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 九”运动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于1935年12月12日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李公朴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修改工作，并在《宣言》上签了名。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举行成立大会，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35人为执行委员。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推定沈钧儒为主席，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统一领导上海市的抗日救亡运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已经63岁的沈钧儒和左臂跌伤的李公朴参加游行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浩浩荡荡从商会出发，经过北河南路、宝山路到大场路，沿途有不少群众自动参加到队伍中来。这是上海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示威游行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李公朴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全救”先后发表了《公开信》、《绥东事件宣言》、《告同胞书》，表达了“全救”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和呼吁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真诚愿望。“全救”成立后发动抗日人民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行径，使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了救亡运动。蒋介石集团为了摆脱孤立困境，破坏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推行其对内“剿共”对外投降的反动政策，竟然要对救国会和它的领导人采取镇压手段。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等人，分别在自己的住所被捕，沈、李、王、沙被送往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章、邹、史被送往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高二分院当即开庭，审问沈、李、王、沙。沈、李等当庭驳斥了上海市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拘捕他们，提出抗议，坚决反对公安局非法移提。沈、李、王三人的九位律师，轮流进行辩护，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公安局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法院被迫裁定：责付律师担保释放。另外，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亦以同样理由被迫裁定由律师保释。

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几人回到家里不久，又于晚10时遭逮捕。李公朴当晚不在家，他是第二天“高二法院”开庭前一刻，自投到法院里来的。这一天审讯是公开的，不禁止旁听，但中、西捕探和警察密密包围了法庭，警戒森严。审判长宣布沈、李、王三位居住在越界路区域，“高二法院”没有管辖权，撤销拘票、回复逮捕时原状。按法律回复逮捕时原状，就是恢复自由。但法院与公安局串通，违背法律由公安局把他们提解走了。与此同时，章乃器、邹韬奋于11月27日晚，也被移提到上海市公安局。

12月4日午后，沈钧儒、李公朴等被押上团体客车，从沪锡公路往苏州开去。途中，李公朴轻轻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章乃器低声和着，大家也跟着唱起来。由李公朴指挥，押解人员也一起唱。歌罢，彼此互相鼓掌。热烈的情绪，溶解了“囚犯”和解差之间的界石。车抵苏州前，李公朴代表沈钧儒等人向押解人员致告别词。他慷慨激昂，当讲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时，押解人员中有的流了泪，李公朴也忍不住地流下泪来。

到了苏州高等法院，经过“侦讯”，沈钧儒、李公朴等被送到吴县横街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拘押。他们考虑到这个案子不可能短期了结，准备作“长期牺牲”，对监狱的生活和斗争做了细致安排。他们五人中，沈老年高，经验最丰富，又和蔼可亲，被大家推为“家长”。其他五人的分工是：章乃器为会计，王造时为文书，李公朴管事务，邹韬奋管监察，沙千里管卫生。每天7时半起床，运动半小时。运动分跑步、拳术、柔软操、打球、推手等。饭后，他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邹韬奋续写《经历》，王造时翻译拉斯基的《国家论》，沈钧儒练习书法，李公朴每日手不释卷地读书。各人都按计划埋头奋斗。

国民党政府坚持爱国有罪的反动政策，在沈钧儒、李公朴等被捕后，1937年1月29日，江苏高等法院又传讯并扣押了顾留馨、任崇高，在南京逮捕了孙晓邨、曹孟君，在镇江逮捕了罗青，在无锡逮捕了张仲勉、陈道弘、陈卓，在美国讲学的陶行知也被法院通缉。这样，随着案情的发展，非法逮捕通缉的已不是7人而是14人。

沈钧儒、李公朴等被捕羁押八个多月。期间，在经过五次侦讯后，正式开庭审理。第一次开庭是1937年6月11日，第二次是6月25日。当时李公朴还年轻，但颔髯长半尺。他每次答辩，都是从容地捋着美髯，据理力争，非常坚决。如问到救国会的宣言、纲领和宗旨时，他答道：“四个大字，抗日救国。”当提出所谓“联合各党各派就是容共”的问题时，他回答说：“联合各党各派，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检察长大惊小怪，竟扯到容共上去了。各党各派，当然是而且首先是国民党。为什么不提国民党，只说共产党？如果说这就是容共，中山先生也主张容共，难道中山先生错了吗？”对所谓“共产党主张抗日、建立国防政府，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上也主张抗日，建立抗日政权，这是被共产党利用”的问题，他答说：“我很奇怪，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的话，别人就不能说了。共产党说抗日，难道我们就只能说不抗日吗？共产党说统一，我们就只能说不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沈老更直截了当地说：难道共产党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吗？）我国四万万人都要求抗日，只有汉奸除外。我相信审判长也是要求抗日的，如说这是被共产党利用，那审判长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了。不管是谁，只要他坚决抗日，我就心甘情愿地被他们利用。”他还特别反诘说：“如说救国是‘危害民国’，难道卖国才是‘保卫民国’吗？如说呼吁救亡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难道与三民主义相容之主义，是当亡国奴吗？”

这些法官总想把“救国”说成“有罪”借以吓人，不料“七君子”及21位名律师（当时全国还有许多名律师都要求为“七君子”作义务辩护人）毫不让步，使他们无隙可乘。第一次审理还未终结，因审判长拒绝调查证据，致使全体律师一致“罢席”，被告一致拒绝答辩，旋即审理中断。到第二次审理时，法庭上仍紧张万分，无法终结。“七君子”中有的反诘他们的讯问是“牛头不对马嘴”；有的直接反驳其“缺乏地理常识”。检察官说他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接着就有人提出：“希望代表的不是中华民国，否则，老百姓太丢脸了。”检察官气急败坏地说：“这是侮辱检察官，妨碍行使职权”，要求书记官记入笔录。大家说：“这是阻止被告合理申辩，侮辱救国会”，也要求书记官记入笔录。弄得他们哑口无言。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慌了手脚，于是又以此来嫁祸于“七君子”，认为他们去年曾给张学良打过快邮代电，这是一种“勾结”的“轨外行为”。沈钧儒反驳说：“如认为这是‘勾结’，我们也同样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军事将领，那不是也同国民政府‘勾结’了吗？既然‘勾结’，有‘勾结’一方，当然还有‘被勾结’一方。”沈老郑重提出：“必须传张学良到法庭对证。”弄得那些法官们满头大汗。旁听席上的人，也哄堂大笑，拍手叫好。站立两旁的法警竟也相视而笑。

在两次公审之间，即6月23日，杜月笙、钱新之来看守所，拿出两封电报。第一封是6月22日叶楚伧从南京给杜月笙、钱新之的，电报说：“沈事势非先将悔过书内容决定，未便赴庐，务乞立即转知具悔过书。如能接受，并草送文稿。24日晨到沪可再作内容文字之研究。”第二封是蒋介石6月23日从庐山打给叶楚伧的，电文是：“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

“七君子”对叶楚伧要求他们写悔过书一事，十分气愤，表示坚决反对。沈钧儒和邹韬奋都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没有‘过’，用不着‘悔’。”李公朴愤然指出：“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地明白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到庐山是蒋先生要我们去，非我们乞求。今以具悔过书作为我们赴庐山的条件，这等于不要我们赴庐山!”为此，“七君子”于6月23日晚，写信给蒋介石，表明了态度。这样，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了援救“七君子”，争取抗日救国自由，揭露国民党救国有罪的反动实质，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汪馥炎、张宗麟、潘大逵、胡子婴等16人于6月25日发起救国入狱的签名运动。宋庆龄等16人向报界声明说：“沈先生等七人并没有罪。所谓罪只是爱国罪，如果爱国就有罪，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有人敢去爱国吗!”“七位先生已为爱国而入狱了，我们也愿和他们一起入狱，这就是我们发起这个运动的由来。”7月5日，宋庆龄以愤怒心情来到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对她收押。同行的还有诸青来、彭文应、胡愈之、胡子婴等十余人。中外报刊都以很大版面报道了宋庆龄等赴苏州请求收押审讯的经过，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狼狈，更不敢对“七君子”贸然判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外形势很快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对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君子”案件难以继续审理。7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江苏高等法院裁定：具保释放。同日下午5时，“七君子”胜利出狱。晚7时，苏州各界知名爱国人士李根源、张一麐等在国货公司屋顶花园设宴招待他们。晚11时半，沈钧儒、李公朴等从苏州回到上海。12时半，胡愈之、钱俊瑞、彭文应、张志让等在邓脱摩饭店设宴为“七君子”洗尘。李公朴发言指出：“被捕时手枪对着我们，我们认为最多不过是个‘死’。但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相信死后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起来的。我们要以死的决心争取中华民国的抗日胜利。”

8月2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设午宴欢迎“七君子”和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随后上海南市区还开了个官民联合大会，欢迎郭沫若和“七君子”。官方代表潘公展装模作样地说：“今天还有人怀疑政府究竟抗战不抗战。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人民还不相信政府，真是亡国之象。今后人民要无条件的相信政府。”轮到李公朴发言了，他说：“刚才主席说人民还不相信政府，今后应该相信政府。不错，不错。可是我看政府也不相信人民，甚至害怕人民。人民不相信政府，倒不一定是亡国之象，政府不相信人民到了害怕人民，确是倒台之象。今后要人民相信政府，首先要政府相信人民，不怕人民，不与人民为敌。”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潘公展致词时的沉闷空气立即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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