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件的炮火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在全国一派抗日杀敌、保家卫国的热烈气氛中，黄炎培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八一三”抗战期间，他担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主席，为组织运输，支援抗战前线的物资，救护伤员，救济难民，迁移工厂，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几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撤退到武汉以后，黄炎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路线。他召集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友会，号召校友们勇敢地到前方去投军杀敌，或者在后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支援前线。这时，他对教育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深深地感到“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理想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的造福人群的理想。”^[1] 此后，黄炎培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团结的政治活动中去。

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比较努力，同时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松动，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先后设立了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亦被蒋介石聘请为这两个咨询机构的成员。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决心，坦荡的胸怀和气度，从而得出了“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2]，“抛弃相互猜忌的观念”^[3]，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结论。他决心竭力促成“地方和中央”、“党派和党派”、“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并多次强调，这是他作为一个国民参政员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1939年11月，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劢、章伯钧、张澜等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国策，以求意见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4]。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黄炎培闻讯后，深感痛心和不满，他对人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1]。 1月24日，黄炎培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并递交了意见书，提出三点建议：“甲，希望适可而止；乙，军纪固重要，但亦要收集人心；丙，请把眼光向外。”^[2] 与此同时，他在和各中间党派负责人的频繁磋商中，又提出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中要有中共负责人参加，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参政会应报告新四军问题，各党派公开合法存在等建议。2月 10日，黄炎培等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在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上，一致表示完全谅解中共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出席参政会的立场；并建议中共向国民党表示：“如果国民党不谈判中共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则中共不出席”，以便他们以中共缺席，参政会召开无意义为由，共同抵制国民党利用参政会反共的阴谋^[3]。这次座谈会还一致商定建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不仅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迫害。1941年 2月，救国会主办的《全民抗战》杂志被迫停刊。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也大都被查封，一些主张民主、抗日的中间党派代表从参政会中被除名，许多人则公开受到人身攻击、威胁和恫吓，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严酷的事实使不少善良的人清醒了头脑。在2月25日民主人士的聚会上，黄炎培对国社党主席张君劢风趣而不无深意地说：“在蒋介石看来，你是刚收编的土匪，我是即将叛变的保安队。”引起在场人们会心的大笑。国民党排斥异己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行径，促使中间党派联合自救。在这期间，在渝的中间人士频频聚会，商谈成立新组织。黄炎培提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主张和立场。”^[4] 并认为：“国民党是大拇指，共产党是小拇指，我们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国共要合作非依靠我们来拉拢不成。”^[5] 经过反复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要调解国共，团结对敌，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有必要使分散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商定，不管蒋介石是否允许，一定要建立第三方面自己的政党。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代表职教社，与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以及乡建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章伯钧、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张澜等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政团同盟），通过了同盟的政纲和简章。黄炎培被公推为同盟的主席（不久，黄因故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抗战期间，以团结、民主、抗战为基本方针。它是由不同政治倾向的党派和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其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左翼倾向共产党，右翼倾国民党，黄炎培则始终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超然独立”的中间立场，实行“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他提出民盟内部要“整个的求团结”，“对各政党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件与之合作”；“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1] ；同时要“善意应付共（产）党”^[2]。

这一时期，黄炎培还在旧稿的基础上整理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对调整国共的政治立场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认为，人的本性一在“求生”，二在“求群”，进而产生“爱”；然而如果过于“偏私”，“偏激”地“爱”我或我群，就会产生“杀人”。这样，“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全生去杀”。如何解决呢？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互憎互杀，实在由于所“知”甚少，所“爱”过窄。因此，只要通过“启发方式”，“把人们所爱，逐步扩大到全人类”，“使人人以群为我有，我为群有”，“把群加强团结起来”，“那么相争相杀的惨况或可减免”^[3]。显然，深受中国儒家传统学说和西方互助进化论影响的黄炎培，是虔诚地相信可以通过启发人的良知的教育、劝说方法去实现“全生去杀”的理想世界的。他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走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努力促使他们团结对敌，共赴国难。在1941—1943年上半年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日趋黑腐”，山城的空气愈加沉闷。黄炎培面对这个令人窒息的形势，处事不能不更加谨慎。但他并未随波逐流。1941年11月25日，他和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再次提案，要求政府“结束训政”，“不以国库供党费”，“保障人民种种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禁官吏垄断投机”^[4] 等等。措词尖锐，引人注目。1942年春，当友人劝他停办《国讯》，减少言论文章行动以“免祸”时，他的回答是“不拟接受”。这一时期黄炎培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他看了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之后，十分感慨地吟出了“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1] 的诗句。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0—61页。
[2]　1937年12月28日黄炎培日记。
[3]　1939年2月19日黄炎培日记。
[4]　转引自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1941—1981）》第2页。
[1]　《皖南事件（资料选集）》第258、262页。
[2]　《皖南事件（资料选集）》第258、262页。
[3]　《皖南事件（资料选集）》第258、262页。
[4]　1940年12月24日黄炎培日记。
[5]　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状况》。
[1]　1941年4月5日黄炎培日记。
[2]　1941年8月26日黄炎培日记。
[3]　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97—199页。
[4]　1941年11月25日黄炎培日记。
[1]　1942年4月8日黄炎培日记。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324.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