守的部队为两个纵队，下分第一、十、八、九4个大队。李聚奎在第九大队任第三中队队长。1月26日，敌人“会剿”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总攻击。李聚奎指挥第三中队在黎坪山坚守哨口阵地。红五军守卫井冈山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但拖住了来犯敌军的大部分兵力，掩护红四军大部队突出了敌人重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彭德怀率领剩下来的部队突出敌人重围，抵达南康附近的新城时，正逢农历大年三十。彭德怀向这支出生入死共度难关的部队下达命令：“请大家过个好年。”
疲惫不堪的红军指战员吃饱饭之后，整排整班地睡下了，叫都叫不醒，只有军长彭德怀因担心敌人进行突然袭击，整整一个夜晚在房外走来走去，只身为全军担任警戒。
果然，敌人真的打来了。彭德怀马上命令大部队撤离新城。李聚奎所在的九大队因大队长黄云桥晚上多喝了几杯酒，很早睡了。李聚奎和勤务兵两人合盖一条毯子，刚睡下不久，勤务兵说外面有枪响，李聚奎开始还以为是老百姓放鞭炮，跑出门外一听，果然是敌人的枪响。他急忙转回向黄大队长报告情况，黄不信，仍然睡他的觉。李聚奎又去报告朱党代表，朱令李聚奎立即集合队伍。稍后，大队长黄云桥也赶来了，他派通讯员和军部联系，哪知，军部已经带大部队出发了。九大队只好出新城单独行动，寻找大部队。
与大部队联系上之后，一直快速行军，到第二天下午才停下来做饭。正要吃饭，敌人又追上来了，李聚奎接受任务，率领第三中队阻击殿后，掩护全军脱离了险境。
1929年3月底，红五军开到赣南瑞金，再次与红四军会师。后奉命回井冈山恢复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军委和湘赣特委共同确定了“向外发展，在发展中巩固苏区”的方针。红五军在暂停进攻安福城返回行军途中，在安福县城外遭敌军三面伏击。情况危急，彭德怀立即下令突围。李聚奎所在第九大队冒着敌火力拼死冲入敌阵，后续部队也随着呐喊向前扑去，杀出一条血路，且战且退，但敌人尾追不放。纵队长贺国中和李聚奎带着第三中队占领了一处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脱离险境。激战中，贺国中不幸头部中弹，在李聚奎身边倒下，光荣牺牲。战斗结束后，李聚奎升任第八大队大队长。
1930年初，赣西地区武装和永新、莲花等地的游击队编为红军第六军，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公略任军长，李聚奎由红五军调红六军第三纵队四大队任大队长。不久，成立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红六军改称红三军，归第一军团建制。
正当红一军团根据总前委的命令，准备于9月2日第二次打长沙的前夕，从敌人一个传令兵身上获得一份关于敌军集中了十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方向向红军出击的命令。据此，红一方面军于9月1日晚重新部署，以红三军团监视正面之敌，红一军团部署在敌出击线的侧面，准备消灭由猴子石出击之敌。
李聚奎带领第九支队正面控制猴子石之东侧。9月3日敌陶广师两个旅出击时，李聚奎率队与敌激战数小时。子弹全部打光后，不得不向后面撤退。这时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发出反攻的号令，红军指挥员随着冲锋号声和喊杀声从山顶上压了下来。李聚奎指挥第九支队掉头加入反攻的队伍，端着上了刺刀的空枪向敌人冲锋。敌人措手不及，乱作一团，有的被打死，有的跳进湘江，更多的当了红军俘虏。此役，红三军击毙敌人七八百人，俘虏敌官兵千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战斗结束后，李聚奎第九支队每人都背了两三支枪和一批子弹，装备加强了。
1930年10月，红一军团攻克赣西重镇吉安后，部队又一次整编，将原来的纵队、支队、大队、中队相应改为师、团、连、排。团直接指挥连，不设营一级。原红三军第三纵队改为红三军第九师。原三纵队第九支队改为第二十七团，李聚奎任团长。12月，蒋介石集中了7个师约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12月28日天刚放亮，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亲自率领第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由龙岗向五门岭进犯。就在敌尖兵连刚进入被蒙蒙雾雨笼罩的红军潜伏地王竹岭附近时，红军一阵排枪扫过去，敌军总指挥张辉瓒误认为“不过是游击队阻击”，令戴岳旅继续攻击前进。很快，红三军第八、第九师分别从左、右两翼发起猛烈攻击。第九师第二十五团从左侧山梁，李聚奎带第二十七团从两山之间的山沟里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红军伤亡也很大。由于受地形限制，红二十七团和红二十五团混在一起与敌人搏斗时，红二十五团团长王玉洪负伤被抬了下去，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叶汤平赶忙对李聚奎说：“李团长，我们两个团在一起了，老王（王玉洪）负伤了，部队有点乱，你就统一指挥吧!”
[1]“好!”李聚奎挺身而出，指挥两个团部队与敌人继续战斗。不久，红军吃掉了张辉瓒师的戴岳旅全部和张辉瓒派来增援的一个团，然后，一鼓作气直奔龙岗敌张辉瓒的指挥部。
张辉瓒的指挥部及其残部已陷入红军的包围之中，成为瓮中之鳖。张辉瓒仍负隅顽抗，集中火力向李聚奎所在的红九师方向猛烈冲击，妄图打开一个口子突出包围圈。就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进了李聚奎的右大腿，从臀部打出，鲜血直流。第九师师长徐彦刚、师政治委员朱良才赶到，异口同声说：“老李赶快下去吧。”李聚奎回答说：“没关系，我感觉伤不太重。”
[1]朱良才命令李聚奎下去。临行时李聚奎向师长、政委建议：“让预备队二十六团上，就可结束战斗了。”
[2]“好!”徐师长接受了李聚奎的意见，马上命令第二十六团团长李介思带领红二十六团冲了上去。
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全歼了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及师部，活捉了师长张辉瓒及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俊；共歼敌9000余人。当担架员把李聚奎抬下阵地时，正遇上毛泽东来前方观察。毛泽东看到有担架过来，就问：“担架上抬着谁呀?”“二十七团团长。”担架员回答。毛泽东边问边走过来，亲切地问李聚奎：“伤着筋骨没有?”李聚奎回答说：“没有。”毛泽东说：“那就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然后，又询问战况怎样。李聚奎回答说：“马上就要结束战斗了，我下阵地时已经打到敌人指挥部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好!胜利在握!”
[3]李聚奎的伤刚刚养好，又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头一仗，红三军就在中洞歼灭敌人一个旅。该旅旅长公秉藩化装成士兵却混在俘虏群里面，也领了红军发给的3块钱路费，跑掉了。第二仗也打得不错，在一个夜晚，李聚奎带一个传令班趁敌人混乱之际，大吼“缴枪不杀！”一下子抓了100多个俘虏。
捡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红军越打越壮大，至1931年底，红一方面军又增加了1万多人，成立了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十五两个军。李聚奎升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1932年4月，红军主力由赣南转向福建龙岩一带作战，李聚奎率红八师留在赣南信丰县新田一带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肃清地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李聚奎调任第七师师长。
第四次反“围剿”的黄斯渡、浒湾战役后，李聚奎又调任红九师师长。1933年2月26日，敌军五十二师和一个旅集结在大龙圩。红一军团首长面授任务给李聚奎：“你带九师直插大龙圩，动作要快，袭击敌人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
[1]李聚奎接受命令后，立即指挥红九师部队奔袭大龙圩之敌。到距大龙圩约半公里处，李聚奎停住脚步，趁云雾散开的刹那间，用望远镜向敌人方向眺望，只见大龙圩村边的小河桥上有一个敌指挥官，穿着雨衣，正拿着望远镜向有枪声的胶湖方向张望，身后有一匹马和牵马的马弁，再后有10余名提兜、带包的军官。李聚奎判断那个拿望远镜的人不是二十五师师长李明，也是敌人一个较高级的指挥官。
李聚奎命令部队一线摆开，以急袭战法向大龙圩包抄猛袭。通常情况下，机枪连只做火力掩护，不打冲锋。这一次，李聚奎为了增强火力达到突击效果，命令机枪连跟步兵连一起冲上去。仅仅40分钟，就把敌人的一个旅和师部消灭了，俘虏敌师长李明及部下官兵3000余人。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听了报告后，非常高兴，一下子把李聚奎抱了起来，高喊道：“好哇!”“红军万岁!红军万岁!”
[2]由于红九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英勇善战，战绩显著，李聚奎被授予二级金质红星奖章。
1934年1月，红二十二军编入红一军团，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
李聚奎继罗炳辉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李聚奎指挥红一师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苦仗。特别是三岬嶂战斗，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向三岬嶂攻击，红一军团首长命令红一师必须迅速占领三岬嶂要地，并且坚决守住。李聚奎接受任务后立即命令杨得志率领红一团占领三岬嶂，从正面顶住进攻之敌，坚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命令红三团从侧后佯攻，红二团从右翼打击敌人。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接受任务后，马上率部抢占了三岬嶂。在军事上，三岬嶂至关重要，敌人看到三岬嶂已被红军占领，就拼命进攻企图夺回。红一团是一师主力团，敌人的屡次冲锋都被他们打退了，阵地前尸横遍野。
“敌人还会拼命来争夺三岬嶂的。”李聚奎向坚守阵地的红一团打招呼。果然，敌人更加疯狂地向三岬嶂发起了进攻。杨得志从阵地前沿给李聚奎打电话报告说：“我们的子弹打完了，正在用石头打击敌人。”情况万分火急。李聚奎命令说：“你们一团一定要顶住，军团首长答应派四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
杨得志坚定地回答说：“请师长放心，阵地不会丢的。”
刹那间，红四团支援部队赶来了，由李聚奎统一指挥。他命令：红二、红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攻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红三团从侧后攻击。一声令下，四个团红军向敌人猛烈攻击，把敌人一下子打乱了，慌忙撤退，红军乘胜追击，追了好几里地，守住了三岬嶂。
接着，红一师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狮子岭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
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一师担负掩护中央机关进行转移的任务，李聚奎指挥一师部队连续作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
新田，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的一个重要阵地。守敌为国民党军广东的一个团。1934年10月21日，李聚奎遵照红一军团首长的命令，指挥部队袭占新田。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继续西进。11月3日，红一方面军在城口附近突破敌人重兵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乐昌地区的深山密林。大部队在山区小道行进，拥挤不堪，速度缓慢。这时，湖南、广东的敌军从两侧夹击红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尾追迫近。由于敌人三面紧逼，中央红军和中央纵队都拥挤到一路来了，情况非常危急。李聚奎这时正率红一师在粤汉路以东与敌人战斗，突然红一军团首长电令李聚奎带领一个团为开路先锋，保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不得延误。李聚奎当即令一、二两团继续抗击敌人进攻，率领三团撤出阵地，快速来到全军的前头，遇见了随中央纵队行进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没等李聚奎开口报告情况，周恩来就说：“你们来得好快呀!”随即周恩来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该向哪里开进，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然后，周恩来嘱咐道：“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1]周恩来布置完任务，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对“开路先锋”师长李聚奎说。毛泽东对李聚奎说：“你们师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被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来。”又嘱咐：“大路能走就走，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1]李聚奎师长率领红三团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占宜章县城。这时，红一团、红二团也都赶上来了。红一师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
李聚奎率领红一师为前锋，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向湘江挺进。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在湘江两岸部署了20个师的兵力，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令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湖南军阀何键部集结于零陵、东安、全州，沿湘江布防；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布防于兴安、灌阳一带。中央红军的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湖南军阀李云杰部尾随追击。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红军主力消灭在湘江之滨。
红军与蒋介石湘江之战已成定局。关键时刻，李聚奎奉命带领红一师赶到了觉山。这时，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向红一师阵地发起了轮番进攻。李聚奎令红二团、红三团正面担任阻击。当时，红一师部队已昼夜兼程急行军两天两夜，十分疲劳；但枪声一响，红军战士们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他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阵地前遍布敌人尸体。
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投入更多的兵力，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轮番向红一师阵地猛轰、猛攻。红一师第三团在下坡田附近阻击敌人，先后击退敌人五六次冲锋。第三天，敌人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加强正面兵力、火力压制，另以众多部队迂回红一师整个阵地后方和侧翼。守阵地的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不少阵地是在战士全部阵亡之后才被敌人夺去的。
湘江一战，红军打得很苦，损失也很大，许多指战员血洒湘江及两岸。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
1934年底，中央红军逼近乌江南岸。
乌江是贵州省境内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滔滔江水翻起白浪，发出吼声。乌江两岸悬崖绝壁，素有天险之称。
强渡乌江的先锋部队仍是李聚奎指挥的红一师。1935年1月1日，李聚奎率红一师进抵回龙场渡口。时值元旦，部队指战员无暇举行联欢，大家围绕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的战斗任务而进行讨论。
防守乌江的是贵州军阀的军队，在沿江各渡口构筑江防工事，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也尾追红军进入贵州，已达黄平、三穗、镇远一带。任务紧迫，红军必须在蒋介石没有完成军事部署之前强渡乌江。
红一师在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由第一团担任前卫。2日，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的带领下，于当日下午，以八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乘竹筏偷渡失败。接着，又乘夜暗在乌江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由第一营营长孙继先带领突击队，跳上事先准备好的竹筏，冒雪再次强渡。3日上午，强渡乌江成功。全师及后续部队安全渡过。接着，红军占领了遵义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1月29日，当红一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接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去谈话。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告诉他们，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谈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第三，通报了中央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
[1]在中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李聚奎率红一师于3月21日、22日“四渡赤水”，31日再渡乌江逼近贵阳，把数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乌江北岸。红军奉命直奔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又是红一师打先锋。大渡河为岷江最大支流，河水从崇山峻岭奔泻而下，白浪翻滚，涛声如雷，水急浪高漩涡很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非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能过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大军西征到这里（安顺场），北渡未成，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灭。红军到此，蒋介石叫嚣说：“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
李聚奎、谭政（时接任一师政治委员）奉命率领红一师一天一夜冒雨行军70多公里，来到距安顺场仅五公里多的马鞍山。经过激战，歼灭守敌两个连，控制了河宽200余米、流速每秒4米的安顺场河段。5月25日，李聚奎在大渡河岸边指挥红一团开始强渡。由于战前政治动员充分，部队战斗情绪非常高涨。一营营长孙继先刚把组织渡河奋勇队的任务交给二连，红军战士们就围住孙继先，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参加奋勇队。第二天（26日）一早，奋勇队在二连连长熊尚林带领下，登上了渡河第一船。与此同时，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向对岸守敌射击! 对岸敌人从工事里对红军的渡船进行火力封锁，但由于红军火力打得猛，射得准，密集度高，把敌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勇士们乘坐的小船冲过了敌人重重火网，战胜了惊涛骇浪，终于登上大渡河的对岸，占领了滩头阵地。强渡大渡河成功了! 占领滩头阵地的17勇士，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过大渡河。
1935年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李聚奎到红四方面军担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赴职前，周恩来对李聚奎说：“两大主力红军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情。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搞好两军的团结。”
[1] 李聚奎肩负重任，当天下午就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去红三十一军上任。但是到任之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找李聚奎谈话，说：“中（路）纵队司令部准备和你们三十一军司令部合并，军长余天云调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由我兼任三十一军军长，王维舟任参谋长，你来当副参谋长。”
[2] 李聚奎听后二话没说，到职工作。
由红四方面军总直属队及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原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后，李聚奎调任红九军参谋长。1937年3月西路军全军覆灭的那一天，李聚奎望着渐渐落入山后的残阳，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太阳有落就有升! 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西路军的指战员也是不会被捕尽杀绝的。到黄河东去，找党中央去! 找红军去! 李聚奎站起身，穿着一身满是窟窿的皮筒子和一件光板山羊皮大衣，戴着一顶西北农民特有的毡帽子，带着一个身着一件破旧不堪皮袄的警卫员，手里拿根棍子，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他决心“讨饭千里”寻找党中央。
李聚奎和他的警卫员从祁连山下来，趁天黑走进一个村子，在一贫苦人家歇息。这家老乡给他们盛了两碗稀饭吃，告诉他们：“马家军盘查得正紧，见到红军就抓，这样走不行。”第二天，李聚奎与警卫员根据老乡的指点，化了装便上路了。走了一阵子，警卫员的脚烂得实在走不动了。晚上李聚奎扶着警卫员走进一户穷苦人家。这家老乡同情红军的遭遇，冒着风险收留了烂脚的警卫员。李聚奎清理了身上的东西，把剩下的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拆了，零件一个个丢到山沟里；把一枚二级红星奖章藏在一个树洞里；把在井冈山时期第四次反“围剿”时，从敌师长李明手里缴获的一个指北针塞进皮袄的破洞里（这只指北针已成为军事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怀着一定要找到党中央，找到自己军队的信念，独自一人继续边要饭边向东走。经过近两个月的日日夜夜，露宿荒野，行乞千里，凭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更凭着一颗对革命忠诚的心，他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李聚奎千里迢迢终于到了援西军司令部。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治委员、宋任穷政治部主任到招待所看望了他及其他返回的西路军指战员。刘伯承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英勇。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坚持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定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
[1]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北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李聚奎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参谋长，协助陈赓旅长率领部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第一二九师先头部队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烧毁敌机24架。一二九师师部率三八六旅进抵平定、昔阳地区寻机歼敌。马安村战斗时，参谋长李聚奎带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抗击、迟滞敌人，旅长陈赓率部队从侧后出击，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一二九师后又移师太行山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5月，李聚奎随同副师长徐向前率七六九团等部赴冀南开展抗日工作。六七月间，徐向前派李聚奎到“青年抗日义勇军”做段海州司令的工作，把“青年抗日义勇军”与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段海州任司令，李聚奎任政治委员。这样，一直做军事工作的李聚奎，第一次改做政治工作。不久，李聚奎又被调往鲁西北的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1年春，又调山西太岳区担任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一波工作。上任前，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叮嘱李聚奎说：“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1]李聚奎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各团熟悉了解情况。他用了两个来月的时间走了一圈，每个团住上十天半月，听取工作汇报，找营团干部谈话。之后，他协助薄一波对部队加强军政训练和组织建设，短时间就把决死一纵队建设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
1941年10月初，日本侵略军对我太岳根据地举行大“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将薄一波、李聚奎、周仲英（纵队政治部主任）所率领的五个团，还有安子文等太岳区党政机关干部，都包围在东西只有2公里、南北4公里的狭窄地域，情况万分危急。李聚奎向薄一波建议说，眼下唯一的办法，是坚决将队伍划小，小群多路突出去。薄一波赞成李聚奎的战斗方案。这样，李聚奎把机关中不便行动的老弱妇孺疏散到山里隐蔽，留下部分人、枪武装作掩护；同时命令部队以营为单位向四面八方突围，大路不通击小路，小路断了就爬山。他说：突出重围就是胜利! 很快，四个团的12个营部队像12把钢刀同时劈向敌人的包围圈，打乱了敌人阵脚。薄一波、安子文、周仲英随同李聚奎直接指挥第五十九团的一个营向西北面的绵上突围。当他们穿过一块平坝子正要上山时，却与敌人迎头遭遇，双方接火战斗。此时，11个营都突出去了，只有李聚奎直接指挥的一路仍陷在重围中。这时，四面的敌人猛扑上来，处境十分危急。考虑到安子文和薄一波是太岳区的创建人和重要负责干部，一旦发生意外，将会给全区工作带来极大损失，李聚奎急中生智，果断地决定，安排几位领导同志就地隐蔽，由第五十九团团长胡兆祺率部队继续向绵上突围。胡兆棋和营的干部一时未能理解李聚奎的决策，着急地喊道：“不行! 要走我们一起走，要留我们一起留，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证首长们的安全!”李聚奎解释道：“放心吧，你们把敌人牵走了，就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1] 胡兆祺听后，马上指挥部队再一次向绵上方向冲去，李聚奎和薄一波、安子文、周仲英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留了下来，钻进一条老山沟密密实实的树林子里藏了起来。这个山沟前的村庄已被敌人占领，李聚奎和薄一波等就在敌人的身边隐蔽着。敌人见八路军（决死一纵队以后归一二九师建制）有一营部队从这里冲出包围圈，就没有再来后沟密林里搜索，薄一波、安子文、周仲英和李聚奎就这样一起脱了险。
1942年，薄一波接替安子文任太岳区党书记兼太岳军区政治委员，陈赓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决死一纵队改称决一旅和第一军分区，李聚奎任旅长兼分区司令员。1943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由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我太岳根据地再次发动大“扫荡”，并从日军各部队调集少尉以上官佐180多人组成“观战团”，采取十分恶毒的所谓“铁滚式”多梯队反复“清剿”的新战法，将大量兵力投入太岳区北面，像篦头发一样平推过来，企图压迫八路军退出赖以生存的山地，然后在南部平原地区将当地八路军一网打尽。为粉碎敌人的企图，决死一纵队不得不一座山包、一道山梁、一条山沟地与敌人兜圈子。一天，敌人把李聚奎带领的部队和地委机关转移的山沟口堵死了。只有打过去才是生路。李聚奎命令大家：枪一响谁都不准停，只管往前冲。然后命令护卫机关的连队的连长、指导员，以一个排在后面掩护，两个排在前头开路，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担任前卫的两个排拐过一道山湾，李聚奎拄着一根棍子随队伍向前冲去。突然，从山湾一侧的山石后面窜出三十几个鬼子兵，其中一个鬼子兵的刺刀闪着寒光，嗖地捅到李聚奎胸前，狭路相逢勇者胜，紧急中李聚奎扬起棍子当兵器，顺势把刺刀拨到一边。此时敌人枪声大作，山上一梭子子弹打来。李聚奎身边的骡子中弹倒下，他手里的棍子也被打断了。李聚奎带领部队跳过干河沟，紧紧贴着右侧山根，利用高山陡崖向前迅跑，敌人的火力受到死角的限制，山上的敌人一时又下不来，急得嗷嗷乱叫，眼瞅着李聚奎他们冲出伏击圈。
1943年，李聚奎率领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经北方局批准，李聚奎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中共七大前夕他被指定为太岳区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1945年4月，李聚奎参加晋冀鲁豫代表团，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
1945年11月，李聚奎被任命为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指挥了争夺古北口的战斗。1946年1月，他在北平军调部任中共方执行处副处长，参加停战谈判。在谈判中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工作方针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在黄村调查中，用事实揭穿国民党的谎言，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使我方赢得了主动权。
[1]12月，调赴东北。1947年初，任西满军区参谋长。为适应军事战局形势的发展，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扩编成立后勤司令部，黄克诚任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聚奎任民主联军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副部长。
为保障辽沈战役胜利而展开的后勤工作，其规模之大，动用人力物力之多，要求之高，情况变化之快，在人民军队作战史上是空前的，对李聚奎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对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的有利条件做了这样的估计：首先，东北有着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其次，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各方面支前参战的力量能得到较充分的动员。第三，后勤物资运输，有东北纵横各地的铁路可以利用，有不断扩大的运输部队和汽车团。第四，后勤战线上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进驻阜新，具体组织攻打锦州的作战物资供应。阜新是辽西一个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因此，是敌人破坏、攻击和空袭的重要军事目标。
开始，作战物资大部分通过铁路运到阜新集中，然后运往锦州前线。后来敌人占领了彰武，从齐齐哈尔到阜新的铁路线中断；同时敌人又进攻到距阜新仅七八公里的东南山上，对公路运输线也造成了极大威胁。李聚奎针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把后勤机关人员撤到距阜新15公里的旧庙地区，只留下供给部在阜新；同时，从仅有的一个排兵力中，派出一个班到前面警戒监视敌人，防止敌人的袭击。李聚奎每天晚上都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阜新去一趟，检查作战物资运集、运送情况和侦察敌人的动向，安排运输车辆，将大批粮食、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了前线部队攻打锦州的作战需要。这从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我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已由过去作战物资主要“取之于敌”，变为主要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了。
攻打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前奏。东北野战军进攻锦州之前，其后勤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由后方向锦州前线部队运送各种物资。当东北野战军突破锦州城垣后，后勤系统即动员和组织力量冒着炮火入城抢运敌人留下的军需物资，特别是炮弹和汽油为解放军所急需，以就地装备补充东北野战军。
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之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立即向沈阳和营口方向进逼。为做好决战阶段的后勤保障，东北野战军后勤系统，包括各兵站医院几乎全部出动。整个作战过程中，前运各种炮弹12.9万发，各种枪弹418.7万发，手榴弹9万枚，炸药2.6万公斤，以及大量粮食、油料、被装等。整个战役医疗系统共收治伤病员6.1万人次。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李聚奎奉命赴沈阳协助军管会主任陈云做接管沈阳的工作。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聚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火焰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7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三兵团为主组成东北边防军，任命李聚奎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统管东北军区（包括边防军）和其他参战部队的后勤供给工作。8月初，李聚奎准备离开汉口赴任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派兵入朝作战。11月，李聚奎组织后勤部人员开始向朝鲜北部突击运送各种作战物资器材，火车、汽车一齐出动。后勤运输战线上的指战员本着“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信念，将大批作战物资运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初战的前三个月里，接连进行了三次进攻性战役，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志愿军的后勤工作遇到了十分严重的困难。首先，战役连续进行，间隙时间短；作战部队前伸迅速，运输线急剧延长；入朝参战兵力猛增，后勤力量则增长不大。这些，都使后勤保障任务大大加重。其次，时值隆冬，气候寒冷，地理环境极度不良，傍山、盘山公路常常为冰雪填塞；朝鲜半岛三面临海，地形狭长，道路布局既不利于由北及南的供应运动，又不便于东西线的相互支援；再次，敌人依仗海空军优势，把破坏中朝军队战区后方作为其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初期，敌人曾投入各型飞机1100架，以后又有增加，给中朝军队运输线造成巨大压力。
针对敌人的战法和对付敌人的破坏，李聚奎组织指挥部队把运输任务转入夜间进行，在后方供应物资不能按照作战需求及时运达前方的情况下，发动全军动手做后勤工作，各部队加大携带运行量，充分利用战场缴获来保障作战。第一次战役以后，为解决由于敌机轰炸和夜间作战部队不能生火做饭问题，李聚奎根据在长征路上曾吃过老百姓做的炒面一事，提出向部队供应炒面。于是东北和许多省市家家户户炒炒面。周恩来总理非常关注朝鲜，战场的后勤供应，他也在百忙中抽时间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仅20多天，第一批200万公斤炒面就送到了前线。后来，负责后勤工作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
[1]1951年3月，李聚奎在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的路上夜间行进，不开车灯。就在即将到达志愿军司令部的那天晚上，他乘坐的车子不知被什么东西垫了一下，猛烈颠动，李聚奎只觉得腰部一阵剧烈疼痛便昏厥了过去。醒过来以后，他的腰部疼痛难忍，无法行动。后来经过诊断，才知道是腰椎骨折了。
这一天白天，李聚奎一行一直藏在山上，只见美国侵略军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地沿着公路围着山头飞行侦察，发现一点可疑迹象，立即俯冲轰炸。敌机俯冲时，低得紧擦着树梢，连车上的伪装物都被掠了起来。一直熬到天黑，李聚奎一行才继续行军，到达“志司”。
志愿军司令部设在一个山沟里，司令员彭德怀和大家一起住在山洞里。彭总一见到他平江起义的老部下李聚奎，便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李聚奎回答说：“被车子把腰颠了一下。”
彭总马上接着说：“没有把你颠死，算你命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又用手轻轻抚摸着李聚奎的腰部，这才认真地对李聚奎说：“我告诉你吧，夜间行车要开着灯走，这样走得快。开灯走被打中是个死，不开灯翻了车也是个死，反正都一样! 我就是开着灯走。”
[1] 说罢，又笑起来。李聚奎不由得也跟着笑了。
在朝鲜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之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批部队入朝，人数剧增，后勤供应任务成倍加重，运输量大大增加，而敌人又派出更多数量和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但是，由于后勤系统全体人员的努力和英勇奋战，克服了各种困难，共向前线运送粮食19万吨，各种枪弹2亿多发，炮弹670万发，汽油29万桶，战救器材200多吨以及其他大批物资器材，收容伤病员20万名，就地筹措粮食12万吨，保障了第五次战役作战的胜利。
李聚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了大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七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解放军军事学院和以罗荣桓兼任院长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相继成立。1952年6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解放军后勤学院，任命李聚奎为院长。
到后勤学院赴任之前，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找李聚奎谈话，宣布中央军委对他的任命。李聚奎说：“这个事我干不了。不要说我从来没办过学校，就连学校的门也没进过啊!”徐立清说：“彭老总最了解你，你可是彭老总推荐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2]李聚奎一听是彭总提名的，就不好再讲什么了，决心走马上任。
李聚奎到任时，第一期的400多名学员已经入学。当时没有校舍，没有教员，没有教材，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这还不说，学员来自全军各部队，许多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政治水平高，但文化程度太低。怎么办?李聚奎与学院其他负责人商量之后，经请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同意，迅速调来了一批文化教员，先给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补习文化课，即预科学习，同时抓紧学院各项筹建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划和紧张的工作，干部、教员陆续调齐，学院筹办大致就绪。1953年2月1日，后勤学院正式开学，毛泽东主席发来训词：
“后勤学院李院长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我祝贺你们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并希望你们在今后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予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1]朱德总司令也为后勤学院的创建题词：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立现代化的后勤工作，是巩固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最重要工作之一。[2]白手起家创建的后勤学院，开始时连校舍都没有，更没有礼堂。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虽然是在借用的一个大仓库中举行的，但开得隆重热烈。会场大门口挂着“培养后勤干部，建设强大国防”的大横幅，两旁贴着“保卫伟大祖国”、“严保卫世界和平”的巨幅标语。49岁的李聚奎代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在大会上表示：一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训词为指针，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坚决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把后勤学院办好，以优异成绩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2月7日，李聚奎又在全院干部会上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做好各项工作”的要求，着重指出，“工作人员要树立为学员服务的观点，各部门的工作都是为了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1953年五六月间，刘伯承邀请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员到南京军事学院去授课，后勤课则请李聚奎去讲。李聚奎讲课时把苏联顾问给他的授课讲稿大大简化，增加了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例，主要结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后勤保障的经验进行讲授，反应“顶好”，连那位60多岁的苏联首席上将顾问也当面对李聚奎说：“你讲得好，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联系中国的实际。”
[1] 刘伯承也称赞“你这堂课讲得不错，很生动”。
[2] 从南京军事学院讲课回来，李聚奎又给总参的驻京机关部队正师职以上干部讲了《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后方勤务工作》一课。
后勤学院正式开课后，学员的学习情绪高涨。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学习和统一考试，第一期学员有357人领取了毕业证书。在毕业典礼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从1952年6月到1955年6月，李聚奎担任了三年后勤学院院长。这期间，后勤学院共培训了1146名本科学员（第一期404人，第二期362人，第三期380人）；还举办了两期培训队，每期7个月，共培训了377名在职各级后勤干部。
八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通过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还通过了建立石油工业部的决议，任命李聚奎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担任石油部的首任部长，对李聚奎这样一名军事将领来说，思想上感到很突然。徐立清传达中共中央对李聚奎的新任命时，直接了当地对李聚奎说：“这可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将啊!”又说：“总理说，我们国家的石油工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又都急需大量的石油，要尽快把石油工业搞上去，就要从军队里选一个同志来做这件事，把我们军队的一些传统作风带过去，像指挥打仗那样去指挥石油工业建设才行。这样，军委就物色推荐了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总理熟悉的老同志。名单送到总理那里，他考虑再三，圈定了你，要你李聚奎去当新中国石油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军委领导同志也都赞同总理的决定，这个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3]李聚奎听后就上任了。
不久，周恩来总理召李聚奎谈话。李聚奎到达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时，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北京市城建局局长万里已经在座。总理与他们谈了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后，对李聚奎说：“聚奎呀，第一个五年计划快完了，我不向你要油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你可是要出油啊!”
李聚奎忐忑不安地对周恩来总理说：“搞石油我是外行，好多事情都不懂，怕干不好!”周恩来总理听了亲切地勉励李聚奎说：“没有关系嘛，不懂就学，边干边学，什么事情都不是天生就会的。石油部有很多专家，你把他们好好组织起来，努力干吧，能干好的。”
[1]周恩来总理的谈话，给了他信心和力量。李聚奎上任后，第一步行动，就是拜懂技术的部长助理徐今强为师，请他当教员，从石油的ABC 讲起，每次讲两个小时，讲了两个月，李聚奎听得津津有味。然后他带着理论学习中的问题，到玉门、独山子油田和抚顺、茂名页岩炼油厂，向在第一线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请教，熟悉情况，调查研究。就这样，他边工作边学习，慢慢地对情况熟悉起来，懂得了不少开采石油的知识。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地勘察天然石油的资源，同时发展人造石油。”到哪里开采石油? 李聚奎等石油工业部的负责人，向李四光等30多位地质专家请教。专家们指出，除已知道的陕、甘、青、新、川的油气资源外，东北、西南、中南和华北广大地区，都可能蕴藏着石油，值得进行勘察。李四光所著《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及他对中国东部地区的沉积盆地所作的论述，使许多人从中国“贫油论”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大大改变了对我国石油资源的评价和看法。李聚奎率领石油工业战线的专家和工人大军，大战油田开发。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都很重视。1956年2月，毛泽东亲自听取了李聚奎和部长助理康世恩关于发展石油工业的汇报，详细询问了石油地质和生产情况。毛泽东指出：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要有全国规划。搞石油艰苦啊! 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同年，刘少奇在听取李聚奎等人的汇报后指出，石油工业要处理好人、机器和石油的关系，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主观与客观很好地统一起来，多打井，多找油。
[2]1956年9月，李聚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对石油工业的要求是迫切的，目前石油工业的工作基础还很微小，因此摆在石油工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找到更多的储量。”“我国天然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只要抓紧勘探，在两三年内找到两三个大的油田是可能的。可以确信：以我国的石油资源来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的需要毋庸置疑的!”
[1] 李聚奎对石油工业情况的估计和发展石油工业的方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写进了“八大”通过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5年，新疆石油公司独山子矿务局钻井处1219青年钻井队，于7月6日在黑油山钻探一号井，在井深620米处完井试油，喷出了原油和天然气。12月，李聚奎带领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中外专家到新疆石油公司检查工作，亲临黑油山一号井了解出油情况，慰问职工，并到乌鲁木齐向赛福鼎等自治区领导人介绍黑油山出油情况。赛福鼎说：油田的发现对新疆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希望多吸收少数民族职工参加石油建设，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还提出“黑油山”维语叫“克拉玛依”，建议把黑油山改用维语，不仅维族人民听得懂，也感到亲切。李聚奎当即表示尊重和同意赛福鼎的意见。“克拉玛依油田”的名字由此而来。
克拉玛依油田取得突破后，李聚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把准噶尔盆地作为勘探重点，经和部党组同志商量，决定进一步加强准噶尔盆地的勘探工作。随即派康世恩率工作组到克拉玛依进行调查研究，部署勘探工作，把勘探重点由盆地南缘转移到盆地西北缘，开展区域综合勘探。在一号井地区集中钻探，扩大含油面积，探明工业会储量同时在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部署了10条大剖面进行钻探。在实施中，不断传来新的探井出油的好消息。7、8月间，李聚奎又带领有关专家，再次视察了克拉玛依，由新疆石油管理局负责人陪同，看望了钻井工人。当时，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很差，非常艰苦，工人们都住在活动板房和地窑子里，李聚奎深入工人住地，找工人谈话。工人说：“李部长来啦，和我们一块儿吃烤鸭子吧!”原来工人把闷热的活动板房比作烤炉了。李聚奎听后和工人们一起哈哈笑了起来。在此期间，李聚奎还视察了乌尔禾水源地，并同新疆石油管理局的领导商量进一步加强克拉玛依的勘探、开发和建设等问题。
195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田》的社论。1956年国庆节，在首都群众游行行列中，出现了抬着克拉玛依油田巨幅模型的队伍。“克拉玛依之歌”，传遍祖国四方。国务院组织了13个部门支援克拉玛依油田，并从苏联等国家为克拉玛依进口了部分设备和配件。全国35个企业为克拉玛依油田加工制造各种设备和机器。石油工业部从玉门、延长、四川抽调钻井队，组织转业官兵，分配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奔赴油田；新疆自治区分配上海、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知识青年和民工以及500多辆汽车支援克拉玛依的建设。
柴达木盆地是建国后开发石油最早的地区之一。广大石油职工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艰苦奋斗，于1955年11月在油泉子构造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以后又陆续发现油砂山、开特米里克、花土沟、冷湖等油田和马海气田。
李聚奎十分关注四川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他从玉门抽调钻井队伍，加强四川的勘探。从1956年起，先在川中蓬莱镇钻基准井，接着又在南充、龙女、合川、营山和川东南的东溪、黄瓜和高木顶等构造上进行钻探。
1956年，李聚奎到抚顺检查工作，召开了石油一、二、三厂的车间主任、科长以上干部大会，大讲石油工业发展的形势，要求各级干部充分发动职工。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努力完成1956年度的生产任务。
在他的主持下，石油部党组多次研究加强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决定由西安地质调查处组建华北石油钻探大队，并派出地质队在华北平原、松辽盆地进行地质普查和勘探，于1957年11月钻成华北平原第一口基准井——华一井，并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由玉门石油管理局成立鄂尔多斯勘探大队赴鄂尔多斯盆地进行地质普查；由四川石油勘探局组建贵州石油勘探大队，在贵州和江汉平原西部进行地质调查等。
李聚奎在大力发展天然石油的同时，重视和关心炼油厂以及人造石油工业的发展。1957年8月间，他到新疆石油管理局检查工作后，专程到兰州炼油厂的施工现场，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为发展人造油，李聚奎与部党组研究后，首先恢复和扩建抚顺石油一厂、石油三厂和桦甸石油九厂、锦州石油六厂的煤合成油车间、锦西石油五厂的低温干馏车间。
九
1958年2月，李聚奎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由石油工业部回到军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他上任不久，就赶上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军队后勤的一系列基本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军费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李聚奎参与了战略物资储备和分配原则、后方基地建设、海岛工程建设、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规划等重大决策的制定。他明确提出在执行中“要算账，要勤俭建国”，“要严格经济核算”。他主张量力而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搞好急需的项目建设。他在任后期，在参与规划后勤建设蓝图的过程中，针对林彪、邱会作一伙在后勤建设上盲目铺摊子，严重铺张浪费的问题，强调要认真贯彻勤俭办后勤的方针，坚持节俭的原则，严格财务开支，同时发展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补助部队供应。他参与制定了《全军后勤工作节约的措施》。
1961年，李聚奎陪同被降职为总政副主任分管后勤政治工作的谭政到总后下属工厂、军马场和几个军医大学及附属医院检查工作。他们与工人、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分别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提出和解决问题。属于总后解决的大问题，由李聚奎提交总后党委讨论解决；属于中央军委要解决的问题，向军委做出报告解决。有些问题他们就地予以解决。如几名国外留学回国的专家问题，谭政、李聚奎和他们分别谈话，听取意见，对于专家的政治、生活待遇等问题都责令各院校一一切实予以解决。李聚奎、谭政检查完驻武汉各军工军需工厂之后，沿长江而上至重庆，又转到成都、西安，后来又到郑州有关单位检查工作，还检查了青藏公路运输线的工作。但这些后来却成为李、谭“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罪行。
李聚奎从后勤工作的实际出发，认真探索后勤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他反复强调，后勤是管钱管物的，容易见物不见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要，但作为后勤系统的政治工作不能脱离业务工作实际，要结合业务工作去做，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去；要经常教育引导广大后勤人员树立全局观念，不能靠强制办法解决问题。必须反复教育，耐心引导，了解后勤业务工作的主要情况，等等。
李聚奎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特别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总是非常稳妥慎重。他经常教育各级领导，要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注重调动干部的积极因素；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选准用好干部；要注意掌握界限，不要把思想认识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1962年春天，李聚奎主持甄别平反工作，把总后勤部系统上千名同志从冤假错案当中解脱出来，为30多名同志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林彪一伙推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立竿见影”，“业务要给政治让路”等一套错误做法。李聚奎很不以为然，他说：“见什么影? 一夜就把《毛选》学好了? 我就不信，这里有假象”，“离开业务讲政治，政治就是空的”。这些话，后来在“文革”中竟成了李聚奎“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新军委领导”的“罪行”，他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成“反革命”、“总后最大的牛鬼蛇神”。他们把已经离开总后政委岗位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的李聚奎押回总后批斗、“审查”，给李聚奎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诬蔑、陷害，非法关押监禁达八年之久。
1973年李聚奎从被“放逐”的贵州龙里回到北京。1977年冬，他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十一大”，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年12月，李聚奎又担任复建后的后勤学院政治委员，当时，后勤学院已被撤销八年，原有的干部和教员流散全国各地。到职后他同其他负责人一起，一一查询去向，列出名单，派人分头到专家教授所在单位，动员他们“归队”，还亲笔写信，亲自打电话，劝说他们重返教学岗位，为培养后勤人才贡献力量。在制订后勤学院教学规划时，有同志提出“一年就要出人才”。李聚奎在肯定了这种意见的积极一面以后，分析了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设备、人才培养周期等情况，提出应按教学规律办事，并制订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教学规划。为了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李聚奎大胆提出改革考试方法，促进了由“考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1981年7月李聚奎退居二线，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
十
1984年，李聚奎80周岁，他给自己写下了这样的“座右铭”：“纵然给我再多的权力，也不去以权谋私；纵然给我再多的荣誉，也不忘记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也不停止革命。”李聚奎一生生活节俭，粗茶淡饭，衣着朴素。他坐的沙发是50年代配发的，早已十分破旧，一把藤椅用了30多年，捆捆绑绑仍继续坐；解放战争中缴获的一个漱口杯，一直陪伴他到去世；衣服破了他自己补，有些衣服补了好几层他还继续穿；就连一粒药片掉到地上，他也要捡起来服用。李聚奎一生中，除了1959年因病到青岛疗养过一次以外，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外出疗养过。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他则说：“我身体挺好，用不着疗养，把疗养指标留给其他需要疗养的同志。”他十分注意对子女的教育，经常告诫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在病重期间，想到了要为子女留下点什么，抱病抄录了五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他的“遗产”分送给孩子们，勉励他们自尊、自强、自立、自律，遵纪守法，接好革命班。
李聚奎是中共第七、第十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军委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7月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6月25日7时4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5页。
[2]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6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8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9页。
[2] 参加平江起义后，在平江以北约130公里的龙门厂，由团长贺国中领读誓词入党。《李聚奎回忆录》，第35页。
[3]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40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99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99页。
[2]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99页。
[3]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99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06页。
[2]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06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18—119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19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33、134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57页。
[2]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58页。
[1]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116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02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11、212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37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69页。
[1]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70页。
[2] 李聚奎生前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稿。
[1] 《毛泽东给后勤学院的训词》原件存后勤学院档案馆。
[2] 《朱德给后勤学院的题词》原件存后勤学院档案馆。
[1] 李聚奎生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稿。
[2] 李聚奎生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稿。
[3] 《李聚奎同志在石油工业部工作期间的大事记》。
[1] 《李聚奎同志在石油工业部工作期间的大事记》。
[2] 《李聚奎在“八大”的发言》（石油部档案）。
[1] 《李聚奎在“八大”的发言》（石油部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