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黄炎培代表民建会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太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一所新的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欣然从命。1950年，他的儿子黄大能入京公差时问他：“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叙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的经过之后，庄重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2]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挑起了侵朝战争。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自愿行动。黄炎培在积极拥护抗美援朝的同时，又深感出兵之事影响甚大，遂连日与诸民主党派人士商谈，批了一份意见书于10月24日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考。虽然黄炎培对战争胜负不无顾虑，但他凭着以往的经历，“对主席睿智而正确的领导，总理沉着而锐敏的处理一切”，却抱有“绝对的信心”，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宣传，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黄炎培针对工商业人士中一部分人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指出：“当前的时局，事实证明了美帝的野心正在进一步进逼，我们除了信任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外，各党派无党派的人士，应该负起宣传的任务来协助政府。”“对麻痹的人，要给他们刺激，唤起他们真正的同人民共一次患难，打破他们恐美疑苏的心理，说明人民的中国决不容许有人发国难财。”^[3]随着战线捷报不断传来，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黄炎培原先的顾虑尽消，更为钦佩中共中央的大智大勇。在抗美援朝期间，黄炎培不仅多次写信给毛泽东，献计献策，而且通过自己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做了大量支援前线的工作。他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号召资本家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了推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民建会专门成立了捐献委员会，黄炎培在百忙之中又亲兼主任，奔走呼吁，启发广大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中共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开始，黄炎培收到了许多地主的告状信。由于不明事实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中共和毛泽东转达了这些意见。毛泽东对黄炎培并未加以简单的批评、指责，而是从爱护的立场出发，耐心地让事实来修正他的认识。1950年下半年间，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将各地的土改材料送黄炎培参阅。还介绍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的陈丕显与他见面交谈。黄炎培的作风一向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在他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决定下乡考察。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关照黄炎培到了以后“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1]。黄炎培临行前，毛泽东又邀他面谈，告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处考察之。

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离开北京，来到苏南农村。他象四十多年前以《申报》记者身份考察教育一样，不辞辛劳地深入穷乡僻壤，了解第一手情况。当时苏南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考察团住宿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土房，同志们为了照顾这位德高望重的七旬老人，让他独自睡屋里唯一的一张木板床，大伙儿露宿屋檐下。黄炎培执意不肯，坚持要大家进屋一块儿睡，还亲自搬来砖块，为同志们搭铺，说要与年轻人打成一片！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黄炎培的心里踏实了。回京后亲自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考察结果。他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即肯定“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他还分析了土改办理好的因素在于：一是“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仰”；二是“土改以前的准备，是充分的”。同时，又坦率而诚恳地指出：“苏南土改不是没有问题”，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黄炎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黄炎培在考察土改的同时也顺便了解了镇反运动的情况。1950年10月，中共中央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强调镇压反革命须实行“稳、准、狠”的方针。黄炎培认为，镇压反革命这严厉的趋向，由于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并提出镇反工作已经是相当彻底了，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意见后，即送去纠正宽大无边的情况两份，说明：“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同时又汲取了黄炎培的一部分正确意见说：“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1] 次日黄炎培即回信，表示主席的指示十分正确，并就如何实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和“ 稳、准、狠”的政策，进一步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一面需重视群众的主张，一面仍需范之以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纠正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1953年底，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到1955年春，不少地方出现了“闹粮”风潮。黄炎培闻讯后忧心忡忡，在三四月间数度致函毛泽东，反映粮食问题非常严重，面积太广，民间大有怨声。4月 26日，他又给陈云写信。为了详察实情，黄炎培趁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分赴各地视察的机会，再度南下。临行前，毛泽东致函黄炎培，嘱咐，“先生此去下乡考查，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2]。6月2日至20日，黄炎培先后考察了无锡、苏州、镇江等地，听取了当地负责同志的汇报，并直接向农民了解情况，发现闹粮的原因远非起先估计的那么单纯，既有真正缺粮者，也有不缺叫缺的，甚至其中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故意捣乱，而实际真正缺粮的农户只不过占5％左右。他还欣喜地看到，各地农民的生产情绪是非常的热烈，对统购统销政策都异口同声地一致称好。经过视察，黄炎培内心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自感“归时的心情比去时是增加些乐观的”。回到北京后，他亲自整理了一份《江苏视察报告》呈送毛泽东，并主动作了诚恳的检讨，说前一阶段自己对缺粮情况的看法，“今天觉得是错误的了”，“今天我必须吸取这次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全面分析，随时准备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但我还是知无不言，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

[1]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2]　黄大能：《怀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65页。
[3]　《民讯》第5期，1950年11月。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91页。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3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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