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柯棣华，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作为印度医生，志愿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他以精湛的医疗技术为抗日的根据地军民服务，且亲身参加抗日民族战争。他病逝后，毛泽东为他致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一
柯棣华， 原名德瓦卡纳思· 桑塔拉姆· 柯棣尼斯（Dwarka nathShantaram Kotnis）（柯棣是姓，为了表示援华抗日的决心，他在柯棣的后面加了一个“华”字——柯棣华），1910年10月9日，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在印度的原属孟买省的绍拉普尔出生。
在绍拉普尔度过少年时代的柯棣华，受到他的父亲桑塔拉姆先生的严格教育和良好影响。桑塔拉姆虽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办事处主任，但要照顾一个失去听力的妻子和抚养八个儿女，生活仍是困难的。桑塔拉姆是一个通晓大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他在抵制英货的高潮中，带着两个儿子——孟凯什和柯棣华去参加焚烧进口棉布的篝火集会。他原寄希望于柯棣华医学院毕业后能自行开业，摆脱债务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当柯棣华决定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时，他还是积极支持了儿子的正义行动，并帮助柯棣华说服了援华委员会。
年轻幼稚而又向往民族独立的柯棣华，为了解除祖国和人民的苦难，他和父辈一样，努力探索拯救民族的道路。他认为“明治维新”的决定因素是“新医学”，于是柯棣华走上了医学救国的道路。
1930年5月，在柯棣华进入孟买卡瓦享达斯·森德多斯医学院不久，他的家乡绍拉普尔就发生了工人志愿队的武装暴动。历时一周的工人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领导人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起义事件的革命行动却鼓舞了柯棣华。1932年，当第二次反英高潮掀起时，柯棣华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他勇敢地走上街头，以激烈的言语抨击殖民主义政策，因而遭到殖民当局的监禁。为了营救宣传民族独立而被捕的教务长，他当面痛斥当局新委任的教务长是恶魔，并带领同学高呼“恶魔教务长滚回去”等口号。营救活动持续一个多月未能成功，柯棣华因此被开除学籍。
迫害不能使他屈服。柯棣华在以同等学历考入孟买格兰特医学院后，更加认真地思索印度的民族独立活动。1936年，他在格兰特医学院结束了学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并因成绩优秀而被留校担任生理学助教。1937年又获得住院大夫的职称。柯棣华在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医学这个观察社会的窗口，看到了在病态社会中两个典型的病状：一是因为花天酒地而患病的富人，一是因为饥饿寒冷而死亡的穷人。这些问题决不是医学所能救治的。医学救国的理想破灭了。柯棣华重新陷入了探索真理的苦闷之中。
后来，他在自传中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写道：“我在十岁时，就是1920年反英运动最激烈时，印度政府采取了野蛮手段，为了镇压此运动，引起了我的革命思想。从那时起，我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了，特别是1929年到1932年的反英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时到了最高点。”
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我的革命思想已经启发了，但是，关于革命的方法还没有确实的了解。”
二
当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华很快被吸引了。
日本侵华战争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怒，也改变了印度知识界对日本基本国策的看法。在这样一个举国上下的“援华热”中，28岁的柯棣华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作出了决定——到中国去。
1936年6月29日——即孟买“援华日”，柯棣华正式向援华委员会提出参加医疗队的申请。柯棣华的入选是困难的，首先因为他缺乏医疗队员所必须具备的外科经验。其次，他的父亲对国大党抱有成见和对殖民当局能否支持医疗队在华长期工作抱有怀疑。但柯棣华毫不气馁。他中断了为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学业准备，想方设法直接同委员会主席见面，以便用当面的恳求来弥补他资格上的不足。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主席接见了他。他这种不顾一切的心情充分表达在他同年7月5日给父亲的信中：“委员会主席向我指出了事情的阴暗面，这是指妨碍深造，以及失去将来可能得到的工作等。因此，我断然表示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并真诚的希望被录取。我不知道您是否喜欢我的这个新的狂热的行为。但是，我确实希望您能用直到如今对我的那种宽容，允许我获得一生仅有的机会”。在这封信中，他郑重地告诉父亲：“我将这个决定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转机。”
他的诚挚，特别是他的父亲的支持，使援华委员会放宽了条件。8月底，柯棣华终于加入了由爱德任队长，卓克任副队长，他和巴苏、木克为队员的五人援华医疗队。
援华医疗队受到印度人民的一致赞扬。当医疗队在孟买集中准备出发的前夕，印度各社团领袖，各界代表以及在印华侨，中国驻印外交官员的代表，都纷纷赶到孟买为他们送行，欢送的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在集会上，一些大学生跑到主席台上，向医疗队表示致敬，把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队员柯棣华、木克、巴苏包围起来，称他们为光荣代表。在人民的热烈欢呼声中，柯棣华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三
带着印度人民的友好情谊，医疗队于1938年9月1日乘英国邮船拉吉普塔纳号离开孟买。在远航中，柯棣华认识了两位从海外回国的中国人，一个是工程师，另一个是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出于青年人的求知欲望，他每天缠住这两个中国朋友询问中国的各种情况，向他们学习中国话，学唱中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闲暇时，柯棣华最喜爱阅读埃德加·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等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他知道了英雄的中国红军史诗般的长征，知道了抗日根据地这些崭新的字眼，知道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的名字。
9月17日轮船到达广州码头，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席宋庆龄，第一个上船来热情地向印度友人致意并表示欢迎。五位印度大夫在欢迎声中，踏上了他们向往已久的中国大地。
凡是在中国人民抗战时期前来援华的外国朋友，几乎无一例外要同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最先相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他们却同被国民党人百般丑化的中国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
柯棣华等原先认为，到了中国，就可以援助中华民族而大显身手了。然而，没有多少日子，他们就发现这种想法是幼稚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印度医疗队到达中国之前，上海、南京已经失守，日寇正向武汉、广州、长沙长驱进犯。9月25日，医疗队随军到达长沙。没几天，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武汉、长沙，向宜昌转移。不久，又决定由宜昌撤退到大后方——重庆。在撤退途中，他们曾一度在国民党一所医院工作，目睹了国民党军队从前线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混乱局面，和国民党政府贪污自肥，置人民与士兵生命于不顾的腐败现象，人人气愤难平。柯棣华说：“仗已经打起来了，国民党居然不加抵抗，拼命向后方跑，真是使人伤心失望。”
通过一次又一次接见、宴会、访问和实际工作的接触，柯棣华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看清了国民党老爷们的“抗战”真相。他愤慨地对巴苏说：“假如我们要和这些人一起工作，那我们的失败是肯定了。”他还不止一次催问爱德队长：“我们为什么不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我们为什么不请八路军办事处帮忙？”
在武汉期间，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代表董必武、叶剑英于9月30日在四川饭店举行宴会，欢迎援华医疗队。柯棣华非常重视和共产党代表的第一次会面。这次宴会是家常便饭，没有舞会和娇滴滴的小姐作陪，但主人的情操和风度却给医疗队很深的印象。在宴会上，大家一次又一次为印度独立祝酒，一起用中文和法文、俄文唱歌，离席时，每一个人都为这次会见所感动。在回公寓的路上，五位印度大夫兴致勃勃，年轻的柯棣华向巴苏第一次表示了他埋藏在心里好多天的心愿：“如果能跟这些出色的八路军一起工作，该多好啊。”
第二天中午，医疗队再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和工作人员一起共进午餐，每人只花了八分钱菜金。使柯棣华赞叹不已的是：在花红酒绿的武汉，从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到每个战士，都毫无怨言地吃这八分钱的标准。他再次感动了。在告别的时候，他禁不住紧紧地拥抱了八路军的同志们。
10月7日下年，周恩来在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亲切会见了医疗队，象拉家常一样和他们谈起了中国和印度，谈起了喜马拉雅山的峡谷及其高度……。当爱德队长表示要到八路军工作的愿望时，周恩来紧紧握着爱德的手说：“谢谢你们！八路军、新四军确实很困难，很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欢迎你们到八路军、新四军里去工作。但考虑到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研究，你们是不是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
10月底，五位印度大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向国民党卫生总署再次提出去延安的要求。医疗队的主动，打破了国民党老爷们的回避政策。在所谓国际影响的幌子下，最早露面劝说他们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他装着一副佛学家的模样“开导”来自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人，极力劝阻医疗队留在重庆才是佛家的真谛。他诬蔑说：“共产党不知伦理，不要纲常。正人君子应洁身自好，决不可与之共事。”
戴季陶的“劝说”碰壁以后，重庆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死心。12月29日，在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亲自出面接见印度大夫。在一般性的寒暄之后，孔祥熙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几位想去延安？”“延安除了荒山野岭什么也没有，除了山就是雪，担心你们这些从温暖地带来的人忍受不了哇。”“重庆虽然雾大一点，可是山川秀丽，风景宜人，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比延安好得多，否则政府就不会将重庆作为陪都啦。”“前线危险，无法保障安全，一旦不幸，无法向印度人民交待。”
柯棣华却说：“我们不是来参观访问的，印度人民派我们来，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战争就难免有牺牲，这一点，我国人民是会理解的。”孔祥熙默然无语，只是一个劲地抽烟。过了好大一会儿，怒气冲冲地走了。
经过一番曲折，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于1939年1月22日，踏上了奔向延安的道路。为了医疗队的安全，八路军办事处请来了在中国工作多年，恰好要到榆林去视察“中国工业合作组织”的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要他陪同医疗队到延安去。在向延安出发前夕，柯棣华给父亲写信说：“我们就要到延安去了。……我希望这次北方之行，将使我能够亲眼看看，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主义。”但就在这时，柯棣华接到他哥哥从印度发出的信，告诉他“父亲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年轻的柯棣华以沉重的打击。他呆坐在火炉旁，想到父亲为全家的生活，为自己的求学和后来开业行医购买医疗器械，一直负债在身的情况；想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坚定支持；想到离家来中国前一天晚上同父亲的彻夜长谈；想到父亲的谆谆嘱咐：“到中国后，好好干，不要三心二意，中国是我们苦难的兄弟，我期望你成功。”这一切都使他万分悲痛，禁不住泪流满面。
同伴们知道了这个不幸消息后，都劝他回国料理一下家务。他拒绝了。他说：“父亲是如此尊重我从事的事业，甚至为此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除了为这个事业献身之外，没有其它道路可走。”
当天晚上，在油灯下，他忍住眼泪，给兄妹们以及亲友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忍受这个噩耗在我并不困难”，因为“就在昨天，这个城市遭受轰炸，死亡五十多人。我目睹男人、女人，以及无辜婴儿的尸体从瓦砾堆中拉出来，他们有何罪过，竟遭到这样悲惨的死亡呢？……”上帝解救不了人类的苦难，人民只有自己拯救自己。他再次表示，“在我未能履行我向国大党提出的至少要在中国工作一年的诺言之前，我不能回国。”他嘱咐哥哥承担家务，照顾妈妈和年幼的弟妹，以便使他能继续留在中国帮助抗战。
第二天清晨，五位印度大夫离开了阴雾弥漫的重庆。巴苏华在日记中写道：“柯棣华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
1939年2月12日，印度医疗队经过长途跋涉，跨过风雪迷漫的山山水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2月14日，延安各界代表齐集在八路军卫生部大礼堂，为印度五位大夫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出席了这个欢迎会，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致意，并招呼柯棣华等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身着带补丁的灰色棉制服，脚上穿一双八路军战士的棉鞋，说话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给柯棣华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晚会上的节目是抗大同学自编自演的。其中有一个节目最受欢迎，演的是医疗队和中国同志一道上前线，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五位大夫心情激动地应邀上台，用中文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完歌，柯棣华又用中国语高呼口号：“印中两大民族团结起来，打倒世界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随之高呼，喊声雷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群众一起鼓掌、欢笑，表示赞扬印度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
15日，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窑洞内亲切接见医疗队成员，询问了一些有关印度工人、农民生活状况，印度人民反帝斗争的形势以及印度各政党的主张等。毛泽东对印度友人说：“中印两国人民都遭受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压迫，有许多共同点，应当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希望在工作中，不仅对医生、护士，而且对领导人要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中午，毛泽东请医疗队全体共进午餐。当医疗队离别毛泽东回到住处后，巴苏华兴奋地说：“我感到很骄傲，我见到了一位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引以为自豪的领袖。”
医疗队的五位医生，又用了几天时间，参观了延安的部队、机关、医院、学校、工厂和农村。然后，根据他们的请求被分配到设在离延安35里地的拐峁村的八路军总院，担任分科军医。柯棣华除了积极热情为伤病员治疗外，还特别注意观察自己周围的许多新鲜事物。他看到这里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新型关系：医生护士把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为了治愈伤病员而废寝忘食；伤病员对医护人员非常尊重和信赖，听从安排，主动合作。他也看到这里的领导、士兵、院长、医生、护士都彼此同志相称，平等相待，经常在一起开会，自由交谈，互相征求意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看到边区军民，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干部、士兵、勤务员，都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一个士兵每月收入折合三个卢比，而总司令和边区主席的收入也只有五个卢比。他深深感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理想和高尚的生活目的。
在延安期间，柯棣华结识了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接触到许多医务人员。他经常听他们介绍红军的艰苦长征，根据地建设，党的光荣传统以及陕甘宁边区的现状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回忆在国民党区域内工作的那段经历，十分感慨地说：“国民党把伤员当作‘罪人’，漠不关心，百般打骂，草菅人命。”可是延安却是另外一种情景，“这同国民党官僚富翁们所统治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多么不同啊！这是全世界罕有的新事物和新制度啊！”
四
1939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突变。德国法西斯军队闪击波兰，华沙陷落；英法对德宣战，飞机袭击柏林……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了。在新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策略也作了相应变更，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极力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根据地则实行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他们调动侵华主要兵力，采用“分进合击”、“梳篦清剿”和“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进行“扫荡”。八路军同敌人进行着决死斗争。
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柯棣华和他的同伴们，再一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到前线去工作的要求。柯棣华向有关领导同志说：“我来中国的目的是要直接为抗日的军民服务，我是个外科医生，也要象白求恩那样，到前方去为受伤的战士动手术。”
为了做好开赴敌后前线的准备工作，柯棣华学着八路军的样子，穿着草鞋，背着背包，戴着草帽，全副武装练习爬山。他在给印度家人的信中说：“我们等待任何时候下达行军的命令……我们已经开始吃士兵的伙食——一天三顿，每顿是小米饭或小米粥。”
10月2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一间明净的窑洞里再次接见了柯棣华等，同时转达了朱德总司令从晋东南发出的“欢迎印度大夫到晋东南根据地去”的电报。毛泽东还亲切地叮嘱印度大夫，希望他们到了前线，要做好医务工作，要学习政治，要宣传抗日和国际主义。
印度大夫被批准上前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卫生部门，也传遍了延安。11月2日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宴会，为印度友人饯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使印度友人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3日，拐峁医院全体同志也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柯棣华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讲到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命运和共同斗争，讲到在延安受到教育和启示，讲到和中国同志在共同战斗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他特别讲到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的眼睛湿润了，心情无比激动。最后，他满怀深情地说：“同志们请相信，我们决不辜负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望。”
11月4日早晨，中央卫生部指定寒冰为翻译，并派八名警卫人员，护送医疗队踏上通向晋东南前线的路程。由于黄河东岸受到日寇的不断进犯，道路被封锁，因此，医疗队只得南下西安，经潼关和渑池，再向北进入晋东南。
柯棣华一行从渑池渡过黄河之后，在向晋东南的二十多天的漫长的行军中，虽然有部队护送，群众欢迎，兵站接待以及当地村民的提供敌情，但也要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多次碰上“遭遇战”。这对于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柯棣华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考验。
12月21日上午，在一间设备十分简朴的民房里，朱德亲切热情地接见了医疗队的全体成员。室内小桌上有几本书和一盏煤油灯，墙壁上挂满了东北、中国、亚洲和世界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插着许多不同颜色的小旗，标示着抗日战争的敌我形势。
柯棣华坐在炕沿上，用诧异、新奇的目光倾听着朱德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敌后战场的概况和八路军游击战的主要经验……。朱德还亲自为医疗队在晋东南的活动拟订了一个详细计划，并组织他们学习、了解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军民关系和医疗卫生等情况。虽然柯棣华当时还不完全理解这一切，但他意识到这是值得探索的真理。
朱德在向医疗队介绍了白求恩医生在中国的感人事迹后，说：“他热爱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我们许多帮助，做了很大贡献。”“他牺牲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临牺牲时，他还满怀信心地祝愿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否则，我们便对不起白求恩和你们这些热情帮助我们的同志。”
1940年初，日寇集结重兵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扫荡”。柯棣华等立即要求随部队进行战地救护。朱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将他们安排在一二九师陈赓领导的一〇七团里。柯棣华、巴苏华来到团里，受到热烈欢迎。不久，他们随团参加了激烈的张店战斗。他们同这个团的指战员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学习，一起行军，同甘苦、共患难，经历了二十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为了能及时抢救伤员，他们把临时手术站设在前沿阵地。这是柯棣华的建议，也是白求恩的经验。战斗打响后，手术站就忙得不可开交了。任它枪林弹雨，任它疲劳饥饿，柯棣华顽强地一直连续工作46个小时。当战斗进行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同志们为了他的安全，劝他和伤员一起撤下去，他认为这是看不起他，他发火了，嚷道：“为什么叫我下去？不行，假使我不能和你们同生共死，我就不配在八路军工作。”战斗中，他亲眼看到有的战士奋不顾身，为了保护阶级兄弟和首长而牺牲自己，有的战士多次负伤不下火线的感人情景。一次，他给一位老战士治疗，只见这位身上除新伤口外，还有六、七处旧伤疤的老战士，非但没有丝毫忧伤，还自豪地向他诉说着每一处伤疤的来历，使他十分敬佩。
在战斗空隙，柯棣华同战士们一起学习，一起参加各种会议；夜间，又与战士们一起围在篝火旁，倾听团首长讲该团的光荣历史和作战故事。一个晚上，他参加了一个班、排的总结分析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研究班、排在作战中的配合问题，客观地分析了连、营、团领导在指挥上的优缺点，然后提出今后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柯棣华对官兵之间的这种亲密融洽关系倍加赞扬。
使柯棣华感触最深的，是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部队只要发现乡亲们遭受敌人的烧杀抢掠，不管多大艰险，都要全力以赴前去营救。柯棣华随军到过许多乡村、城镇，到处看到群众积极支持八路军，纷纷踊跃参军的动人情景。在每次大的战役中，只要八路军一动员，成百辆小车，成百副担架，很快就集中起来，浩浩荡荡，支援前线，往往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伤员们从战场上抬下来，把火线急需的弹药运上去。“这是多么生气勃勃的局面，多么巨大的力量的源泉。”
柯棣华还发现，这支部队无论是向老乡们买东西，还是办其他事情，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十多天的战斗生活，两位印度友人同这个团的战友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这短短的战斗历程，给柯棣华留下的印象是永远磨灭不了的。它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战争的本质的认识，还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八路军指战员的亲切感情，从而鼓舞着他在实际行动上发扬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在紧张的战斗间隙，给他妹妹写了一封热情赞扬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合作，克服困难，共同抗日的信件。他还在小本子上写了许多感想，而且不止一次地对陪同他的翻译说：“我虽然没上过抗大，但这一次也可以算是参加了一所新型的战斗大学了。”他还高兴地对巴苏华说：“这一次，可以说我们真正成为前线的普通一兵了。”
五
1940年3月末，柯棣华、巴苏华两位印度大夫，告别了朱德总司令，走向了新的战场——晋察冀根据地。
他们从晋东南出发，跨越太行山，穿过冀西，进入了烽火连天的冀南根据地。接着又越过冀中平原，来到晋察冀和平西一带。他们迂回转战，东至运河，北抵长城，纵横驰骋数千里。在途中，他们参加了一个支队伏击敌人军用列车的战斗。和战士们一起拔道钉、拆枕木、割电线。柯棣华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他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又惊讶又振奋，内心充满了愉快和骄傲。
几个月的生活，紧张而又丰富。他和广大军民一起，穿过崇山峻岭，越过广阔平原，闯过了一道一道封锁线，参加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抢救和治愈了无数的伤病员。有许多英雄人物和战斗事迹，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坎上。从此，柯棣华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6月21日，在河北唐县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陵墓落成举行揭幕式，八路军指战员和四乡的群众怀着崇敬的心情，环立在白求恩墓旁，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聂荣臻司令员特地邀请柯棣华代表印度医疗队参加。他默默地走上前去，把一个写着“印度援华医疗队敬挽”的花圈，双手敬献到白求恩大夫的墓前。揭幕式上，聂荣臻简要的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光辉事迹，高度评价了白求恩大夫对中国人民所做的贡献，热情赞扬了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柯棣华听了十分激动，他暗暗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向白求恩大夫学习。”
柯棣华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这时，印度政府来电催促他回国。他必须在回国和留下之间进行选择。柯棣华认为，在这场关系着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命运的斗争中，这里就是自己的战斗岗位。他写信给印度援华委员会表示：“不必理睬他们，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工作并没有违背他们当初派我们出来的宗旨。”“至于电报中提出的护照和将来的职业和前途问题，我认为这已经算不了什么。”他诚恳地对一位边区领导同志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太伟大了！我爱上了你们的事业和你们的敌后根据地，我要和你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8月17日，唐县葛公村的群众终于盼来了柯棣华和巴苏华两位大夫。热情的葛公村人民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一群青年把柯棣华簇拥着走上主席台，在热烈掌声中，他宣誓似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同志们，乡亲们，我和巴苏华同志衷心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欢迎！我们知道这里曾是白求恩同志工作过的地方，而且军区今年2月曾将你们的学校和医院以白求恩这个光荣的名字而命名。我要说的是，我们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也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们要象他一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
9月，根据地的战争形势紧张起来，晋察冀的南线、北线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柯棣华和巴苏华立即提出申请，要以白求恩为榜样，组织医疗队到前线去救治伤员。军区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两位大夫分别参加了三分区和四分区的救护工作。他俩分手时，还提出了工作竞赛的条件：（一）及时地对伤员施行治疗；（二）不在火线上丢掉一个伤员；（三）节省医疗用品。
柯棣华随军奔赴南线——河北省涞源县一带。他坚持按照白求恩的作法，把手术室设在离前线一二里地远的地方。在为时13天的激烈战斗中，他接收了八百多名伤病员，为其中做手术者558人次。由于伤员不分昼夜地运来，他有三天三夜未曾休息。他用最大的热情，完成了救治伤员的任务。
百团大战之后，巴苏华大夫奉命返回延安。爱德华、木克华、卓克华三位大夫也因身体状况不佳先返回印度。柯棣华决心只身留职晋察冀前线。他担任了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外科教员，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对工作的责任心，他的治学精神，他的教学艺术，特别是他和边区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博得了一致的好评，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1940年春，为纪念白求恩逝世，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1年1月，卫生学校校长江一真传达了聂荣臻的命令，任命柯棣华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随后，江一真也给他介绍了一些管理医院的切身体会，送给他一本油印小册子《怎样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并再三叮嘱，希望他成为第二个白求恩。送走江一真，柯棣华思索着这句话的份量，深感担子太重了。那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新上任的柯棣华院长，决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踏着白求恩的足迹前进。他认真地向白求恩一道工作过的同志们请教，并且在他们的帮助下，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为医院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战争环境的规章制度。这套制度，既有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又有白求恩模范医院时积累的经验，如休养员班、排组织制度，领导干部轮流查房制度，医院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意见征询会议制度，医生、护士每周一次的工作汇报制度等等。
柯棣华遵照白求恩“大夫不能等待伤员前来，而必须去到伤员那里”的遗言，坚持把医疗队设在前线近处，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前线去抢救伤员。
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热爱伤员，无微不至地关怀伤员，把救护和治疗伤员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行军途中，他总是随着担架走，与伤员形影不离，遇有危险，他挺身而出。他亲自给伤员喂饭，把自己的被褥衣服给伤员用，马给伤员骑，细粮给伤员吃。他经常对医务人员说：“一个医生，只要活着，就不能忘记伤病员。”
他同群众血肉相连，把为群众服务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发现老乡得病，便毫不迟疑，立刻赶去治疗。老乡有病找上门，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村里的老乡和医院部分工伤人员，都亲切地称呼他：“贴心大夫”、“黑妈妈”。
他除了担任院长职务，还负责给卫生学校讲课和指导学员实习。在教学和医疗工作中，他发扬白求恩大夫“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教学质量，还经常带领学员查房，给学员做示范。大量平凡而细致的工作，使他成了医院里最忙的人。在困难面前，他从不叫苦，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1月，柯棣华愉快地给在延安的巴苏华写信，讲述了自己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收获。他在信中说：“我在此间虽然过着一种从所未有的艰苦生活，但我觉得我充满了活力和愉快。我热爱中国，热爱正以无穷威力摧毁法西斯暴行的英勇抗战的军民。
我的医务工作，包括治疗外科伤员，手术开刀，帮助学员在手术室作实际操作。每天平均有三次手术，而医院中病人的流动是很频繁的。去年一年内，我们大约作了四百五十多个外科手术。
关于学习，我在中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能够在几乎不用字典的情况下阅读中国革命史一类的书报。我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令我满意。
然而，我在去年的巨大收获，是性格方面有显著的转变。你很了解，在没到延安之前，我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落后，我的头脑里虽然有些民族意识，但却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而关于革命方法的概念又极模糊。去年，在这里的一年多时间，过着一个八路军战士的生活，经常接受同志们在会议上和私下交谈中对我的帮助，使我在性格、思想等方面经历着显著的转变。
1941年是柯棣华“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不论在工作上的贡献，或是学习上的收获，思想上的提高，都比这短短的信中所写的要大得多。
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和“铁壁合图”，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在葛公村张各庄召开了军民誓约大会。柯棣华在会上用中文发表了长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正当我们抗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边区缩小了，我们军队减少了，我们的斗争越发困难了。但是，这能吓倒我们吗？不，不能，绝对不能！不管敌人是‘扫荡’还是‘蚕食’，搞‘三光’还是搞可笑的‘自首’阴谋，这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发誓和你们并肩战斗，直到打败法西斯主义！”
由于敌人频繁的“扫荡”，他和同志们不得不一次次忍痛放弃亲手建立的医院和学校，打起背包和敌人周旋于丛山峻岭之中。
在战斗频繁而又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医院既要对付“扫荡”，又要坚持医疗，还要开展大生产运动，经常有人因为饥饿疲劳而晕倒。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柯棣华特别关心。在大家眼里，柯棣华既是他们医院的院长，还是一位国际友人，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减轻他的负担并给予可能的生活照顾。但是柯棣华始终坚持和大家一样，劳动生产积极带头，穿越敌战区背粮争着去，生活上和战士一样吃黑豆、野菜，拒绝接受对他个人的任何特殊照顾。有一次全校改善伙食，小灶吃大米饭，一般灶吃小米饭，这是一年之中难得的一次。通讯员给柯棣华打一份大米饭，他一看就火了，把大米饭送回小灶。后来，他真挚地恳求说：“请同志们一定不要把我当成外国人。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时候，把我从战士行列中拉出来，我是十分难过的。”“我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但我来中国是为革命，为消灭法西斯，不是为吃穿、图享受的！”
柯棣华按照一个普通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常对同志们说：“一个革命者不应当把困难挂在嘴上，再苦再累还比得上长征吗？”他对领导特意照顾他身体的战利品、滋补品一律拒绝接受或转送给重伤员。有时老乡为了感谢他的精心治疗，特地送来土特产和鸡蛋表示心意。他总是和蔼地婉言谢绝：“我是八路军，不能接受老乡的礼物。”“只要你能参加生产，多打粮食支援抗日，那就是对八路军最好的感谢。”1942年6月9日，他在给巴苏华的信中再次谈到他当时的思想变化。他说：“我有一件事很高兴，就是，在我个人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我所有的那些坏习惯，我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被我抛弃掉了。”
1942年7月7日，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五周年的日子里，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组织上把接受他入党的决定通知他时，他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在鲜红的党旗下，他庄严地举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宣誓为反对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我要将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这壮丽的事业。”
六
在艰苦频繁的战斗岁月里，在共同的教学工作中，柯棣华和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互相帮助，密切配合，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特别是柯棣华患病时，郭庆兰总是亲自照料。
1941年11月25日，经组织上批准，柯棣华和郭庆兰在一间普通的民房里操办了喜事。婚礼是简朴的，但是充满了幸福。江一真校长和其他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婚礼，勉励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并肩战斗，取得更大的成绩。村子里的老乡们闻讯，按中国的习惯送来了花生、红枣、核桃、鸡蛋。
1942年8月23日，葛公村又传来喜讯：郭庆兰分娩了，生了一个和柯棣华一样面孔黧黑、眼窝深凹的儿子。同志们和村里的老乡们都纷纷前来祝贺。聂荣臻知道了，也非常高兴，亲自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印华”。
工作之余，柯棣华经常抱着印华，在村子里散步。他指着印华对同志们说：“这是中印友谊的结合呀！我们是为下代的幸福而战斗，未来是他们的。”在各级领导和同志的帮助照料下，柯棣华一家的生活是非常和谐愉快的。
可是，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任务，特别是他身上顽固的疾病，却不断侵扰着这个幸福的家庭。从1942年起，柯棣华由绦虫引起的癫痫病再次发作。聂荣臻听到柯棣华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消息，非常关心，建议他离开前线，到延安、香港或者回国治疗。柯棣华拒绝了，他说：“战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每当我看到一个个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就觉得我这点病算不了什么，我一分钟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6月、9月、11月连续癫痫病大发作之后，他似乎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要和生命争时间，《外科总论》编完了，又开始了《外科各论》的编写。
1942年12月8日4时15分，他在主持了医院例行的工作会议后，回到宿舍继续编写《外科各论》讲义。他急促地在稿纸的角上填上了新一页的编号：第177页……突然一切都停止了，笔在纸上划一道长长的横线，这是柯棣华癫痫病的第五次大发作，昏迷与痉挛整整持续了十分钟。校长、政委闻讯赶来，紧紧握着柯棣华的手，示意要他安静。柯棣华望着领导同志，望着周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有多少心里话要说！但张张嘴又说不出来。
从晚上11点到次日清晨6时15分，柯棣华的病每10至15分钟发作一次。一切可能采取的治疗措施都用过了，抢救无效，在反复的抽搐下，病魔终于夺走了32岁的柯棣华的宝贵生命。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党员柯棣华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
对于他的死，中国人民极为悲痛。1942年12月30日，延安各界召开了柯棣华同志的追悼大会。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同志分别题词、撰文和给他的家属致函，高度评价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惋惜“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毛泽东挽词）。称颂他“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朱德题词）。赞颂他“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周恩来给柯棣华家属的信）。
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他生前工作过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建立了永久性的柯棣华纪念馆；在安葬他的华北烈士陵园重新建立了他的陵墓和雄伟的塑像。在印度成立了以他当年在医疗队在同伴巴苏华为主席的柯棣华纪念委员会。岁月流逝，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将比今天对他更崇敬——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为未来献身的”（宋庆龄给柯棣华家属的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