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中下旬，李公朴离开比利时乘日舰白山丸号回国。船行至中国南海时，李公朴写了《中山先生给谁气死的》一文。文章回忆他在日内瓦偶遇孙中山在广东大元帅时的总参谋长蒋作宾，向他介绍了在广州因久攻惠州不下，杨希闵、刘震寰两军阀对孙中山的指示阳奉阴违不肯用命的情形，蒋说：“总理的病以那时期所种的根为重要!”他是被号称革命的同志气死的。李公朴很有感慨地说：“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之”，外敌不足畏，内敌最可畏，这是任何团体失败之由来。我们要记住孙先生反复叮咛的“发扬民族的团结精神”，“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以“振兴内政，抵御外侮”，不要“各私其所私，倾轧排挤”，否则“决难脱离衰弱”的命运。否则，“无异于我们自己摧残自己，夫复何言”。^[2]

11月3日，李公朴所乘船只抵达上海码头，邹韬奋和张曼筠前往迎接。邹韬奋在《生活》上发表了《记欢迎李公朴君回国》一文，盛称“李公朴为异常爱护《生活》之一人。两年前，他赴美求学，本刊即以驻美特约通讯员相托，承他于百忙中为《生活》执笔，异常勤奋，其通讯之见于本刊者夙为本刊所传诵，不必记者重为介绍。”

李公朴回国后的首要任务是积极筹办出国前所要办的《环球通讯社》，宣传民众，实现孙中山“唤起民众”的遗愿。经过几个月努力，多方奔走求援，终于筹备就绪，但国民党政府百般刁难，不予批准，终未能出版。李公朴还多次与邹韬奋、戈公振、杜重远、毕云程交谈，协助他们筹办《生活日报》，国民党政府也不批准，最后该报由邹韬奋在香港出版。

李公朴回国后的第二个任务是实现中国人团结自救的宏图。他郑重声言：中国若能“整顿政治，努力建设”，发扬民族团结精神，能卧薪尝胆地“共同奋斗”，以中国之宝藏，中国人之智力，中国之广土众民，绝对永无衰弱的道理。若自相残杀，自己把自己弄得奄奄一息，则他人不必用力来压迫我们，随便一举手、一投足，已足置我们的死命而有余^[1]。当他看到蒋介石集团对内用兵，集结几十万大军发起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围剿”，对外执行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几个月，日军侵占了东北，接着日军又发动对上海的进攻，爆发了有名的“一· 二八”抗战，但又被蒋介石破坏了，十九路军被迫撤退等事实，激忿地说，这不是自戕嘛! 如此下去，国何以为国，民何以为民？他称赞上海抗战是“中国人民未完成的杰作”，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2]。

在日军侵占我东北，威胁华北，进逼上海、南京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人心惶惶，国民政府先有迁都洛阳，复又以西安为陪都之议，国民党要人亦纷纷前往西北，大唱建设陪都、开发大西北之高调。1929年到1930年，西北诸省连续发生大旱灾，赤地数千里，饿死人数达200万，其中以陕、甘两省为尤甚。就陕西而论，灾民即逾200万，饿死者近100万，达全省l/3强，惨酷情形不堪想象。此时，李公朴也决定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西北，不过，他去的目的是为了考察，期望能为开发大西北真正做出贡献。^[3]

1932年4月中旬，李公朴乘火车到潼关，再转坐汽车去西安。途经华阴、临潼，他都下车，参观古迹，访问农民群众。后由西安至兰州，深入西北几省广大乡镇考察，历时一月，写出了有关政权、教育、经济等多方面的报道。在5月15日写的《潼西道上》一文中，对陕西种鸦片提出忠告说：“鸦片在陕西为公卖品，价格低廉，老幼男女，无论贫富，吸者甚众，虽贫如乞丐，亦有吸烟资格。”陕西“执政者历年以来，因陕省人祸天灾之频仍，老百姓中不饿死者亦大半赤贫如洗，故政费之来源，竞籍此毒物为主要之收入。饮鸩止渴，何以异此!”^[4] 李公朴的报道和文章，如实地揭示西北几省的困难和弊端，提出改进措施，唤起了社会注意。

1932年上半年，由于国民党坚持不抵抗主义，致使热河告急，华北几省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李公朴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十分气愤：“蒋介石不配作中山的继承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如何，需要重新探索。”^[1]

[2]　《中山先生给谁气死的》，《李公朴文集》，第67页。
[1]　《中山先生给谁气死的》，《李公朴文集》第68页。
[2]　1932年1月李公朴在上海中国青年会上盼演说。
[3]　《记欢迎李公朴君回国》，《李公朴文集》第73页。
[4]　《潼西道上》，《李公朴文集》第79页。
[1]　《李公朴文集》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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