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被国民党政府暗杀。当时，因练习骑马摔伤正住在医院治疗的李公朴，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气愤。他依托着骨折的手臂，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的史量才先生的追悼会上，作了痛斥国民党特务丑恶的行为的演说。鉴于《申报》因史量才遭暗杀而被迫转向，李公朴与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研究，决定将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上的《申报》二字，改为“量才”，以示纪念，并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完全脱离《申报》，以免受《申报》转向的影响。与此同时，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将《读书问答》栏、《店员通讯》、《业余周刊》等专刊内容充实到《读书生活》里，扩大发行量。李公朴从事的社会教育，不但未因史量才遇害而减弱，且在深度和广度上向前发展了。

《读书生活》由李公朴任主编，艾思奇、柳湜、夏征农任编辑。李公朴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60篇文章，有指导青年读书、介绍学习方法的，有批评时政的，有纪念爱国节日、悼念革命烈士的，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有鼓吹抗日反对卖国投降的。这样，《读书生活》不仅是读书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它比较强烈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文化思想生活，成为思想战线上的一名“尖兵”。

李公朴针对社会上青年人不了解什么是知识，误把求知识和读书当做一件事时指出，读书是求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在中小学读书是掌握读书工具和读书方法，“实际生活经验”是求知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他提出“读书”、“读书工具”、“实际生活经验”三者并重的原则；要求“活读书”，接触实际，不拘泥于死的书本的知识，而是把自己的经验与书本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新见解^[1]。

1934年11月5日，李公朴在尚文路江苏省立实验小学所做的《读书实验》演讲中提出了“做人与读书”、“做事与读书”、“求进步与读书”三方法。他强调在“做人”、“做事”、“求进步”上结合实际，解决客观环境上存在的问题，读活书，做到学以致用。他反对学习上照抄外国，人云亦云，反对读死书。他说：“我们应当取人的长处，不要学人的短处，要创造一个适合中国的社会的方法，把中国民族的危亡挽救过来。”^[2] 这时的李公朴，从他走过的艰苦的教育历程上，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洋八股的立场上了。

在《纪念“一· 二八”三周年》、《纪念“五卅”》、《纪念“一· 二八”四周年》等文章中，李公朴高度赞扬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青年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精神。他称“一· 二八”是一幅伟大的中国民族斗争的艺术的杰作，它扫除了中国过去对于自己的虚怯、自卑、庸懦和愚昧，表现了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力量和自信。他要求广大读者去激励民族反抗情绪，自觉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许他们践踏我们一寸土地^[3]。他称五卅运动是中国劳苦大众从“自在”到“自为”的一个纪念牌，是以中国劳苦大众为主体而联合各社会阶层、资本家、商人、学生而形成的一个光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发展。他提醒全国人民：当前“时代的严重性早已超过‘五卅’阶段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已遭受破坏，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与日增强，国民经济日濒瓦解，世界大战的危机越来越近”。如何改变当前的困难？他认为迫切“需要的是团结，是力量的集中。”^[1]

在《怎样纪念四个伟大的日子——“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一文中，李公朴认为“五一”、“五四”是有伟大意义的，应该用“红字”来标记；“五九”、“五三”两个纪念日，我们只能用“黑字”来表示我们的悲哀与愤怒，这是民族耻辱的两个符号。当时社会上召开的纪念会很多，主要是激励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会上发言者情绪激昂，会后又冷了下来。针对这种情况，李公朴说，开雪耻会，不应该尽说激烈话、割手指、跳海，而应是有理论、有计划地造成全国大众一种普遍的意识，那就是坚固反对帝国主义者侵略的阵线，尤其要首先巩固已有的反日阵线^[2]。

193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又派兵大举进攻华北，组织汉奸自治政府。蒋介石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断送了绥东、察北、冀东广大地区的领土主权。这时的《读书生活》很少有专门讨论读书心得方面的文章，而是配合形势，站在救亡运动的前沿，揭露日本侵略者、汉奸卖国贼的烧杀、抢劫兽行，批驳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呼喊救亡图存。李公朴发表了许多篇思想尖锐，战斗性很强的文章。他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时指出：“日本占据丰台车站，扣车、运兵、建飞机场，陆空示威演习等等不过是整个侵略的一部分”，“敌人的侵略行为并不因了华北就告中止”。我们有了这种认识，“才会不再丢掉华北，苟安于华中、华南的谬想”^[3] 他在《新的进攻的特点》一文中指出：敌人自己动手来干，无论是公开的战争，或以外交手段，“都容易看得明白，这是侵略”。若利用你国内的一个民族，如满洲傀儡国运动，“减退了一点侵略的色彩”，“那就比较复杂，并且侵略的方式是利用汉奸运动”。他深刻地分析了汉奸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社会内部一部分与大众利益势不两立的人。华北自治运动这幕丑剧，决不是殷汝耕一个人，也决不会让他连台演下去，还有许多高官、将军、贵人、名流、学者，迟早要登台表演的。因此，李公朴认为“民族斗争与反汉奸运动不可分离”。“肃清汉奸不仅是几个已露丑脸的东西，同时要检查许多尚隐藏在‘亲善’假面具背后的奸贼”^[1]。

冀东防共政府出现以后，李公朴撰文指出：现在“不能只站在远远的地方空喊几声杀殷汝耕这狗贼，发一两个讨伐电报就完了；不能像胡适博士一样，还想在‘战’与‘降’之间另找什么‘守’的第三道路；也不能仅仅像北平学生一样抱着读完最后一课大家殉难去”。“目前，需要迅速缔结一个人民阵线”。这个人民战线包括“今日许多见解不同的人，但在不想当亡国奴，不欲中国领土”被敌人占领的目标下，团结起来，“看不到这一力量，不从这里去集中国力，一切空谈救国都是幻想，是敷衍，是欺骗”^[2]。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对华北自治政府的游行示威。接着，全国响应，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 九”爱国运动。李公朴完全站在学生一边，为学生的正义斗争大声疾呼。他在《慰问北平受伤的同学们》一文中说：“接到北平16日电讯后，我们的血也同样在沸腾”；“国难第一线上的中国学生的姿态，是光荣的，我们对于北平学生大众‘再接再厉’的斗争精神，敬致斗争的敬礼”。他指出：“北平学生提出的主张，也是全国大众的主张，北平学生奋斗的目的，也同时是大众的。”他抨击9日、16日北平军警“胡乱放枪，喷射水龙头是神经错乱”、“一种失态”，“有失国体的一种耻辱”，“表示万分的愤慨”^[3]。

一些学生在请愿被阻后痛哭狂骂、垂头丧气。李公朴及时提出告诫。他说，一种运动，最怕的是遇了阻碍后，群众情绪一时由愤怒变为懊恼、颓丧，指导的人不容易驾驭这情绪，使广大的群众力量发生分离、涣散现象。他建议学生领袖，在运动中要注意自己队伍的教育工作，切实指明运动的意义、过程，帮助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个问题，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斗争的曲折性，不单纯凭热情去参加斗争，而要理智的指导^[4]。

李公朴根据形势的发展，在主编《读书生活》的同时，又筹建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问答”、“讲话”、“常识”等传播马列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的重要读物，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书名为《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高士其的《科学小品》、夏征农的《文学讲话》、《读书问答》等等。李公朴主张把图书馆办成学校化，把杂志办成讲义化，着眼于工人、职员、小店员、失学失业青年，使他们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学习，怎样团结爱国、制止内战。这时，李公朴已是意志坚强，热血沸腾，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爱国领袖了。

[1]　《求知识的三条路》，《李公朴文集》，第35页。
[2]　《读书实验》，《李公朴文集》，第88页。
[3]　《纪念“一· 二八”三周年》，《李公朴文集》，第93页。
[1]　《纪念“五卅”》，《李公朴文集》，第111页。
[2]　《怎样纪念四个伟大的日子——“五一”、“五三”、“五四”、“五九”！》，《李公朴文集》，第109页。
[3]　《亲的进攻的总的认识》，《李公朴文集》，第140页。
[1]　《新的进攻的特点》，《李公朴文集》，第142页。
[2]　《救亡图存的基础》，《李公朴文集》，第144页。
[3]　《慰问北平受伤的同学们》，《李公朴文集》，第151页。
[4]　《告抗争中的学生大众》，《李公朴文集》，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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