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号任之，1878年10月1日（夏历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川沙县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黄叔才初在家设塾授徒，后外出做督抚幕僚。母亲孟樾清略谙文化。黄炎培六岁时即由母亲教授识字，九岁起就学于外祖父所设私塾。1899年，黄炎培以府试第一名中取秀才，三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末科），成为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招考，黄炎培应考录取特班，得以“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1]。从此，黄炎培“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学习”。这是他的“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2]

南洋公学是清末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材的学校，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黄炎培所考取的特班有四十余名学生，大多是秀才、举人出身，有相当的旧学根底。学校拟授以外语及经世之学，择优保送经济特科。特班的中文总教习是著名教育家、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蔡元培的教导方法一改“填鸭式”的传统陋习，让学生自由阅读书籍，每日笔记交先生批阅，然后轮流招至书房面谈讨论。蔡元培还融近代科学知识与爱国主义思想于一体，“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于世界。”^[3] 这对刚刚涉世不久的黄炎培教育和启发很大。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爆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学潮。全校学生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集体退学，以抗议校方开除无辜学生。黄炎培遵从蔡元培“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起民众”^[4] 的教诲，回到家乡开始从事教育救国的实践。他与同乡张志鹤等人商量，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5]，遂呈准两江总督及川沙县知事，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黄任义务总理（即校长）；同时与其兄黄洪培合办开群女学。后来，黄炎培应浦东建筑业资本家、热心教育事业的杨斯盛的邀请，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和浦东中学。黄炎培在教学中不拘旧俗，别开新路，一时名声大噪。他本着“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于正课之外，每周还组织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抨击吸毒、赌博、缠足等社会恶习。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张志鹤等四人应邀到南汇新场镇演说，被当地知县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就在两江总督魏光涛“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四小时，由杨斯盛出资、美国律师步惠廉出面营救，黄炎培等得以死里逃生，遂亡命日本。

第二年，黄炎培由日本归国后，继续在上海办学。在此之前，黄炎培曾在蔡元培领导之下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中任董事，并在爱国学社兼课，与蔡元培过从甚密。1905年，黄炎培在上海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不久，蔡元培赴德留学，黄炎培接替了蔡的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保存会员名册，接待来往会员，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在教育界服务，黄炎培与以张謇为首的江浙上层资产阶级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11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政党宪友会，黄炎培被推为宪友会江苏负责人之一。不外，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立宪派名流分析形势后，决定在国内拥袁（世凯），在江苏拥程（江苏巡抚程德全）。11月5日，黄炎培赴苏州劝程起义。其时，苏州各界正在酝酿起义。因此，黄到苏州立即得到程的赞同，并被邀请留下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任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后又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在他主持全省教育行政工作期间，曾先后创建、改建及扩建了 24所省立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许多县立小学，如东南大学等。江苏的教育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随着袁氏称帝野心的逐渐暴露，黄炎培由拥袁而变为反袁。1915年12月，当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时，他即以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反对。次年6月，闻袁毙命后，他又特作《我教育界之袁世凯观》，总结了袁失败的必然性：“以诈伪尽掩天下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今后即使有人操术更上于彼，据势更雄于彼，但可深信其结果之必无异于彼。”^[1] 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黄炎培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不断地前进。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勋窃据了江苏都督职位。黄炎培目睹国事日非，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体虽定共和，政局几经嬗变，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为道德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他认定：“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2] 因此，他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行政职务，开始全力倾注于教育事业。

1914年，黄炎培脱离官场生涯后，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到皖、赣、浙、鲁、冀五省考察教育，发现教育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即使有业者亦不能乐业。翌年，黄炎培随同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两个多月，眼界为之大开。1917年5月6日，在各地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聂云台、穆藕初等的支持和帮助下，黄炎培在上海建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翌年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反对传统封建教育思潮的进步印迹。他将“劳工神圣”的口号引入了职业教育理论，批判了几千年来在中国士子中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开卷即蓄一举人进士鼎甲”^[1] 的传统观念，提出今日读书目的在“学做人而已”；“做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他主张“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据此，他为中华职业学校规定了“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教育方针。学生在课堂中念书，又在附设工厂里实习做工，通过这些学用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出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材。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从成立至1949年，培养了七千余名毕业生，推动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为职业教育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职业教育是黄炎培整个“教育救国”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中国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的政治环境中，“教育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使自己的职业教育事业避免政治风暴的摧残，他曾两次谢绝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职位。然而，超忽于现实政治之外，毕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黄炎培被南京政府宣布为“学阀”，下令通缉。他被迫避走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师友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才被准许返回上海。此后几年中，黄炎培被迫减少了活动，但目睹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依然一贫如洗的悲惨状况，他的心情却难以平静。

[1]　黄炎培：《八十年来》第31、129页。
[2]　黄炎培：《八十年来》第31、129页。
[3]　黄炎培：《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1940年3月23日重庆《大公报》。
[4]　黄炎培：《八十年来》第36页。
[5]　黄炎培：《川沙公小学校史最初的一页》，《民国川沙县志》卷9。
[1]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黄序》。
[2]　黄炎培：《东南洋之教育·后编》第106页。
[1]　黄炎培：《东南洋之教育·后编》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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