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于1938年10月离开武汉，经重庆、成都、西安，11月24日抵达延安。在延安，李公朴参观了抗大、鲁艺、边中附小，以及各种民众组织和军政机关，感到延安民众组织严密，有男女自卫军、少先队、农救会、商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协会等，各组织的工作表现得非常活跃。他称赞边区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由民众根据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选举产生的，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同民众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按照民众的需要和困难进行工作”，是“新民之官”。

李公朴还访问、调查了延安农业生产和军政民情，了解到这里过去的生产非常落后，种田不用肥料，田内的野草也不拔，很不讲究垦植技术。自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领导教育民众施肥、拔草，发动军队帮助春耕、秋收、开荒，改善生产技术；边区政府还帮助人民发展畜牧业和各类手工业，相当好地解决了陕北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边区的司法管理、文化教育、行政、民运等方面也都很有成绩。目睹这一切，李公朴很受感动。他认为延安同国民党统治地区比较，完全是两个世界，它“可供全国选择的地方很多”，应当设法“推广到其他地方去”。他说，有人说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妇，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一种人类的希望。它不仅是革命圣地，还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延安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1]。

李公朴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李公朴时说：“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坏处。”^[2] 毛泽东还亲自到李公朴住的窑洞看望他们夫妇，为张曼筠所画的长城图题词。张曼筠几次被感动得落泪。李公朴说：我们像个流浪子一样，到处漂流，只有现在才找到自己的家。

在延安，李公朴住的窑洞靠近冼星海的住处，冼星海谱曲唱歌时，李公朴也放下笔随之和唱。有时，他用粗大嗓门独唱“黄河颂”或“家家户户种田忙”，可见他的心情极其愉快。李公朴在延安还有些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等，常在一起交谈。他对延安的民众组织、民众教育，对八路军的抗战精神，赞不绝口。李公朴原计划写一本《革命的摇篮——延安》的书，后因他收集的大量素材，在成都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所谓“抢米风潮”中丢失了，只留下个提纲，他深感惋惜。

1938年底，李公朴等离开延安向晋西进发，经宜川渡过黄河至吉县。在那里，他会见了山西许多高级将领，参加了在井圪塔村惨遭日本侵略军屠杀的“二八”烈士追悼会，并应县长的请求，为“二八”烈士写了近千言的碑文。碑文最后指出：“后方当局与民众，应更加警惕，接受此次血的教训，加强民众的武装自卫工作，充分发挥民众集体力量，保证抗战最后胜利，则诸烈士之死，就有造于民族之永生了。”^[1] 因河防战争紧张，李公朴等在吉县未能久留，又退回河西宜川桑柏。1939年1月15日，晋西战局好转，李公朴等再渡黄河进入山西。这次在山西，实地考察了四个多月，到过襄陵、汾城、临汾、乡宁、吉县，了解牺牲救国同盟会、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决死队、国民、民兵军官教导团、随营学校、新军、政权建设、国民教育。工运、农运、妇运等情况，还参与新军和游击队的一些活动，访问了一些穷困农民。同年3月，他写出了《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一书，高度评价了山西在军事、政治、教育、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上的进步。山西地处抗战前沿，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山西的统治者阎锡山先于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中共派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人对山西做统战工作，推动山西当局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给予人民一些民主自由，在军事、政治、教育诸方面都有些改革。李公朴未能预计到阎锡山很快改变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张，他在书中欢呼的“黄河之水，正泛滥着民族革命的狂潮；太行山峰已高举起抗战胜利的旗帜”之形势，不久就因阎锡山的投降反共而烟消云散，他提出的“我们跟着这条‘胜利之路’更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吧”^[2] 的期望，自然成了泡影。

1939年5月，李公朴回到延安。他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考察西北的见闻，提出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的建议。他希望这个教学团把抗战教育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把形势宣传和文化艺术教育结合起来，以较少的人力和物力，传播更多的抗战教育的种子。它既是流动学校，又是上门先生，登门传授艺术。李公朴的这些想法，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他指示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军委，按照李公朴的要求，从抗大和鲁艺抽调干部和艺术人员，并配备后勤和警卫工作人员，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并要罗瑞卿通知华北敌后根据地的领导人，大力支持和帮助这个团的工作。

6月15日，李公朴率抗战建国教学团从延安出发。行前，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他们。金城、续范亭以及文化界许多朋友送他们上车。续范亭临别赠诗一道：“吴蜀同心破曹瞒，周郎意气要争先；欲收赤壁鏖兵效，还凭子敬苦周旋。”李公朴确也曾以鲁子敬自居，续范亭这首诗深深地扣中了他的心弦。他在以后工作之余，经常同友人谈论这首诗，对这首诗充满了深情的回味。

李公朴率队经绥德、神木跨过黄河，到达晋西北的兴县。兴县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山城，晋西北军政民运工作的中心，晋西北最高军事指挥官驻地。山西省政府办事处和牺盟总办事处以及晋西北的青联、妇联和农联也都设在这里。这里迫切需要艺术干部，在各抗日团体的要求下，决定开办兴县各界抗战艺术研究班。在兴县的各机关、团体和驻军的艺术干部、文化娱乐工作干部、政治干部许多人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研究班开设的课程有“抗战文艺理论”、“墙报旧形式和小形式”、“通讯和报告文学”、“剧作法”、“表演术”、“舞台装置和化妆”、“美术理论”、“漫画和木刻的作法”、“标语写法”、“识谱”、“练声和指挥”等11门课。这个班结束后，教学团又应青年团的邀请，开办了一个艺术班和专为政治工作人员开办的训练班，还在兴县开办了临时的流动图书馆。抗战建国教学团在兴县工作了两个多月，培训了大批文艺干部。

此后，李公朴等离开兴县到岢岚县，为驻岢岚县的机关开办了一个艺训队。艺训队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教、学、作、用”的统一。一般是上午讲课，下午实践。开课以来，出刊了六期内容丰富的墙报，五期内容充实的《抗战画报》，开了四次晚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公演。在艺训队所在地岢岚西豺峪方圆30里的要道处贴满了诗歌、小型传单和抗战画报。城关一带到处可以听到艺训队的歌声和慷慨激昂的讲演。街头剧、杂技、舞蹈等宣传活动，轰动了附近的民众。

1939年10月28日，李公朴及其教学团一行10余人，在警卫部队的护送下，冲过了同蒲路封锁线，连跑带走不停地行进了2000余里路，进入了晋察冀边区境界——阜平。在那里，赶上参加晋察冀军区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会后不久，遇日军“扫荡”，李公朴率领教学团又翻越太行山，连夜急行军，终于脱离敌军的包围圈，到达晋东北。在晋东北，李公朴等参观、考察了五台、盂县、定襄等县的工作，听了繁峙、代县、忻县、崞县等县领导人的汇报，慰问了在阜平偏僻山村的后方医院的伤员，参加了晋东北各县救灾工作。还应晋察冀边区政府邀请，顺着滹沱河流，赶去参加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途中又参观了平山县。旧历年过后，李公朴等向东进发，沿途参观考察了涞源、涿县、房山、良乡和宛平诸县，还化装到北平外围敌占区，做了三天的考察。

1940年3月，李公朴一行在平西反“扫荡”战火中，取道紫荆关折返冀西，途中访问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冀西各专署、第三分区，参观考察了易县、满城、曲阳、唐县、定县，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在晋西北》、《不断在战斗中》、《在雪的太行山里》、《晋察冀的救灾斗争》、《民主政府抚育下的五台》、《没有汉奸的定襄》等篇通讯的写作。5月4日，李公朴等在第四军分区派部队护送下，通过了正太路封锁线，离开晋察冀边区到达晋东南地区。

李公朴等在晋察冀历时六个多月，考察15个县500余村庄，遍访军政民各界，出席了许多会议，收集到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资料，写出了近10万字的长篇通讯——《华北敌后——晋察冀》，全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他们为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高度赞扬华北抗日根据地取得的巨大成就，预示“中华民族行将吹送出解放胜利的号角，在华北，新生的中国，在战斗的血流里，已绽出灿烂之花”^[1]。他把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根据地上。

李公朴在晋东南拜会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总司令，计划1941年春去华中抗日根据地考察访问。为此，彭德怀已派左邱阳先行，为李公朴访问做准备工作。但因皖南事变发生，沈钧儒又急电李公朴到重庆商谈计拟成立民主政团同盟事，李公朴只得取消原行动计划转回重庆了。

[1]　《革命的摇篮——延安》，《李公朴文集》，第337，349页。
[2]　《革命的摇篮——延安》，《李公朴文集》，第337，349页。
[1]　《两渡黄河》，《李公朴文集》，第353页。
[2]　《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李公朴文集》，第534页。
[1]　《华北敌后——晋察冀》，《李公朴文集》，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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