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老舍，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代文学巨匠。老舍以“舍予”的精神把毕生精力和才华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典范之一。他来自人民，同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一
老舍原名舒庆春，笔名“老舍”，后来笔名就取代了原名。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老舍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贫民家庭。父母给他取名庆春，意为庆贺春天来临。老舍的父亲舒永奉，是清朝军队的士兵，编入守卫皇城的护军。母亲也是满族人，姓马，来自北京郊区农村。老舍是父母的幼子，在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之后排行第八。老舍出生时哥哥姐姐已夭折一半，大姐、二姐已出嫁，家中只有三姐和三哥。五口之家全靠父亲每月三两银子的微薄薪水和母亲手工劳动的少许收入维持生活。
老舍出生的次年，即1900年，英、法、德等八国联军进兵天津、北京，对义和团和反侵略的中国军民进行疯狂的镇压，火烧圆明园，洗劫北京城。8月14日，老舍的父亲舒永奉在与八国联军的作战中，被烧夷弹活活烧死。侵略军在城内大肆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险些在侵略军翻箱倒柜时被压死。
父亲死后，全家四口人加上一个守寡的姑姑，生活全靠母亲帮人洗衣缝补勉强维持。由于营养不良，老舍自幼很瘦弱，直到3岁才学走路和开口说话。到了学龄无钱上学，只能在家里帮母亲、姐姐干点活。老舍的母亲勤俭诚实，心地善良，性格刚强，对子女身教言传，要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走正道不走邪路。老舍性格上深受母亲的影响，宁愿挨饿也不肯求人，对别人又很有义气，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
1905年，7岁的老舍遇到了一个好机缘：舒家有一位名叫刘寿锦的远房亲戚，一天偶然来到小羊圈胡同舒家，知道老舍还未上学，便决定带老舍到附近一家改良私塾读书，费用全由他包。
老舍从《三字经》启蒙，在改良私塾读了三年，10岁时转入西直门崇寿寺内第四学区私立第二小学，两年后转入南草厂第14小学。老舍学习成绩优良，语文尤为突出，擅长作文和演说，并能背不少古文古诗，常被老师派到低年级当代课“小老师”。课余时间他爱看《三侠五义》、《五虎平西》、《包公案》之类的通俗小说，既提高了作文能力，也增强了抑恶扬善的正义感。
1913年，老舍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由于刘寿锦无力继续资助，他半年后便转入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学习。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的文学才能显露出来了，作文和演讲皆名列前茅，受到校方的器重，也引起京师学务局的注意。1918年夏，老舍在师范毕业，京师学务局任命他为京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这在当时算是一种破格。19岁的老舍走上了社会，并挑起生活的重担。小学校长月薪一百多元，虽经常拖欠，但家庭生活毕竟开始略有好转。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并迅速扩展到全国。20岁的老舍身负小学校长之责，没有参加大中学校学生的示威游行，但思想上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和启迪，对反帝反封建斗争逐渐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我还是我，可是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 这还了得! 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1]“五四”后，京师学务局派老舍到江苏考察教育。他先后参观了上海、南京、无锡、南通等地二十多所小学，回京后与同行者合写了《参观苏省小学报告》。次年9月，京师学务局派老舍到郊外北区任劝学员，负责检查该区学校师资、教学、学风等情况。同年12月，老舍在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工作，继而主持京师私立小学教员夏季国语补习会，还兼任着郊北区公立通俗教育演讲所所长。
在担任劝学员期间，老舍认识了教堂主持人宝乐山（又名宝广林），并结识了常来教堂的燕京大学英籍教授埃文斯及新文学作家许地山。老舍翻译了宝广林所著《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在《生命》月刊上发表。他还加入了基督教，在缸瓦市教堂受了洗礼。
1922年夏季，老舍辞去劝学员职务，去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并兼一个班级的辅导员。在庆祝辛亥革命十周年的集会上，老舍发表演说，谈到争取民主政治和国民的共同福利，以及铲除旧的恶习、积弊和像鸦片烟那样的有毒的文化。他说，大家应不惜牺牲，要比耶稣多负起一个十字架。至此，他的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已更为清晰。此后，他阅读了“五四”以来出版的大量书刊，宗教观念逐渐淡薄，民主和科学意识日益增强。
老舍教中学国文比当劝学员更加得心应手。他讲课生动有趣，课外还组织演讲会，锻炼学生表达能力。为了给学生写作做示范，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发表在1923年1月28日出版的《南开季刊》上，把“舒”字一分为二，署名舍予。这篇小说描述一个名叫小铃儿的小学生，邀集同学，练习武艺，准备长大后打帝国主义。
天津距北京虽近，但老舍还是眷恋自己的家乡，一学期后便辞职回京。他先在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任秘书，随后到北京公理会基督教附设的服务团工作，又在北京市立一中教国文、音乐和修身课。他在缸瓦市基督教堂主持过“儿童主日学”，提出了少背圣经，多传授知识的主张。此期间，他与小学、中学同学罗常培
[1]、英籍教授埃文斯来往较多。埃文斯了解老舍的学识水平之后，便极力推荐老舍到伦敦大学任教。
二
1924年夏，老舍从天津大沽口登上德万哈号远洋客轮于9月14日到达伦敦。已回国的埃文斯教授，迎接老舍到伦敦郊区的巴尼特一所租好的房屋住下，恰好与几日前由美国来伦敦的许地山同屋。
老舍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文讲师，聘期五年，年薪250英镑。当时，每月20多英镑维持自己食宿已够紧张，还要寄些钱回国供养老母，所以收入并不宽裕。教学工作也不轻松，课程安排每周多时达20多节课，每天从住处乘地铁到学院得两小时。生活清苦，工作紧张，但老舍挤出不少时间，充分利用这所大学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
老舍在伦敦大学读书范围很广，从欧洲史、古希腊史、古罗马史，到古希腊、罗马经典文学著作，都一一精读或浏览。他感到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文艺也给他很大的启发。接着，他读了近代的英法小说，如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荻斯，法国的福禄贝尔、莫泊桑等名家的代表作，受益匪浅。
老舍萌生自己写小说的念头。他已经有了一些生活素材，特别在北京教育界工作多年，对那里的人和事、善与恶异常熟悉，写小说时也就从教育领域下笔。在许地山鼓励之下，老舍课余时间就泡在寂静的图书馆里埋头写作。写好的部分念给许地山听。到伦敦后一年多时间，老舍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经许地山介绍，寄给国内主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发表前罗常培曾送给鲁迅过目。1926年7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开始连载《老张的哲学》，署名舒庆春，第二章改署老舍。这是“老舍”之名第一次在中国新文学刊物上出现。
老舍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日》，仍写国内教育界的人和事，1927年3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又开始连载。许地山出国前是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经许地山介绍，老舍于1926年加入了这个著名的文学社团。
许地山不久迁居牛津大学，老舍便搬到伦敦西部的霍兰公园附近的一所公寓里，与一位退役后尚无固定职业的英国军官埃杰顿同住一层。埃杰顿本来是文化人，在东方学院学中文，喜爱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想译成英文，但中文的语言障碍很多。老舍不辞辛苦，协助他翻译，帮助其完成了这个宏愿。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注重研究和介绍东方各国的学术文化，经常举办学术讲座。1926年11月27日，老舍应邀赴以“东方和非洲”为总题的系列讲座，讲《唐代爱情小说》，得到院方好评。老舍还应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在电台用英语讲汉语知识。
老舍头两部小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了单行本。1928年又着手写第三部小说《二马》。这时老舍在伦敦将近四年，对英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中国人在英国的遭际有所了解，这部小说就是写中国人在伦敦的。《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
老舍在《小说月报》上接二连三发表小说之际，正是中国新文学活动第一个十年之末和第二个十年之初。第一个十年新诗、杂文散文、短篇小说取得丰收，长篇小说却不多，有影响的作品极少。老舍一连推出三部长篇小说，在文坛上耳目一新，颇为轰动。
老舍早期这三部小说，浸透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尽管那时老舍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国外也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英勇不屈的斗争，但小说的思想内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充溢着爱国主义思想情绪和民主主义思想意识，他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是革命的同情者。老舍在《二老》中借马威之口发出的沉痛呼喊：
“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等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
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
中国人! 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 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1]1929年6月，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五年聘期届满，院方发给他80英镑回国旅费。老舍离开伦敦，到法国巴黎参观了一些时日，继而游览法、德、意等国几个城市，前后约三个月，剩下的旅费只够买到新加坡的船票。他在马赛登船，坐上三等舱，经过20多天的海上颠簸，到新加坡时身上只有不够吃顿好饭的钱，下船后得立即找事做。经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介绍，他被聘到华侨中学教书。新加坡是华人聚居的港口城市，众多华人在那儿含辛茹苦，艰苦创业。老舍放弃了在海船上酝酿的写爱情小说的打算，想写一部表现中国人开发南洋巨大功绩的小说，写出中国人如何“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但因教学任务在身又无钱外出调查，只好缩小取材范围，写成一部带童话性的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陆续寄给《小说月报》连载。这部小说蕴含着世界弱小民族“应在同一战线去抗战”的思想，表露了老舍热望贫弱的祖国敢于同强权抗争的爱国激情。
老舍在新加坡期间，同青年学生接触，对社会情况耳濡目染，感受到南洋华人及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民主义情绪强烈，看到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兴起，他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他认识到：“在今日要想明白什么叫作革命，只有到东方来，因为东方民族是受着人类所有的一切压迫；从哪儿想，他都应当革命。”
[2] 老舍出国前虽加入基督教，但无论在伦敦或在新加坡，都未参与教会活动，从他的小说中也难以找到宗教思想的痕迹，实际上他的反帝爱国的思想情愫已逐渐淹没了宗教意识。
1930年2月底，老舍登上开赴上海的轮船归国。
三
1930年3月，老舍抵达上海。4月初回到阔别六年的家乡，与慈祥的老母团聚。
故乡面貌依旧，而城名已改为“北平”
[1]。老舍原指望北伐战争之后中国会有所变化，回来一看，依然是虎狼当道，这使他胸中积淀了要为小人物说话的创作愿望。老舍在北平住了三个月，忙于探亲访友，外出演讲，并参与一些文学活动。7月间，他接到齐鲁大学聘书，便南下济南，担任该校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第二年老舍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胡絮青结婚，那时他已32岁。
从1930年夏末到1934年秋初，老舍在济南住了四年。在那里，他有了第一个女孩，取名为“济”。在济南，他交下了不少朋友，写成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四部长篇小说和收进《赶集》里的十几个短篇小说。
老舍回国之时，中国革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深入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的左派力量，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救国斗争，英勇地反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1930年3月，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团结革命的进步的作家，把新文学运动进一步向前推进。
老舍从思想感情上是赞同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情革命进步阵营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行动上较为持重，同各派人士都友好往来，不参与他当时还不甚明了的政治斗争，也未加入新成立的文学团体和连绵不断的文学论争。他在伦敦加入的文学研究会，这时已经风流云散。而当时的“左联”多少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未能注意联系像老舍这样的无党派作家。老舍虽未加入“左联”，但以他的作品表明，他是旧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始终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人民站在一起，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极其关切，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深为不满。他回顾到济南的感受时曾写道：
我初到济南那年，那被敌人击破的城楼还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在那儿含羞的立着。不久，城楼拆去，国耻布条也被撤去，同被忘掉。拆去城楼本无不可，但是别无建设或者就是表示着忘去烦恼最为简便；结果呢，敌人今日又在那里唱凯歌了[2]。这实际上是以曲笔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政策。到济南不久，老舍就创作了以济南“五三”惨案为背景的小说，故事的中心是在黑暗社会母女二人相继被迫为娼，先后投入大明湖。完稿后寄给郑振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待排时，被“一· 二八”战争的炮火烧得只字不留。
老舍在齐鲁大学，主要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等课程，并兼1930年级顾问及主持《齐大月刊》。他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由学校内部刊印。这部讲义论述问题深入浅出，重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及作家思想、人格在创作中的作用，在介绍多种文学流派中特别推崇现实主义。他强调文学艺术家在什么时代与社会，便替什么时代与社会说话。这些思想观念同左翼作家实际上是同声相应的。他在《齐大月刊》发表《论创作》，在济南青年会讲《文学的创作》，都强调文学创作应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1931年和1932年，老舍的《猫城记》、《离婚》两部小说几乎同时与读者见面。《猫城记》是一部童话式的讽刺小说，用“猫城”隐喻遍地黑暗的中国社会，“矮人”影射日本侵略者。小说以“矮人”侵略“猫城”，曲折地描绘“九一八”以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激发人们救国热忱。但老舍自己认为小说中议论过多，写得不成功，评论者对这部小说也有争议。《离婚》则用现实主义笔法，描写古城北京一个旧政府机关的人和事，反映城市小市民稀里糊涂的生活和因循敷衍的风气，鞭挞社会害人虫的丑恶行径，颂扬见义勇为的壮举，富有鲜明的北京地方色彩。
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又接二连三创办刊物，提倡“幽默文学”，并逐渐形成一个论语派。老舍作品富有幽默隽永的语言风格，被林语堂、陶亢德等人看作是拉稿的主要对象。自1932年到1936年，老舍在论语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特别是幽默性小品文较多，但并不是论语派成员。老舍那时不参与政治，也不参与论争，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多种报刊，如《申报· 自由谈》、《东方杂志》、天津《益世报》、《文艺月刊》、《青年界》、《文学》、《文学季刊》、《现代》、《太白》等报刊都发表作品。
老舍发表作品越多，索稿的来信来访络绎不绝。于是老舍在写长篇小说的间隙，陆续写些短篇小说，供给索稿的友人和刊物。1934年9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赶集》出版。虽然书名寓意是“赶写出来的集子”，但其中不少篇，如《马裤先生》、《微神》、《柳家大院》、《黑白李》、《也是三角》等篇，是短篇小说的佳作。《黑白李》在歌颂真挚深厚的兄弟情谊中，从侧面反映革命运动对青年的影响。
1934年暑期，老舍萌生弃教从文的念头，特地到上海征求友人意见，揣摩靠稿费为生的可能性，但文学界友人劝他别冒放弃教授之职、不领固定工资之险。老舍接受劝告，应国立山东大学聘请，全家迁往青岛。他依旧边教书边写作，长篇作品放在假期执笔。《牛天赐传》就是假期完稿的，寄给《论语》半月刊连载。
黄海之滨的山东大学，当时由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任校长，除老舍之外，还有闻一多、洪深、沈从文、梁实秋、赵少侯等知名人士任教，稍后台静农也来山大，文科教学阵容很强。老舍朋友最多，最善于与人相处。老舍在山大两年，主要讲授《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小说作法》等课程。他教学认真负责，讲课透彻而有启发性，耐心指导学生写作，为青年作者的诗文做序、写评论。他写作进度也较快，《牛天赐传》完稿后，又写了长篇小说《选民》（出版单行本时改为《文博士》），还出版了《樱海集》、《蛤藻集》两部短篇小说集及总结创作经验的《老牛破车》一书，并收集资料，准备写《骆驼祥子》。根据烧毁的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而成的《月牙儿》，以深沉的笔调，描写那个“黑暗是无限的时代”、“妇女的命运不在自己手里”的社会，母亲在贫困饥饿中挣扎，被迫出卖肉体换取生存，女儿本想另寻一条新路，但在生活煎迫中也没有逃脱同母亲一样的命运。这篇小说富有强烈的感人力量，艺术手腕达到圆熟之境，成为现代中短篇小说的名篇。
1936年初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专心从事写作。《骆驼祥子》是他作为专业作家撰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从1936年9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半月刊上开始连载，约一年刊完，随后由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以旧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生活为背景，通过对人力车夫祥子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罪恶的旧社会，表现了他对旧社会城市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了解和同情，对旧社会生活的反映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这部小说出版后，被译成十余种外国文字，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正当《骆驼祥子》在《宇宙风》上连载之时，中国抗日救国运动起了重大的变化和转折。日本侵略军魔爪伸进华北，伺机进犯天津、北平，抗日救亡浪潮全国各地再度兴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深入人心。在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策略推动和国民党爱国将领响应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逐步形成。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包括老舍在内的中国众多文学家无不受到鲁迅伟大崇高精神的教育和启迪，沿着鲁迅开拓的道路前进。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文学界逐步停止内部论争，在抗日民族解放旗帜下团结起来。老舍在青岛密切注视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老舍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了。
四
“八· 一三”之后，老舍携家人离青岛到济南，再度受聘于齐鲁大学。但战云密布，学校无法开学，师生纷纷离校。老舍这时已有三个孩子，次女出生不到三个月，胡絜青产后体弱，无法远行，老舍万分焦急。他回想当时的情景写道：“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1] 在胡絜青理解和支持下，老舍毅然只身出去。家属暂留原地，待机回北平老家。
1937年11月15日，老舍挤上南下的最后一趟火车，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经郑州换车，18日到达汉口。起初，他住在朋友家里，不久，爱国将领冯玉祥把老舍和多位文化人接住到武昌千户街福音堂。冯玉祥对老舍的爱国热情极为赞赏，特地赠诗赞扬：“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在武汉，遇到了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楼适夷等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还遇到阳翰笙、宋之的等不少戏剧家和名艺人，其中多位是共产党人。
老舍到武汉之初，抱着“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的心绪，创作鼓书、坠子等通俗文艺形式的作品，宣传抗日爱国，如《张忠定计》、《游击战》、《王小赶驴》等，次年结集为《三四一》
[2] 一书出版。他还写了《一块猪肝》、《浴奴》、《人同此心》等短篇小说，表现中国人同仇敌忾反抗侵略之心。他又动笔写长篇小说《蜕》，反映抗战初期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思想蜕变，在《抗到底》半月刊连载，但不久刊物停刊，老舍未再续写。
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沦陷之后，延安、武汉、广州成为作家、文化人聚集之地，而武汉的人数最多。在周恩来和中共组织的指导、推动下，并得到冯玉祥和国民党爱国人士的支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成立大会有一百多人参加，由邵力子主持，周恩来、冯玉祥、日本友人鹿地亘讲了话。老舍朗读了与吴组缃起草的“文协”宣言。会上选出了理事、候补理事、常务理事，不设主席。老舍以最多票数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文协”的成立，老舍十分高兴，他写了一份《入会誓词》，庄严地向祖国、向人民宣誓：“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在我入墓的那一天，但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他把自己当作“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决心献出全部精力为抗战服务。周恩来多次来到“文协”，对“文协”和老舍的工作关怀备至。老舍对周恩来非常敬仰。与周恩来的接触，加深了老舍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
“文协”成立后第一件大事是创办刊物，老舍多方奔走，积极筹备。1938年5月，“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老舍为编委之一，实际上是主持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经诸编委努力，《抗战文艺》成为抗战中坚持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老舍和许多作家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大量爱国主义文章和作品。1938年5月14日出版的《抗战文艺》，刊载了老舍与茅盾、郁达夫、夏衍等18位作家共同署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谴责周作人在北平附逆失节，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1938年夏，武汉形势告急，日机空袭不断，老舍住的千户街也挨过炸弹。国民党当局放弃“保卫大武汉”的部署，全线后撤，文职机关纷纷迁至重庆、桂林。中共办事处决定转移到重庆，继续领导国统区的工作。“文协”也搬到重庆。老舍借钱给中共党员作家楼适夷撤往广州、香港，并介绍楼适夷与在香港大学工作的许地山联系，组织“文协”香港分会。8月14日，老舍与“文协”部分人员乘轮船到达重庆，不顾患痢疾后身疲腿软，为“文协”恢复工作东奔西走。在老舍的努力下，《抗战文艺》从2卷6期起在重庆复刊，一直坚持出版到抗战胜利。
老舍在重庆，大量时间用于主持或参与“文协”的活动。1938年10月19日，老舍主持鲁迅先生逝世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鲁迅的作品人品，强烈呼吁“燃起我们的怒火吧，青年! 以学识，以正义感，以最有力的文字，尽力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吧!”
[1]1939年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裂痕，并逐渐扩大和加深。国民党当局眼见“文协”由进步力量所掌握，便从有限度的支持转向制造障碍，甚至剑拔弩张。据吴组缃回忆，一次有个国民党头头召见老舍，对老舍说：“我很知道你，你是无所谓。可你要提防被人利用。”老舍说：“你既知道我，很感激。但我怎么就无所谓？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 我被谁利用？我只知道老百姓，我只知道抗战。这没错! 我看你也应该叫老百姓利用利用。”
[2] 老舍义正词严而又机智巧妙地揭穿了召见者的险恶用心及妄图离间他与共产党亲密关系的诡计。
“文协”工作是在中共地下组织，特别是周恩来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对老舍主持“文协”工作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有力的支持，经常到老舍的住处找老舍谈工作、谈写作、谈家常。老舍对朋友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 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
[3] 老舍在重庆，与共产党员作家以群、阳翰笙、田仲济等多人建立了深挚的友谊和密切的工作联系。
1939年夏季，“文协”组织战地访问团，赴前线慰问，考察战争实况，分为南北两团。老舍参加北团，6月29日离重庆，经成都、广元、汉中、宝鸡，7月9日到达西安，然后东行至华阴、潼关、洛阳，到了距日军阵地仅九公里的陕州，折向南阳、襄樊，8月19日返回西安后北上陕甘宁边区。9月9日，老舍一行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三四千人列队欢迎。访问团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政治部机关。毛泽东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访问团人员，在多次欢迎会上致词。老舍在会上报告文化人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及重庆文艺界的状况。访问团在赴榆林访问之后，经延安南下，边区各界千人列队送行。老舍随团又到甘肃、宁夏访问，12月8日回到重庆。此行历时半年，途经11个省。他创作长诗《剑北篇》，记述北行见闻，参观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情景和观感，在当时国统区是不能公开发表的，老舍只能用含蓄的笔法描绘心中留下的美好印象，而对知心朋友交谈则直叙当时的兴奋喜悦心情。他对臧克家说：“崭新的天地，崭新的人，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在一次招待宴会上，毛主席和我对杯，我说，我可不敢，主席身后有几万万呀，主席笑了。”
[1] 陕甘宁边区之行以后，老舍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感情上更加亲近和信赖。
在北行前后，老舍感到“戏剧在抗战宣传上有突击的功效”，便暂时放下小说，试写剧本。他创作的四幕剧《残雾》，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损公肥私、姑息养奸的丑行恶德投以辛辣的讽刺，对饱经战争苦难而深怀抗敌爱国之心的下层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和热情的赞美，演出获得了成功。自1939年至1943年间，老舍共创作或与剧作家合著《国家至上》、《张自忠》、《面子问题》、《归去来兮》、《桃李春风》等九个多幕剧。这些剧本先后由当时著名的剧团演出（如中国万岁剧团、中华剧艺社、中电剧团等），在抗战宣传上收到积极效果，也标志着老舍由小说家跨进了戏剧家的行列。
老舍在重庆生活穷困，体弱多病，住处多次搬迁，饮食、用品、香烟一再降格，心中惦念留在沦陷区的妻儿。直到1938年秋，才得悉胡絜青携带三个孩子潜回北平化名隐居的信息。他乐观开朗，与朋友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对“文协”工作热情充沛，任劳任怨。他有腿痛病、贫血病，总是步行参与文艺界、文化界各种会议活动。1940年4月20日，王昆仑代表中苏文化协会宴请中苏文艺家，老舍、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出席。席间老舍牵头，多人联句赋诗，寄赠远去新加坡从事抗日文艺活动的作家郁达夫
[2]。1941年5月，“文协”发起诗人节，老舍是发起人之一，积极推动抗日诗歌活动。8月底，老舍应好友罗常培、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之请，赴昆明讲学和游览三个月。11月16日，老舍在“文协”为庆贺郭沫若诞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的茶话会上作了报告，会上与周恩来亲切会见。1942年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愈加险恶，特务恶棍横行。老舍依然毫无畏惧地出席各种集会。1942年10月19日，老舍主持的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大会遭警察、特务包围。老舍刚一上台，宣布开会的语音未落，八九条恶棍一窝蜂拥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大叫大嚷，连推带搡把老舍往下面拉。老舍瞪着大眼，一脸怒气。会没有开成，但国民党留下的“民主”记录却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他构思了一部小说《民主世界》
[3]进行揭露和讽刺。
抗战后期重庆物价飞涨，商品几乎早晚市价不同。老舍虽多病，但又必须勤写，这样经济来源才不至于中断。他写了九个剧本又继续写小说，推出了长篇小说《火葬》和中短篇小说集《贫血集》。1943年初，他得悉老母在北平病逝，无法前往送葬，写了《讣告》、《我的母亲》两文寄托哀思。11月，胡絜青携子女逃离北平辗转到达重庆，老舍正住医院割阑尾。家属来了，老舍的生活较安定，准备写大型作品，但贫血病仍折磨他，生活清贫依然如故。
1944年4月17日，重庆文化界举行庆祝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大会，到会300多人。邵力子、郭沫若、茅盾、沈钧儒、董必武等许多著名人士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贺词，高度评价老舍的创作成就和为文艺界抗日大团结作出的贡献，赞扬老舍的坦诚胸怀和高尚品格。重庆《新华日报》、《抗战文艺》等报刊开辟专栏，发表祝贺文章。由邵力子等文化界著名人士联名发表的《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纪念缘起》中写道：“中国新文艺的基础渐见奠定了，老舍先生便是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先生的创作生活事实上是与中国新文艺同时发轫，也将与中国新文艺日益堂皇而永垂不朽。”
[1] 老舍在庆祝会上泣不成声，深怀感激之情，更受到鼓舞和鞭策。他加紧创作可以“成为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四世同堂》。11月完成第一部《惶惑》，1945年完成第二部《偷生》。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但日本侵略军垂死挣扎，拼凑兵力进攻湘桂，进入贵州，逼近重庆，国民党显贵纷纷撤离。老舍下定决心，如果日军占领重庆，自己便以滔滔嘉陵江作归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4日，老舍主持“文协”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仍简称“文协”）。19日，在周恩来、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柳亚子等500多人参加的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老舍在开场白中讥讽国民党当局的“建国”空言，并朗诵《阿Q 正传》第七章《革命》，隐含嘲讽。两天后，老舍主持“文协”联欢会，特地请周恩来介绍延安文艺界情况。在国共两党斗争中跟谁走，老舍心中已经择定了。
1946年2月初，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
五
1946年3月20日，老舍抵达美国西部城市西雅图，然后转赴华盛顿，不久去纽约。在老舍赴美之前，《骆驼祥子》已在美国出版英译本，被列为每月畅销书，但译者未经作者同意，把小说悲剧结局改为祥子和小福子喜结良缘，以适合美国人的胃口，大大降低了原著的思想格调。老舍深为气恼，打算请人合作重译，然而却一时无暇顾及。他先后到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讲学，观看戏剧歌舞演出。他还到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聚居的荒凉地带考察，对美国的贫富悬殊和种族歧视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城，有一座供艺术家创作和休养的名叫“雅陀”的休养所。9月，老舍在“雅陀”住了一个月，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日本作家石垣绫子夫妇、英国作家拉罗夫· 贝慈成为好友。史沫特莱邀老舍向美国退伍军人讲述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横暴。在纽约，老舍与美国作家、《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 斯诺，女作家、《大地》作者赛珍珠相识，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交往，与旅美的罗常培、徐讦、林语堂等常来常往。
老舍出国后不久，中国大陆内战的烽烟再起。身在异国的老舍，对国内时局变化、战争动态非常关切，一直同国内进步文化界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在一个集会上，一个美国人心怀叵测地问老舍：“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老舍严正地回答说：“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
[1] 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援蒋反共、干涉中国内政的抗议。老舍同外国朋友谈到中国的政局时说：“蒋介石完全失去了民众的信赖，正因为这样，他对民众的压迫变本加厉了。……但是，即使民众受到什么迫害，事情也决不会就此结束的。”
[2] 老舍已经意识到，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必将被人民所推翻。
老舍赴美讲学期为一年。一年后，老舍考虑在国内战争环境中难以写作，便留在纽约，续写《四世同堂》，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因素。赛珍珠帮他办了延期签证。这位美国女作家在1948年3月29日的一封信中谈到老舍的境况时写道：“他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
[3]老舍在美国的第二、第三年，较少参加社会活动，集中时间写作。1948年底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并与译者艾达· 浦鲁伊特合作，先搞出一个全书的节译本在美国出版。随后又创作一部以战时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先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
[1]。这两部书是老舍40年代后期的力作。前书是鸿篇巨制，共100章100万字，从北平沦陷前后写到抗战胜利结束，真实地描绘了在日本侵略军践踏下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逐渐觉醒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的历程，赞颂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和忠贞不屈的爱国精神，思想艺术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他创作道路上的第二座高峰。《鼓书艺人》集中描写方宝庆父女在重庆利用鼓书进行宣传，但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迫害的故事，还热情描绘了革命作家孟良的形象。
1949年夏，中国大陆绝大部分获得解放。老舍精神振奋，向日本友人说：“中国不久将获新生了。”“中国已经有了希望了。我要尽快回国去”。
[2]他写信给在香港的共产党员作家楼适夷，表述自己的心境。楼适夷很快向中共组织作了汇报。周恩来1949年7月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委托郭沫若、茅盾、周扬等30多位文艺家联名致函老舍，敦请老舍回国。老舍接信后，10月13日在旧金山登船，辗转抵港，12月9日到达天津大沽口，12日回到离别十多年的故乡，此时已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不久即由阳翰笙陪同，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老舍在回国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从三藩市到天津》中，谈了他踏上新中国大地的感受。在1950年元旦北京文艺界欢迎茶会上，他朗诵了回国后写的第一篇诗《过新年》，热情歌颂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1950年2月，胡絜青携带子女回到北京与老舍相聚，在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安家，结束了多年只身在外的流浪式生活。从此，他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了。50年代初，他先后担任《说说唱唱》主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艺》主编、《新戏曲》杂志编委等职，此外，还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0年7月14日，周恩来特地宴请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北京的变化。
在建国初的两三年间，老舍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赞美新北京的散文、诗歌和各种形式的通俗文学作品，并连续写了《我热爱新北京》、《方珍珠》两部话剧。三幕剧《龙须沟》，以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人民填臭沟筑新路的事实为素材，以老舍所熟悉的小人物为主人公，通过臭沟地带一个小杂院的变化，反映劳苦人民在新旧社会制度下的不同遭遇，歌颂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到了光明。1951年2月，这个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毛泽东主席观看了演出，并接见老舍和演员们。
老舍孜孜不倦地写作，又热情满怀地参与多种社会和文化活动。1951年12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这年，他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
老舍回国不到一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老舍以通俗文学作品，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51年6月，全国各界发动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中国作协捐“鲁迅号”飞机一架，老舍献出《方珍珠》、《龙须沟》两剧演出稿酬8万元，并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10月4日，由贺龙元帅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启程，老舍任副团长随团出发，深入前线进行慰问活动。这是老舍第一次到部队体验生活，也是第一次到炮声隆隆的前线。慰问团回国了，老舍仍留前线继续调查访问，直到1954年4月才回京。随后他即创作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中篇纪实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业绩。
老舍除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外，又当选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副主席，还身兼中苏、中印、中朝等友好协会副会长或理事，后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凡是在北京欢迎外国著名人士、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几乎都有老舍出席。这期间，老舍还出访友好国家，1953年4月，赴捷克斯洛伐克，观摩全国职业剧团会演；1954年12月，与周扬、丁玲赴莫斯科，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六
随着各种兼职增多，老舍的社会活动、外事活动十分频繁，经常出席各种座谈会、纪念会、观摩会、创作会、招待会。1956年年底，与茅盾、周扬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尽管活动繁多，但老舍依然以写作为主要任务，1956年初，老舍根据当时震动全国的政治骗子李万铭事件编写的五幕讽刺喜剧《西望长安》，先后在北京和各地演出，取得很大的社会效果。5月17日，在昆剧《十五贯》座谈会上，周恩来委托老舍把它改编为京剧。老舍很快完成了任务。1957年7月，三幕话剧《茶馆》发表，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该剧以北京一家历史久长的茶馆为场景，表现旧中国三个时代，即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清朝末年、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强化法西斯主义统治但日暮途穷的年代，前后跨时50年。小小的茶馆成了旧中国社会的缩影，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社会制度必然崩溃。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剧后来走向世界，成为20世纪世界名剧之一。
1957年6月，老舍赴乌鲁木齐，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代表大会，并参观访问。他对荒野上建立的新城和沙漠变绿洲的军垦区感受良多，写了《新疆半月记》。11月，老舍与刘宁一、许广平率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1958年至1959年两年间，连续创作《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三部话剧，反映了老舍对社会主义信念的执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老舍写了相声《访问杜勒斯》、《杜勒斯发高烧》和杂文《粉碎杜勒斯的强盗逻辑》，嘲讽和斥责杜勒斯的反华谰言。1960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老舍推出四幕话剧《神拳》（原名《义和团》），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描绘和评价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的壮举，谱写出一曲民族正气歌。通过这个话剧，老舍告诫读者和观众，要警惕“今天的文明强盗”
[1]。
在创作大型作品的间隙，老舍不断有杂文、散文、诗歌、曲艺、序跋评论等多种形式的小型作品发表，多者一年七八十篇，少者一年三四十篇。每次外出访问调查或出国归来，都有作品发表。这些作品，浸透了他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深情。他创作的最后一个剧本是1961年发表的三幕五场儿童剧《宝船》。此后，除把川剧《荷珠配》改编为话剧，把梆子剧《王宝钏》改编为京剧外，未再写新的剧本。
老舍解放后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事业，主要出之于高度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热情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家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用老舍自己的话说：“假若我在新社会里不肯前进，冷笑着放下笔墨，我不但失去身份，而且失去生命——写作的生命。”
[1] 中国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给他以亲切的关怀和启导。胡絜青回忆说：“敬爱的周总理是老舍接触的共产党领导同志中认识最早、受益最多的一位。他那崇高的思想品德，使老舍崇拜得五体投地，敬佩万分，从心里把他当成自己的良师。”
[2]老舍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使他得以安心写作。夫人胡絜青既是画家，又是贤妻良母，把家庭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他家的四合院中有柿子树，老舍命名为“丹柿小院”。屋内四壁挂满了画，院子里养了多种多样的花，尤以菊花最多。老舍的生活起居很有规律：早上起床到院中打拳、看花、松土，上午一般用于写作，下午外出参加活动或在家接待朋友及来访客人，晚上看看演出或写急用的文稿。老舍勤俭持家，遇到国家发行公债，他都踊跃购买，不肯后人。他交游宽广，从党、政、文教各界知名人士，到普通的工人、市民、军人、演员、医生、教师，五行八作，都有他的朋友，还交了不少外国友人。交友成为他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
[3] 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申中共在社会主义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给全国广大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老舍在会上作了《戏剧语言》的专题报告。会后，他与田汉、阳翰笙、曹禺等到各地参观访问，留下诗歌多篇。4月下旬回京不久又去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5周年活动。
“广州会议”在全国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老舍深受鼓舞，积极构思新作。他向熟悉的朋友透露，正在写小说《正红旗下》。但不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浪潮骤起，文艺领域首当其冲，多种多样的“批判”接踵而来，文艺创作领域逐渐冷寂。老舍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热情不减，1963年仍发表诗歌《歌颂伟大的党》。但他在思想上出现了困惑，写作时下笔持重谨慎，作品数量减少。1962年底他把《福星集》以后的散文编为《小花朵集》出版。从此未再写大型作品，小型作品数量也大大减少。《正红旗下》写了8万字便搁了笔，直到他逝世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老舍小说创作的尾声。
1966年春，林彪、江青一伙开始张牙舞爪，神州大地上妖风四起。心地善良的老舍并未料到一场空前浩劫即将来临，生活和写作如常。4月，他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又赠演员王莹诗一首。这篇快板和这首诗成了老舍一生最后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8月24日，67岁的老舍，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之后，携带手抄的毛泽东诗词，投入北京近郊的太平湖。
[1] 《老舍文集》（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346页。
[1] 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后来是语言学家。
[1] 《老舍文集》（1），第409页。
[2] 《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1] 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
[2] 《老舍文集》（14），第98页。
[1] 《老舍文集》（14），第279—280页。
[2] 《三四一》收入三则鼓词，四出京剧，一篇通俗小说。
[1] 《鲁迅先生逝世二周上纪念》，《抗战文艺》第2卷，第7期。
[2] 吴组缃（1908—1994），现代作家、北京大学教授，也是老舍的挚友，抗战时期与老舍同在“文协”工作，这段回忆材料见《老舍和朋友们》，第457—458页。
[3] 《老舍和朋友们》，第459页。
[1] 《老舍永在》，《老舍和朋友们》，第204页。
[2] 此诗共四句：“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孤客”（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孙师毅）。
[3] 这部小说在《民心半月刊》发表头三章，后老舍出国未续写。
[1] 原载1944年4月17日重庆《新蜀报》，转引自《老舍研究资料》（上），第244页。
[1] 克莹、侯育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2] 〔日〕石垣绫子：《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转引自《老舍和朋友们》，第625页。
[3] 198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第8版。
[1] 中文原著在美国丢失，后由马小弥根据英译本转译。
[2] 《老舍和朋友们》，第629页。
[1] 《老舍剧作全集》（3），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1] 《老舍文集》（14），第329页。
[2] 《周总理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散记老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看到，第3页。
[3] 文化部、剧协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与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会议，同在广州举行，通称“广州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