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是当时全国抗战的中心。为了组织战地民众教育和难民教育，李公朴决定到华北地区对战时教育进行实地考察。1937年8月29日，李公朴到太原，9月3日到大同。在山西，李公朴考察近一月，到过前线，慰劳访问部队基层干部战士，了解城镇农村战时组织，以及生产活动情况。他在太原青年会发表过演讲，在大同拜访过傅作义将军。这期间，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曾担任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和宣传部部长^[1]。9月22日，李公朴到徐州，翌日赴连云港，26日到济南，28日转德州，前后历时50天，经平绥、平汉、津浦三线，10月10日回到上海。接着，他又前往接近战区的嘉定、真如，一直到昆山的东战场各线，调查难民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状况。

在太原时，李公朴曾向周恩来提议创办通讯社，周同意并商定这个通讯社叫全民通讯社，由李公朴任社长，吴寄寒主持社务，并决定这个通讯社作为共产党和上海救国会合办，经费、人员和宣传工作均由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负责安排。不久，太原失守，全民通讯社转移到武汉。李公朴也随之到达武汉。

当时，大批上海学生和知识青年流落到汉口，生活无着，都来求救于李公朴。李公朴找八路军办事处商量，得到李克农的支持，同意开办几个训练班，经初步教育考查，介绍到延安去，还组织一部分青年参加战地服务团，直接到战区部队工作。

1937年冬，太原沦陷后，山西临汾成为抗日前线。当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校派人到西安、武汉等大城市招生，聘请教员。李公朴应聘去民大。他还约定许多知名人士如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贺绿汀、萧军等一同前往。

1938年初，正是隆冬严寒、大雪纷飞之时，李公朴同夫人张曼筠从武汉北上来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所在地——临汾。民大教职员学生知道这位著名的“救国七君子”之一、民主抗日战士要来的消息后，立刻书写标语张贴在临汾的街墙上：“欢迎李公朴先生到抗日前线来；欢迎李公朴先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大来”；有的标语还写着“热烈欢迎救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由于这样一种热烈的欢迎的气氛，当李公朴一到临汾，兼任民大校长的阎锡山就接见了他们夫妇。阎当面聘请李公朴担任民大教授和顾问，并请他提出如何办好战时民大的办法。当天晚上，李公朴和杜任之（民大教务处处长）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草拟一个《民族革命大学纲领》，把“实行全国总动员、坚持抗日民族团结、实行抗战教育”等基本思想都写进去了。此外，还强调了抗战政治和军事训练、民运宣传、学生自治和自觉纪律等条。这个纲领对民大培训学生坚决走向抗日、坚持团结进步，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当时，怀着抗战热情而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来民大的青年学生和教员总数达到五千余人，其中有大学生、中小学教员和中学生。因此，民大除本校外，还设立三个分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包括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都在民大纲领号召下统一起来了。李公朴除在本校做报告外，还到分校去做报告。他的爱民救国精神，坚决抗日的意志和奔放的革命热情，加上他生动的讲演，深深地感动了学生。李公朴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无论在本校还是在各分校，都同学生、教员一起早上练习跑步、爬坡，有时参加军训、打靶，锻炼持久抗战的作战本领。一天早上跑步完毕，杜任之对他说：“你头上冒着热气。”李公朴笑着说：“我们要把学校搞得热气腾腾的。”杜说：“对，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身旁的一群学生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

1938年2月中旬，日军大举进攻临汾，民大向吕梁山地区转移。李公朴当时在运城，由于形势紧迫，他协同少数学生渡过黄河到了西安。3月间日军进攻吕梁山区的乡宁、吉县等地，逼近黄河边，民大师生亦西渡黄河，到了陕西，几位教员和一部分学生北上往延安学习去了，其余学生南下到宜川集中待命。民大在宜川既没有必要的设备，又缺应有的教员，教学上困难很多。学生每天虽高声唱着校歌：“我们来自大江南北、黄河西东，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来到这抗日最前线的北方……”但实际上大部分学生情绪很不安定。李公朴在西安听到这个消息后，仆仆风尘赶到宜川。他向学生讲演，说明如何克服战时困难；接着又跑到学生宿舍，抱蒲草、打地铺，把宿舍搞得整整齐齐。他同教员、学生一道吃饭，在吃饭中间又和厨师共同商量如何做好饭菜。他的这种不顾自身疲劳，同学生、教职工同甘共苦的行动，对启发学生自觉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和稳定教职工的思想情绪起了积极作用。

1938年3月，为了进一步了解抗战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李公朴曾去安吴堡青训班参观访问，与冯文彬、齐木等座谈抗战教育问题。4月，李公朴离开陕西到武汉。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上海战区的教育问题》、《战区民众教育计划大纲》、《救济难民工作计划大纲》、《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致民大同学们的公开信》、《告关心民族革命大学者》、《关于民族革命大学》等文章，全面阐述了他的抗战教育思想和经验。

李公朴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他的亲自实践，提出“把生活和教育，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把抗战和建国结合起来”，“前方和后方一致起来”，“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各种特种教育严密地布成一个教育网”，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教育的空气之下，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1]。李公朴这种全面教育思想是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步，它同中央提出的全国总动员全军总动员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全民抗战思想普及了、提高了，才能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抗战初期，大批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被分到各地去做宣传教育工作。这些人因受时代潮流的冲击，参加抗战，有很大的抗战热情，但学生本身也有不少弱点。李公朴有针对地明确提出：“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一般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教育自己的重要，要消除他们只知道消极地责备旁人，而不切实纠正自己的错误”，“能够在各种工作中加紧教育自己，能够适应和改造任何困难的境遇”，“能够克服个人的自由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的错误”，“能够过严格纪律的集体生活，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认识和行动统一起来”，能够认识到“抗日高于一切”，“一切属于抗战”，“不为任何不正确的挑拨离间的理论与传说所眩惑”^[1]。

李公朴根据中日战争发展的实际状况，将抗战教育分为战区教育和战时教育。他说：“为了配合长期抗战，继续发动民众作殊死战，就全国规模说，应当有新的适合于战时的教育系统；为了适应战区的地方情况，我们的确有在战区创设特种教育的必要。”^[2]“战区”是指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战争的区域，包括靠近战区的后方。因为这时这些地方学校和民众的任务是支援军队反击日军的进攻，对他们的教育必须围绕战争进行。李公朴说：“这种特种教育完全是配合军事”，“它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战地动员委员会等组织，在独立的系统又密切联络下，分工合作。”^[3] 他的这种见解，是在实际考察后形成的。

李公朴视察华北地区，使他感到最大不安的是民众的无组织、无教育；视察上海战区时，使他感到最大不安的，仍然是民众无组织、无教育。他在当时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严重的战区教育问题，横贯了我国南北两战场^[4]。不是个别作战区，凡是敌人侵占骚扰的地区都呈现着这种状况。他写道：战争一发动，能逃的都远走高飞了，就是走了的，军事上也得不到他们的配合，反而里面隐藏着汉奸，影响军事的顺利开展。至于教育却完全停顿了，临近火线的地方姑置勿论，奇怪的是比较后方的城市，像嘉定、昆山、南翔一带，都谈不到教育。甚至连苏州，教育也陷于半停顿状态。

李公朴深感普及抗战教育，特别是向中国广大农村千百万农民普及教育很有必要。他说：在战区的穷苦人民，他们的觉悟不见得会低于知识分子，也许会超过。“他们在本质上有着民族观念的遗留，会自觉地仇视敌人，而使敌人无从实施其鬼蜮伎俩”。只可惜过去没有接受训练，抗战发动了两个月，还是无人去组织教育! 他断定：在都会里训练少爷小姐，时间即使延长到一年两年，不敢一定说有把握，而在战区训练这些穷苦农民，一两月，甚至两周时间，我敢担保它就收到成效。

他认为战区教育应该有两个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低的目的：在未被敌占领的区域，应该做到人民不会被骗当汉奸；积极主动地配合军事行动。一旦地域被敌占领了，在敌人铁蹄蹂躏下做到誓死不作顺民；或组织游击队，扰乱敌人后方，或是利用工作环境的方便，传达情报，或做我军内应，夹击敌人，使敌趋于崩溃，进而收复失地^[1]。

关于战区特种教育的方式，李公朴认为，最基本的还是民众学校。他曾制订一份《战区民众教育计划大纲》，规定战区民众学校的课程，设军事训练、救护训练、防空防毒训练、反间谍训练、政治训练。《大纲》规定了学校名称、领导关系、学校宗旨、班次和时间以及经费、教员等内容，是个切合实际的、完整的教育方案。

关于战时教育如何进行的问题，李公朴作过多次公开的讲演和说明。他引用武汉大学一学生为要求施行战时教育上师长书的一段话：“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的非常时期，然而我们的教育，却与战争毫不相关；我们要想尽量地参加各种后援工作，然而不重要的课程却束缚了我们；我们要想学习活的教育、活的知识，然而目前考试求学的课程却不能满足我们；我们要热烈的紧张的生活，然而眼前的学制体系，却要我们读死书、死读书”；“至今天，我们已经没法忍受了!”^[2] 这些事实，都深刻地说明了学校平时教育的缺陷。

为了区别战时教育和学校正规教育，李公朴进一步解释说：战时教育，绝不是把学校教育取消，平时教育不搞；也不是把学校都摆在战区里，或是要青年学生都上前线去；更不是把原来的普通课程减少几小时或增加几个小时的战时常识。这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战时教育，必须从根本上推翻中国过去那种柔弱的腐败的教育制度，而树立起一个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新的教育体系。过去的教育体系、教育系统、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管理以及那些贵族化、特殊阶级化的不合理的事实，都应彻底改革。但是战时教育，并不是中断了中国文化，而是要在中国旧文化的废墟上，存其精华，去其渣滓，建立起合乎时代的新文化，不仅在抗战期中它能适合需要，培养中国广大优秀的民族革命的战斗员，就是在抗战胜利后，它仍是奠定国防教育、生产教育的基础，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使命。

李公朴对如何实施战时教育问题提出一些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化、地方化、主义化、实用化、大众化、战斗化。所谓“中国化”就是“一切教育，都要适合我们的国情”，赞成“吸收各国的新文化，但必须吸收其优点”，“绝对避免贩卖课本似的，把外国整个东西搬到中国来”。所谓“实用化”是指“一切教育都必须以‘用’为目的，必须与实际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工作打成一片，绝对避免像过去那种理论与实践完全分离，生活与教育完全脱节的死教育”；“各级教育都应把‘教学做用’一致化。在这个原则下，职业教育的生产教育与技术教育，就应该普遍的实施，某种教育与某种行政也应合而为一”^[1]。

6月，李公朴被邀请到汉阳兵工厂演讲，此时，汉阳兵工厂工人正酝酿罢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陈诚诬蔑工人罢工是救国会煽动的。李公朴找陈诚说理，驳斥他的谬论，因而被扣押一月，经周恩来、沈钧儒多方营救获释。

抗战几个月来，李公朴跑遍华北战场，目睹鼓吹抗战的阎锡山，说的是假话，其实处处限制、打击人民起来抗战。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应给予人民以更多的抗战自由，然而特务遍布，军警横行，不准发动人民抗战。李公朴不清楚，国民党要人为什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宣传人民抗战是假，反对人民抗战是真呢! 他感到茫然! 他决定带着这个一时弄不清的问题，离开武汉，到延安去请教共产党人。

[1]　这个动员委员会是晋察冀地区的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1]　《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李公朴文集》，第753页。
[1]　《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李公朴文集》，第754页。
[2]　《战区民众教育计划大观》，《李公朴文集》，第746，747页。
[3]　《战区民众教育计划大观》，《李公朴文集》，第746，747页。
[4]　《上海战区的教育问题》，《李公朴文集》，第743，745页。
[1]　《上海战区的教育问题》，《李公朴文集》，第743、745页。
[2]　《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李公朴文集》，第758页。
[1]　《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李公朴文集》，第765—7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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