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公朴代表云南省民主同盟支部赴重庆参加大会。会上，他主张取消“政团”二字，以便吸收个人盟员。最后他的意见被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于沈钧儒、李公朴等的共同努力，会后不久，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这表明中国民主同盟的立场已接近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1944年10月10日，昆明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5000人，举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传民主和抗战。李公朴主持大会。国民党特务冲击会场，李公朴被打伤，所着长衫被撕掉半截。由于他领导到会群众同特务开展坚决斗争，特务暴行被制止，大会继续进行。会上通过了保障人权宣言，要求释放汉奸以外的政治犯，改革财政经济，提高士兵待遇……
1944年12月，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在昆明召开纪念云南护国主义大会。大会由闻一多主持。国民党特务放爆炸物、开枪，捣乱会场，冲散了群众。李公朴挺身而出，维持秩序，在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支持下，赶走了特务，被冲散的群众返回来开会，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
1945年春，昆明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成为蒋介石的心头之患。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昆明，向李公朴劝降，代表蒋介石邀李公朴到重庆中央教育部做官，并声言留在昆明不安全，以威胁李公朴。李公朴早就想好了对策，他告诉特务：“我的事业在昆明，我要在这里，开展文化教育，不能离开昆明。”李公朴做到了“立场坚定，态度和平”，特务也无可奈何。
1945年9月2日晚，西南联大《新诗社》举行诗歌朗诵晚会，闻一多、李公朴应邀出席。李见到闻胡子剃光了，不禁以爽朗笑声说：“你的胡子剃的太早了!”闻说：“我抗战开始留胡子，抗战胜利剃胡子，这是我的誓言。”李侧耳对闻说，现在“内战危机，十分严重，斗争形势，更为复杂”。闻听后似恍然有悟，连忙点头说：“那我就坚决反内战，争民主。”李公朴即席朗诵了题为《不要叫胜利冲昏头脑》^[1] 的新诗：

不要狂欢，且慢骄傲，
胜利团结与民主并没有真得到。
它还靠咱们大家努力，
抓紧时间共同创造。

八年来团结成了口号，
中国命运几乎不能保。
现在胜利总算被“等到”，
大家一齐来动手，剥掉假民主的外套。
胜利的果实不能白白地送掉。

今天我们为胜利团结与民主而歌，
却不要叫胜利冲昏了头脑。
团结的障碍多得很，
民主的暗礁更不少。
我们抓紧时机打定主意，
把民主和平的呼声高唱入云霄。
把反民主的将军、老爷、汉奸、走狗、摩擦专家、顽固分子，
一齐都打倒! 打倒! 打倒!

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李公朴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此同时，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李公朴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常务委员。
12月16日，李公朴在《知识青年》1卷5期上发表《世界看“一二· 一”惨案》一文。1946年1月4日，他在救国会会员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在《联合三日刊》上发表《人民才是原子弹》一文，精辟地综合分析了国外形势和国内民主与反民主势力的激烈斗争。他说：“不论在西方或东方，法西斯的残余力量还不少，法西斯的思想，还潜伏在这个角落、那个角落，还若隐若现地在这儿那儿闪光。”国民党在“政治上玩了一套还政于‘民’，实则还政于党的把戏之后，就在军事上想凭借美军、敌伪军来完成武力统一的迷梦”。“你讲言论自由，他讲打人自由，你讲开会自由，他讲开枪自由，不仅在马路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抓人、打人、杀人，还可以自由地到学校去投手榴弹，打不死还加上几刺刀”。但是，他说：“近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写照清楚了：反人民的人，用武力镇压人民的人，一定为人民自己的力量所推倒。”^[1]
1946年1月，李公朴与陶行知共办社会大学，并主编《民主教育》。他在社会大学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主持校政工作。他在解释开办社会大学的原因时指出：要使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一切没有机会读书的人都有书读。要创造新的中国，要使人人都知道民主是什么？怎样实行民主？世界大势怎样？还应看到，中国对日抗战胜利地结束了。一个空前的民主建设和普及教育的使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训练一班参加创造新中国的分子^[1]。
关于教育内容，他提出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组织教育、人格教育四者并重。中国过去的教育，只有“知识教育和技术教育”^[2]。严格地说：过去的“知识教育”并不完全。学校只给讲一点课本知识，不让学生同社会实际生活接触，对社会政治动态一无所知，许多大学毕业生，不能胜任分配他所承担的工作。“技术教育”不给他们实际练习的机会，更没有与社会实际用途相配合，毕业后，只好改行做别的工作。至于“组织教育”，根本就无人注意和提过。外人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所以才敢于欺侮中国人。李公朴认为人格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他说的“人格教育”是指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要求每个同学要培养不以知识作为图谋私利的工具，不把自己个人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人格。他认为没有这种人格，即使有知识、技术、组织等能力，不但没有好处，相反的会产生害处来。
1946年2月10日，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大会，李公朴是大会总指挥、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强占主席台，强行当大会执行主席，包围殴打李公朴，李头部被打破，血流不止，送进市医院。同时遭国民党暴徒毒打的还有郭沫若、章乃器、茅盾、李烛尘等。住院第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李公朴时，李表示：“我的血，不过是许多革命先烈血海中的一滴，我愿意把我的血，同许多革命先烈的血流在一起”；“革命就是要流血的，没有不流血的革命”。
4月16日，李公朴在给王若飞、博古、邓发、希夷等烈士悼诗中写道：

你们的死，
使我没有什么话说，
只有格外叫我不怕死!
你们的死，
叫我没有什么话说，
只有格外多做事。
以便随时准备死!^[1]

5月，李公朴带着伤痕回到昆明。云南青年会召开一次大型座谈会，到会者提出“内战是否可以避免？内战前途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办”等问题。李公朴到会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政协会议后，打杀之风遍及全国，一切谈判，都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时间准备全面内战的所谓“政略”而已。国民党的二中全会，已经把一切协定、协议都完全投入到硝烟弥漫的炮口里了，还有什么和平可言。国民党反动派总认为他的军事处于优势，但他们没有看到政治上的丧失人心和经济上的全面崩溃。他们的这种优势，很快就会消失。李公朴的话，拨开了一些青年思想的迷雾，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李公朴主张民主、和平的坚定立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极大仇恨。他们诬陷“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带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闻一多夫!”暗杀悬赏400人黑名单的传闻，充斥大街小巷。特务们为准备对李公朴、闻一多下毒手，大造恐怖舆论。
一天夜里，一个彪形大汉突然闯进李公朴的住房，声称他是退伍军人，要求参加暴动。李公朴向他解释说：这是外面造谣，我们是文人，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绝不会搞军事暴动。此时，在北门街到处布满了便衣巡逻，北门书屋对面，突然来了一个修补“皮鞋”的，但他从来没有修补过一双皮鞋，只是叼着烟卷，两眼死死盯住北门书屋进进出出的人。深夜里，有人从门缝丢进恐吓信，信封里还装有子弹头。
在这极端险恶的时刻，李公朴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发动《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运动。他到处奔走呼号，动员人民反对内战，揭露反动派出卖祖国、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同时，他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对张曼筠说：“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7月初的一天晚上，李公朴的一位亲密朋友劝他离开昆明。李说，他们要杀你，什么地方都一样，看样子，我已走不出昆明了。他突然问那位朋友：你是共产党吗？应该是的。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列宁主义问题》来，叹息说：“时间已经迟……我怀念延安!”“我奔波一生，知道我的人不少，真正了解我的人不多，我只希望共产党能了解我，我就心安理得”。他继续说：“《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时，我写了一首贺诗，高呼‘《新华日报》万岁’! 我为什么只喊《新华日报》万岁哩，因为我没有条件喊共产党万岁!”他说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最后表示：“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
1946年7月11日，天色阴暗，淫雨连绵，处处显现出凄凉和恐怖。晚7时半，李公朴同夫人张曼筠外出找一位朋友接洽借用电影院开募捐音乐会。事毕便在南屏影院看了一场电影。9时45分电影散场，他俩行至南屏街乘公共汽车，随即有穿黄色军服及便衣数人跟踪上车。李公朴夫妇在青云街大兴街坡脚停车下车，过学院坡小路回北门街，刚上坡，李公朴即遭特务暗杀倒地。过路的云南大学学生当即将他们送至云南大学医院，李公朴已处于时而昏迷，时而苏醒状态，终因流血过多，多方抢救无效，深夜12时52分去世。

[1]　《李公朴文集》，第937—938页。
[1]　《从世界看“一二· 一”惨案》，《李公朴文集》，第994，1004—1006页。
[1]　《怎样办社会大学》，《李公朴文集》，第943页。
[2]　《怎样办社会大学》，《李公朴文集》，第943页。
[1]　《你们的死，叫我格外不怕死》，《李公朴文集》，第10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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