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到重庆后，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为了防备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到李公朴住处，建议他去缅甸暂避，并送来路费。李公朴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拟经昆明转缅甸。但到昆明后，中国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不给办理出国签证，去缅甸的设想，一时无法实现。后来，由于日军在缅甸登陆，缅甸战事紧急，李公朴只好取消去缅甸的计划。

李公朴在昆明住在北门街青年会。在那里，他帮助青年们组织读书会，出墙报、油印《职业青年》等刊物，举办各种专题座谈会、青年问题演讲会。他看到昆明青年，特别是职业青年们，迫切地希望阅读进步书刊，但在西南大后方，一些进步书店遭到反动当局勒令关闭。为了满足青年们阅读进步书刊的要求，在朋友的帮助下，李公朴于1942年底，在他住宅楼下开设一间小书店，名日北门书屋。这地方离闹市较远，但因同各大学相隔不远，又卖的是进步书刊，前来购书看书的人颇多。还有些远道的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都跑来买书。当时滇南开远一带驻扎的云南部队，有一位从延安抗大来的营长叫朱家璧，他是个带枪的文人，经常来书店为部队购书，并在滇南地区给新书打开销路。云南建水一带是中共地下组织开辟的新区，在当地建民中学负责人方仲伯的帮助下，也成为北门书屋新书的畅销区。

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1943年夏，李公朴经多方设法，成立了北门书屋出版社。办出版社要有一笔资金周转，要有作家的合作，还要有印刷厂。李公朴在当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但他很快和重庆出版界挂了钩。重庆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和对外文艺联络社的盛舜，是北门书屋出版社驻重庆的义务代理人。他们协助北门书屋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新书。一本是楚图南（笔名高寒）翻译的尼克拉索夫等的世界名诗集《枫叶集》，一本是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的诗集《雷》。这些诗都是歌唱战斗，歌唱新生的，它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出版业务的开展，书店和广大读者的联系日益密切，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起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处不过是照例发些禁书禁令的通知，后来处长亲自“光临”北门书屋，刁难、挑剔出版社。按照图书杂志审查处的规定，不管出版什么书都要事先送审，经过批准才能出版。北门书屋出版社的书稿依法送审，但却无理被扣压，有的即使批准，也被横加删改，面目全非。李公朴往往亲自跑到省党部当面交涉，进行面对面的争辩。北门书屋出版社的新书，有很大一部分是经过斗争取得胜利后出版的。

北门书屋出版社编辑部由张光年负责，约请楚图南、闻一多、赵沨、曾昭伦、屠光旦等十余位作家、音乐家、翻译家和科学家参加。在他们的努力下，先后出版了苏联名著《新时代的黎明》、《高尔基》的中译本；艾青的《献给乡村的诗》和政治讽刺诗集《人民的歌》；张光年的云南彝族长诗《阿细的先鸣》；赵沨的《名曲解说》，以及他和白登主编的艺术综合性丛刊《五月之歌》。

1944年，湘桂大撤退，西南后方岌岌可危。北门书屋出版社准备迁移滇西大理，或滇南红河地区，必要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就在这个时候，出版社还出版了A.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保卫察里津》。这是曹靖华根据原著第一次译出的全译本，是一部24万言的巨著，它的出版，对当时西南广大人民“坚持抗战，保卫大西南”起了一定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李公朴为弘扬五四的精神，提倡民主与科学，指导青年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地编了一套小丛书，第一集是李公朴、曾昭伦合著的《青年之路》；第二集是曾昭伦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新资料编写的《火箭炮与飞炸弹》；第三集是曹伯韩著的《民主浅说》；第四集是李公朴写的《民主教育之路》。

李公朴看到旧书摊上大批宣扬封建迷信荒诞无稽的剑侠小说和连环图画，少年儿童围着阅读的情景，深感痛心。他说：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阵地战、争夺战。我们要占领这个阵地，把少年儿童夺过来。为此，出版社在计划以求真出版社名义系统地出版中小学课本以代替正中书局的课本的同时，决定出版少年期刊《孩子们》，并约请了几位对儿童文学有兴趣的朋友按期写稿。第一期《孩子们》印刷3000册，除昆明市外，还发行到外县，各地纷纷订购，不敷分配，又加印了3000册。后来，这份儿童刊物每期发行6000册，是昆明畅销刊物之一，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为了斗争的需要，北门书屋出版社除了公开出版书籍外，还要秘密地印刷一些宣传品和中共的文件。因此，必须设法办一个地下印刷厂。坐落在北门书屋附近的螺峰街上，有一家小印刷厂，经理老魏原是个印刷工人，抗战期间由浙江跑到内地，几个朋友凑点资本买了一架破旧的对开平板脚踏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只有三四个工人。他们热情支持北门书屋出版社，先承印《孩子们》，后来就翻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著作，还经常印刷一些文件和宣传品。排印毛泽东著作和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品，这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会招来大祸，甚至有被关进监狱掉脑袋的危险。但老魏和印刷厂工人受到李公朴革命精神的鼓励，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是废寝忘食地赶着拣字排印，常常提前完成任务。

出版业务不断发展，政治活动也日益活跃，北门书屋每天的顾客、读者川流不息。书屋的楼上，李公朴寓所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朋友们喜欢到他那里举行各种集会，例如宪政座谈会、时事讨论会、民主的小组会、妇女联谊会等等。外地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的朋友们，也把那里当作中转站、联络点。萨空了从四川集中营释放出来，到昆明后经常去那里与各方面朋友会面；赵丹从新疆监狱出来到了昆明，也在那里和昆明文化界的朋友们集会，控诉法西斯的罪行。朋友把李公朴的家说成是“文化沙龙”，称誉它是“民主之家”。在那里有时显得十分紧张严肃，但有时又感到格外轻松快活。每到周末，青年朋友、学生们都愿意到李公朴家里作客，很自然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晚会：如果诗人张光年在场，就很可能是个诗歌朗诵会；若是音乐家赵讽参加，就会成了音乐欣赏会；有时是兼而有之。每当这时，李公朴活泼得像个青年，听到了舞曲就会兴致勃勃地拉着夫人或在座的姑娘们翩翩起舞；有时兴奋得忘记了周围的环境，放开嗓子高唱在陕北学会的歌曲，一面唱，一面带着孩子们扭秧歌。北门书屋是精神粮食的供应所，同志们工作其间都自堪其乐。

李公朴从开办北门书屋到北门书屋出版社可以说是空手起家，惨淡经营，鞠躬尽瘁，不遗余力。书店、出版社的职工，包括李公朴在内，一人兼数职，除了生活费外，没有发过正式薪金。李公朴经常骑着自行车跑在昆明市的石子路上，亲自到书店取书，给学校送书，同职工们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他非常敬佩邹韬奋对文化出版事业的忠心和管理上的才干，经常介绍出版社同事阅读韬奋著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把它列为出版社工作者必读的教科书。他很注意民主管理，遇事总是和大家商量，先听取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然后作出决定。出版社还建立了“民主会”的制度，不论是谁，只要参加工作、付出劳动的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开展批评的权利。这样，全体职工生活虽苦，但精神愉快，团结一致，为出版发行书籍努力工作。

北门书屋出版社成立两年多，共出版文艺作品、翻译小说、诗集歌曲、文学评论、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记，以及青少年读物等30余种，成为抗战时期出版事业阵地上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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