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李济深，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作出过巨大贡献。
一
李济深，原名李锦江，字任潮，1885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一年〈乙酉〉九月二十四日）生于广西省苍梧县冠盖乡（今大坡镇）料神村较富裕的农家。其祖父李炳光是秀才，父李均尚为禀生，均以教书为业。李济深六岁时，父亲去世，初随叔父读书，后入乡间乡塾，“四五年间，即读毕四书五经”，十五六岁学做八股文，欲在科举上求功名，并“曾考试一次，未录取”
[1]。
李济深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形成其后的儒将风度。1901年，李济深到梧州中西学堂（1903年改称梧州府中学堂）读书。1897年，中英《缅甸条约附款专条》辟梧州为通商口岸，英国在白鹤山设领事署，树碑禁止中国人上山游览，还用狼狗日夜巡逻，威吓与伤害游人。其时帝国主义分子与地方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相互勾结，残酷地压榨、欺侮中国人民。李济深目睹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清皇朝却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国势日衰的惨状，逐渐产生用武力推翻清皇朝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于是，他弃文就武，于1903年毅然到广东黄埔陆军中学求学。毕业后，他先在新军当见习官，后调到学兵营当排长。几个月后，他又入广东讲武学堂学习一年，因成绩优异，于1910年由广东选送他赴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即后来的北京陆军大学）深造。
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济深和陆大师生一起投入反清斗争。1912年初，李济深投奔以姚雨平为总司令的广东北伐军。1月上旬，广东北伐军在南京进行组织、编制及人事方面的调整，重新部署，以林震为前敌总指挥、张文为参谋长，前线和行营各设指挥部，由李济深任前线指挥部指挥，张文兼任行营指挥部指挥。整编后即沿津浦路进军北伐。1月27日，广东北伐军在固镇、宿州一带击败张勋、倪嗣冲所率北洋军。在三次战役中，李济深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冲锋陷阵，敌军颇为震动，谓“民军不畏死”。2月2日，孙中山命令所有北伐军改名为讨虏军。4月间，广东北伐军改名为讨虏军第四军，辖二十二、二十四两个师。李济深任二十二师参谋长。1913年，李济深回到已迁至北平的陆大复学，一年后毕业留校，任教官并兼陆军部军事编辑局编修。他在任五年多时间，洁身自爱，继续潜心研究儒学，常读经、史、子、集，探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尤其爱好古典诗词，而且有独到见解。在心情苦闷之时，他会去问卦求卜，以求精神上的解脱。在此期间，李济深由于所受教育和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带有儒家色彩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
二
1920年11月底，孙中山等宣布恢复广州军政府，李济深应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之邀回广东，先后任粤军第一师副官、参谋长。他任参谋长后，终日在师部办事，廉洁自持，深得邓铿的信赖。师部的事，邓交托李全权办理。邓铿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有力支持者，极力拥护孙中山北伐的主张。1921年12月，孙中山举兵北伐。不赞同北伐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对邓十分嫉恨，遂派人于1922年3月21日将邓铿暗杀。孙中山闻讯，深为哀痛。邓铿被害后，梁鸿楷继任一师师长。梁对李济深也十分信赖，言听计从。当时一师成为革命军中训练最精、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随军北伐在江西赣州一带的李济深，发出通电，痛斥陈炯明危害孙中山的罪行。7月初，北伐军回师广东靖难援救孙中山。7月底，梁鸿楷带领的第一师于回师途中在信丰脱离战斗序列，擅走东江上游，按兵不动，李济深愤然辞职。后经孙中山派人劝说，李济深仍返第一师任参谋长，他谨慎工作，深藏不露。
1923年1月2日，李济深及一师部将在广东封开阵前起义，站到孙中山革命阵营一边，讨伐陈炯明，会同粤、桂联军下西江，克肇庆，占三水。陈炯明残部放弃广州，败走惠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6月14日，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粤军第一师师长兼第一军参谋长。7月19日，孙中山特派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追随孙中山，坚信三民主义并积极为之奋斗。
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这时已经是国民党党员的李济深拥护三大政策，赞称容纳共产党人。
李济深自任师长后，精心整理粤军第一师。1924年10月，李济深帮助孙中山镇压了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商团举行的反革命叛乱，给予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有力打击。平定商团叛乱后，他又带兵在小北江绕过粤汉铁路，南下攻占了被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部队占据的广州，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李济深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原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除了担任教练部主任外，还抽调邓演达等到军校工作。
1924年5月，孙中山在梧州建立善后处，派李济深为梧州善后处处长。李济深实行孙中山“桂人治桂”的办法，全力扶持李宗仁、黄绍竑。他在其驻梧部队中设立革命军人同乐园，宣传国民党一大宣言、决议案及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建国大纲等，促使李、黄的官兵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工作。李济深还积极动员李宗仁、黄绍竑参加国民党。黄绍竑于1924年11月经廖仲恺、许崇智介绍，在广州加入国民党。12月，李宗仁在梧州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也加入国民党
[1]。同月，李济深、张难先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委派，在梧州筹备中国国民党梧州市党部。翌年4月，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李济深为常务委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身为梧州善后处处长的李济深，命令副官长李炯与梧州各界群众于17日磋商追悼办法。24日，召开“梧州各界追悼孙大元帅大会”，李济深主持大会并演说和宣读《祭文》。《祭文》说：“先生对内是伐是征，议由国民，策秉工兵；对外废约，疾呼大声，公理为援，群众为城。”在演说词中说：“孙大元帅为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我国国民革命的引导者，即为中华民国求平等自由的引导者。他在生时，我们国民受他的指导，倚靠他的带领，跟随着他奋斗，可以希望达到致中华民国于平等自由之目的。现在他死了，革命还没有成功”，“我们今后要大家负起责任，继续孙大元帅的遗志去革命，为求中华民国的平等自由而奋斗！”并作挽联为：
循遗嘱数言，非到建国成功，虽死不瞑；
为群众一恸，岂第感恩知己，独恋其私。[1]
为纪念孙中山，李济深还建议在梧州筹建中山纪念堂，得到赞同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
[2]。
四
孙中山逝世后，李济深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挥师参加平叛，粉碎了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与段祺瑞、唐继尧等勾结，共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图谋。1925年8月26日，李济深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0月，李济深任东征军第二纵队队长，负责右翼进攻。东征军相互配合奋战，10月底收复东江，打垮了陈炯明。自1925年7月广西统一后，10月，中共广东区委在梧州建立了广西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梧州支部。11月，国民党梧州市党部改组，在梧州实现了国共合作。11月初，李济深又从紫金前线回援南路讨伐邓本殷，12月4日，任东征军南路军总指挥，一举攻下雷州；22日胜利进驻琼州，邓仅只身乘日舰逃脱。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济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月20日，成立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李济深为委员之一。3月15日，广东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李济深在这些工作中，都起了重要作用。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7月14日，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以总司令部参谋长、第四军军长、北伐军留守处主任名义，统率第四军第十一、十三两师和第五军留守广州，执掌两广党政军大权。这一阶段的李济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占着主导地位，能够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积极进取，为人民做了好事。
在国共合作期间，李济深与共产党人有一定接触、联系。他利用共产党以加强自己的势力，同意共产党员加入由他指挥的军队中工作。在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期间，在第四军中，共产党的政工人员达 15％至20％，个别团达75％
[3]。1926年3月，李济深任黄埔军校副校长，他曾与共产党员熊雄（政治部副主任）、于树德（政治教官）、恽代英（ 政治主任教官）等共事。周恩来（政治部主任）、聂荣臻（秘书）等共产党人也先后在该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李济深亲身体会到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的勇敢、坚强、不畏强暴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领会到共产党人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方法。这为他以后重新与共产党合作，并接受共产党领导打下一定的基础。
五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青妇等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主张在推倒北洋军阀之后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李济深，拥护三大政策，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但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吓坏了李济深。他要阻止革命，以保障自己阶级的权益。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李济深的消极、落后思想迅速膨胀，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相对抗，因而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表面上他对新右派蒋介石不满，但二人在思想上却是相通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22日）下午，蒋介石找谭延闿、李济深等商谈，并提出制裁俄顾问及共产党的办法，李济深等“均表赞成”
[1]。6月5日，蒋介石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蒋直接领导下的受“忠孝”影响较深的“儒将”李济深依附于蒋介石，受其指挥。在革命阵营面临可能分裂的严重局面面前，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在阶级关系分析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不懂得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会变化的，对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一让再让，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蒋介石成为在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蒋极力拉拢李济深，许愿“把两广交给李济深”
[2]。
1926年9月间，中共中央曾认识到“军事上继蒋而起之李济深、唐生智亦不可靠”，“必须联合左派以制李济深之反动”，但又指示中共广东区委“不可由我们直接领导民众和李济深冲突，更万万不可有整个的 CP 与国民党的冲突”，因此未能“制止李济深”“右倾之速度”
[3]。当时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实际上对李济深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早在1925年，广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共广东区委认为李济深随着工农革命势力的壮大，将会逐步向右转向。1926年，在南路，农民曾提出“打倒第二个邓本殷”的口号。不可否认，当时在工农运动中出现过某些过分的倾向，如工资加到惊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
[1]。由于一些工人、店员的工资增加过快，工时减少过多，使部分中小商业者无利可图，有的还遭到过火的斗争。这些虽不是工农运动的主流，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军官和地方实力派的李济深对此非常反感。中共广东区委还认为李济深是要“造成他在广东的霸王地位”，他“所说的话完全代表地主的”，“农、工、商、学开代表会他也反对”；“广东现是经过一个新军阀统治时期。这种新军阀更厉害些，他会压迫一切民众运动”
[2]。广东区委提出，对李济深的动向要在精神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所准备。
1926年12月初，李济深曾同蒋介石通电，商定必须镇压广东的革命运动。1927年2月15日，李济深下令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邓彦华收缴部分广州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4月2日，李济深赴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在会上，他曾“报告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并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
[3]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李济深由沪返抵广州。14日，他在广州召开反共军事会议。15日，由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组成特别委员会，宣布戒严。深夜，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派出大批武装队伍， 四处逮捕共产党员、工人及进步青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大罢工委员会、省农会、中共广东区委及团广东区委会机关均遭破坏。共产党员刘尔崧、邓培、谭其镜、张瑞成、毕磊、熊锐、熊雄、萧楚女、李启汉、李森、何耀全、李亦愚等被捕壮烈牺牲。其他被捕的工人、农民、干部、共产党员及学生，被屠杀、活埋，共达二千一百余人。农会被封闭二百余所。6月29日，广州国民党当局又进行大搜捕，五十余个工会被搜查，约二百工人被捕
[1]。
四一五事件后，中共广东区委继续引导群众进行斗争。4月23日，举行有数千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6月19日，广州二万余工人集会纪念省港罢工两周年并举行反迫害示威游行；6月23日，三万余工人集会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李济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8月10日，蒋介石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为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和防止东江农民起义，李济深令黄绍竑布防北江、陈济棠布防东江、钱大钧在赣边截阻。当南昌起义军撤退至潮汕地区时，他立即调动所部黄绍竑、陈济棠部队兼程分赴粤东阻击。起义军寡不敌众而遭败绩。10月19日，李济深又派警察部队袭击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和海员工会总部，55人被捕，2人被杀害，2人受重伤。其军队还实行日夜戒严，搜查行人。对这一段历史，李济深曾回忆说：“国共分裂时，我在广东。清党时，用国民党监察委员名义，命令各部队清除中共，两广亦开始清党”，我“赞成了清党主张，及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造成了宁汉分裂之势，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的责任。”
[2]“对于这一事变，每一想到，深为内疚。对不起人民。由于这一事变，以致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3]六
1927年5月6日，李济深被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十次扩大会议以“惩办反动分子案”开除国民党党籍；而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仍推举李济深为主席。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常委扩大会议，正式与共产党决裂。8月，广东省政府改组，李济深仍任主席。从此至1929年3月，李济深管辖两广、福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在发展建设事业如创办西南实业银行，广泛联系爱国华侨与实业家办各种有利民生的实业；整顿教育；兴建图书馆；主持赈济两广灾民，修建公路、铁路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现在李济深的政权基础，完全建筑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上面，借镇压广州暴动的余威，更残酷的向整个的工农阶级进攻”。
[1]“李济深们一面要镇压工农暴动，一面又要保障各自火拼的胜利，当然要分别向帝国主义献媚争宠，希望得到援助”
[2]。1928年间，李济深与蒋介石的暗斗明争日趋剧烈，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开始形成。蒋桂两系的冲突已快到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局面。广东虽然是豪绅地主政权比较巩固的省份，但内部的冲突也非常复杂，先后发生过李济深与张发奎、陈铭枢等的冲突。
随着蒋桂之间矛盾的深化，蒋介石一心想消灭桂系，他首先从暗算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着手。1929年3月，李济深应蒋电邀，赴南京会商处理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事件及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问题。李济深于3月5日离穗经港转沪赴南京；11日到上海，13日抵达南京。他不同意蒋介石提出的讨伐武汉案，主张宁汉和平解决。20日，蒋介石派人把他监视起来，并于21日囚于汤山。26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均予免职查办。27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三全大会第十五次大会开除李济深等三人的国民党党籍。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几个月后，蒋才准许李从汤山搬回鼓楼他的寓所居住，但不许离开南京，理由是“有所借重”，并以考试院铨叙部长的职位安抚他。1931年11月21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使通过追认恢复李济深的党籍。汤山被扣以后，李济深对蒋产生了怨恨，开始认识蒋的两面派真面目，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产生了不满，逐步成为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七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件，亿万中国人心中满腔悲愤，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号召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仍以主要兵力“围剿”工农红军。具有爱国心的李济深主张对日军作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奋起抗战。李济深等发出通电，表示支持。而蒋介石则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硬将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由此李济深对蒋介石愈加不满，便赴南方联络一些反蒋人士，筹划反蒋抗日。蒋介石大怒，于1933年10月23日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又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联合第十九路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的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定为主席。“福建人民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党旗，改用上蓝下红中嵌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陈铭枢、李济深等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作为该政府的领导核心。 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时，李济深等通电退出国民党。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九个师大军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蒋的军事压力下，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持。福建事变标志着李济深走上了联共抗日反蒋的道路。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回到广西苍梧家乡住了一段时间后转道到了香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继续从事抗日民主运动。1935年7月，在香港组织有宣侠父、张威、梅龚彬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任主席兼组织部长，宣侠父为不管部长。这个组织，在香港办有《大众日报》，宣传反蒋抗日。他们因社会地位与乡土关系，以及民族革命同盟中央部设在香港，故在华南的上层活动颇占优势。“他们对我党态度分为两派，青年派感到组织前途的无出路，多倾向我党；顽固派
[1] 系之军人官僚则经常攻击我党。”
[2] 同盟还办有《在抗战旗帜之下》、《民族战线》、《大众动向》等刊物，主要宣传反蒋抗日。1936年，随着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特别是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后，该同盟改变了“反蒋”口号，强调“联合战线，武装抗日”，并愿为“国共合作救亡”负斡旋之责。该同盟于1937年10月解散。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表明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得到李济深的赞赏。在“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的共同愿望下，李济深与共产党的关系逐步密切起来。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中共派云广英到广西与李济深联系。9月26日，毛泽东致书李济深、李宗仁等，建议“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1]。李济深完全同意并接受中共的主张和建议，并力促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时，李济深积极奔走，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李济深继续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
八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和中共的帮助、影响下，李济深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作了不少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发表声明：“济深等虽蠖居草野，目睹毒焰之凶张，早已靡生之可乐，所以痛心疾首，枕戈待旦者有年矣。誓师之日，愿献微躯，急赴国难，以供驱策”
[2]。不久，李济深应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共商国是，共赴国难。抵京后，蒋只是表示要他尽力协助，仅给他一个“特任参议”的虚职。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李济深于1937年年底，抵达武汉，致力于国共合作。他曾派人与第十八集团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联系，并向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黄国樑申明大义，促其停止对徐特立抗日救国工作的干扰。他曾写信给蒋介石，主张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等，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共商国家大计。但蒋介石予以拒绝。到 1938年1月15日，蒋委任一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给李济深，仍是有职无权。
1939年初，李济深到了重庆。3月9日，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蒋介石自兼。为了有利于抗战，李济深任用主张抗日的有识之士，如周恩来、董必武、王明等代表中共任该会委员，张友渔、梅龚彬、胡兰畦、陶行知、黄炎培、高崇民、季方、刘一峰等各党派人士在该会任职。蒋介石怕李济深利用该委员会来整他，他前怕中共，后要防李，于是便在1940年8月间，调程潜接替李济深任副主任职务，另委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于9月4日离渝飞桂就职。
在桂林期间，李济深继续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尽其所能保护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及民主人士。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李济深曾用办公厅所控制的民航班机座位，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及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往香港。对被拘禁的叶挺和远禁江西的廖承志等，李济深也嘱其旧部在生活上给予照顾。1月，国民党军委会军政部强令撤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朱德、周恩来等致电请李济深疏通，但军政部只准再延长一个月。李济深复电朱、周说明疏通无效，并立即组织人马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迁移，还通过陈劭先到广西省府借用汽车把李克农从被特务包围的办事处中营救出来，送回重庆。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对桂林地区党的工作，组建了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原名为统战部），李亚群任书记。其任务主要是领导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和文化界的工作，搞好与李济深以及桂系民主派的团结合作。李亚群派胡希明等对李济深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撤销。12月31日另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没有到重庆就职。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文化界在桂林举办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以名誉会长名义支持剧展。6月，由李济深、郭德洁、龙积之、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等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同月18日、19日，他参与“国旗献金大游行”，亲自领队上街募捐。募集的钱物一部分送到湘桂前线慰劳国民党军队将士，一部分送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李济深支持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并任会长。这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统战组织。他同何香凝等曾签名发起筹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6月，李济深在桂林八桂厅召开秘密会议，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梁漱溟、万仲文、甘乃光等与会。会议主要研究对蒋介石三次电催李济深去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一事应采取的对策，以及桂林的抗日民主运动应转移到什么地方去等问题。会议商定，李济深以养病为名，回苍梧老家去，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民主进步的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员张锡昌和一些进步人士获悉这个方案后，表示赞成，愿与李济深为首的民主派采取一致行动。会后不久，李济深即离桂返梧。
1944年6月，桂林大疏散，李济深带着胡希明、李铁夫等一批文化人回梧州转赴苍梧料神村。在桂林时，周恩来自重庆通过口信转告胡希明，希望他和李济深一起赴苍梧进行敌后抗日活动。这意见与李济深的主张相吻合。
在苍梧家乡期间，李济深派人到贺县、昭平一带，与疏散在当地的民主人士联系，组织昭平县自卫委员会。李济深授意李沛霖在苍梧大坡成立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军，保护大坡一带群众的安宁。
1944年12月25日，李济深由大坡山起程“南巡”，经岑溪、容县、北流、郁林（今玉林），最后到达广东罗定，沿途慷慨陈词，发动民众抗日，并与蔡廷锴、谭启秀领导的三罗民众武力抗日指挥部、中共领导的粤中部队、东江纵队、郁南县民众武力指挥部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4年11月，东江纵队负责人曾派专人前去找李济深，准备以李为中心，联络蔡廷锴、张炎等，推动余汉谋、蒋光鼐等，号召西南敌后与未沦陷区建立半独立性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几次派人去找李都没有找到，直到1945年3月，东纵代表李嘉人才在罗定会见李济深。对于合作之事，李济深说：“这是我一贯主张，我与贵党方面，虽无直接联系，但间接方面经常保持接触。”
[1]7月间，东纵派李嘉人为中共驻李济深处之代表，并带译电员及电台报务员各一人（电台机器由李供给），并资助李济深100万元国币。根据中共广东临时省委（区党委前身）的指示，中共三罗中心县委决定建立李济深警卫队政工队中共临时支部，由朱江洪任书记，共有党员四人。郁南县民众武力指挥部参谋长、中共党员李镇靖等经常与李济深联系。在此期间，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坚持抗战活动。
九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离开苍梧家乡，于1946年1月抵达广州，与蔡廷锴、李章达等继续商讨组建“民主促进会”。3月3日，李赴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行前，把筹建“民促”的工作交给蔡廷锴。3月12日，蔡廷锴等在广州召开民促筹备会，4月4日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对外称“中国民主促进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民促”积极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的斗争。李济深遂由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成为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1947年初，李济深到香港开展反蒋活动。5月，他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又一次开除党籍。1947年春，李济深在香港公开树起反蒋旗帜，着手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工作。“民联”（1945年10月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促”、旅美中国民主联盟等，经过协商和召开筹备会，确定联合组织的名称，起草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虽然坚持“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之领导政党”，幻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它又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纲，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基本一致。它的建立，使国民党民主派进入由反蒋救国转变到公开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新时期，它与中共及中共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风雨同舟中成为中共亲密的友党，使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增加了一支劲旅。1948年 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民革成立作出公开反映：“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赞成其纲领和主张，愿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与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一道为着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从此，李济深成为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
1948年春，李济深曾组建桂东游击支队。北上前，李济深训示他的干部，把部队交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49年6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将该部队划归人民解放军粤中部队领导，改名为桂东人民解放义勇大队。
李济深在香港还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活动，反对《中美海军协定》等不平等条约，声讨“行宪国大”，揭露国大选举的反动本质；在中共的提议并赞助下，他领导“民促”和“民联”发起并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创办达德学院。1948年春，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全面危机。4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帮助下，已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派汇成强大民主阵线，公开与中共合作，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行径。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表示赞同并通电响应。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进一步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建议“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
[1]。8月1日，毛泽东复电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各民主人士，对其响应“五一”号召表示“极为钦佩”，并提出召开新政协的条件业已成熟。从1948年秋开始，中共分线分批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全面开始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中共周密的安排、协助下，李济深机智地冲破各种势力的重重包围，于1948年12月26日乘船秘密离开香港，翌年1月7日到达解放区大连。
十
李济深进入解放区后，呼吸到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十分欣慰。1月22日，他同到达解放区的沈钧儒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同日，民革也发表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表示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李济深和他领导的民革确认了中共的领导地位。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李济深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协副主席。10月当选为全国政府副主席。
新中国诞生后，李济深及其领导的民革，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起新的历史任务。同年11月，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统一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布结束。李济深当选为新一届民革中央委员会主席。民革在其《组织总章》中确立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规定：“拥护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以实现共同纲领”。在《宣言》中表明，民革要“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李济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1954年7月，他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明确肯定，“从此社会主义成为我国不可动摇的国事，全国人民都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力量，是团结全国人民的核心，它的领导是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民主党派“只有切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这一光辉重大的任务。”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他代表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人士和全国工商联宣读《献辞》说：“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李济深能文能武，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爱国诗人。他一生中写了不少诗词。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他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挚的爱，写了许多忧国忧民、伤时感怀的诗词，如《国难抒怀》、《桂林书感三绝》、《题浮山诗》、《离渝还都》、《应召上庐山感怀》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以喜悦的心情，写了不少讴歌中国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诗篇。在他临终前的四天还写了《国庆后写兴》：“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已出版的有《李济深诗文选》、《李济深诗词对联选》。
1959年10月9日，我国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老朋友李济深，因胃癌及脑动脉血栓形成，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李济深逝世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亲临吊唁。10月12日上午，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公祭，朱德委员会长主持，林伯渠副委员会长在悼词中说：“李济深正如我们古语所说的晚节可风。”
[1] 李济深：《忆母》；李济深口述、张克明整理《李济深先生略历》，《李济深诗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6、132页。
[1]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新桂系纪实》（上）即《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1990年3月第1版，第64—65页；《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文史资料专辑，1980年编，第 202页。
[1] 《梧州各界追悼孙大元帅大会纪录》，第18页、第13页、第26页。
[2] 梧州中山纪念堂于1926年1月29日奠基，1930年10月竣工，为全国最早建成的中山纪念堂。
[3] 阿·瓦·勃拉戈托夫：《中国革命扎记》，转引自王延义：《李济深与中国共产党》，《梧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97页。
[1]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36页。
[2] 《粤区来信》（1926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第1版，第641页。
[3] 《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年9月17日）；《中央致粤区信》（1926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15～ 316；474～ 475页。
[1]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45页。
[2] 《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省港罢工情况的报告》，（1925年10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东农运动报告》（1926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二）》，《中央致政治通讯》（1926年12月出版）第十五期。
[3] 黄绍竑：《四· 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l 版，第569页。
[1] 《广州百年大事记》( 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78、381页。
[2] 李济深口述，张克明整整《李济深先生略历》，《李济深诗文选》，第141页。
[3] 李任夫：《回忆与怀念——纪念李济深先生百年诞辰》，《李济深纪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55页。
[1] 《中共广东省致广州市委第一信》（1928年1月15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89页。
[2] 《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三号）》，（1928年3月28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142页。
[1] 大部是十九路军及陈、李（陈、李，指陈铭枢、李济深）。
[2] 《王均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7年5月26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9，第6页。
[1]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2] 《快邮代电》，载《民族战线》第三卷第五期，1937年7月30日出版。声明中“早已靡生之可乐”句的意思是早就没有了人生有什么快乐可谈。
[1] 《林子给中央并军委电——关于桂东现状并请示与李济合作的办法》（1945年6月9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392—393页。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