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蒋介石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未遂之后，迫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在9月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战后国民党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接着又设立了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由蒋亲任会长；黄炎培也应邀参加，并被指定为三位召集人之一。尽管国民党演的是一出“筹备宪政”的假戏，但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却趁此机会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民主宪政运动。

黄炎培于1944年1月在重庆创办了《宪政》月刊，邀张志让担任总编，集中刊载宣传民主政治、介绍各国宪政的文章，出版后常常很快销售一空。《宪政》月刊社还每月定期召开宪政座谈会，邀请工商、金融、文化、教育、出版各界社会名流，以讨论“宪革”、时事为名，抨击政局，申张民意。每次座谈，黄炎培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安排在交通银行的会议室进行，以后逐步扩大，走出狭小的上层圈子，发展成为一二千人的群众大会，会场亦改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礼堂等公共场所，成为当时重庆一个很有影响的、为国民党当局所侧目的民主论坛。同时，为了宣传民主宪政，黄炎培还以年逾花甲的高龄，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学，向青年学生演讲。他鼓励学生要自己去争民主，而绝不要幻想民主会自动到来。他还告诫学生们民主有真假之分，一定不要被假民主所欺骗，而要为真民主而拼命。黄炎培的演讲不断激起了学生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被学生们称赞为“可敬的民主战士”。《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高度评价黄炎培的这种“为真民主而拼命”的精神。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了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10月10日，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2]

由于国民党的冥顽不化，遂使进行中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2月 14日晚，周恩来在特园宴请黄炎培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以及国民党进步人士，以大量事实阐述了国共谈判失败的症结所在，宣布将于次日返回延安。黄炎培听了十分焦虑，深恐谈判从此破裂，当即苦劝周恩来缓归；即使归延，也勿使谈判中断。夜半，他归家后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翌日清晨便直奔左舜生、李璜处商量办法，午后又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请来，说服他与周恩来再度会晤。当晚，在黄炎培安排下，周恩来、王世杰、黄炎培和李璜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办公室会谈，澄清了一些意见。通过这次调解国共的实践，使黄炎培进一步相信，中间力量有可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久，他在《宪政》月刊发表了《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信》，提出“至危至艰之中国前途”，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共同负责”的主张^[1]。

1945年5月，黄炎培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并未关闭。6月2日，他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通、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七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六人（ 王云五临行未去）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向延安。

黄炎培等在延安机场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毛泽东与黄炎培等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最后在融洽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一致意见。在延安的五天中，黄炎培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他惊喜地发现，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男女都是气色红润，绝对没有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总之，给他最突出的印象是“政府好象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都是负责的”。未到延安之前，黄炎培担心的是自由被限制，因此到延安之初处处小心谨慎。但他很快就感到这里的行动是空前的自由，不仅他们一行人“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而且延安的全体人民，“个个人得投书街头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完全不象重庆的大官们那样“飞扬跋扈”，而是“个个朴实稳重”。与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坐春风中”。最令他难忘的是有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他60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大都是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功成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难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败局。他诚恳地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乐观而肯定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使黄炎培大受启迪。事后他回忆这段谈话时，深表赞同地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1] 回到重庆后，他逢人便谈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延安一下飞机，毛泽东便对他说：“知道吗？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了，1919年我在上海听过你的报告。”每次讲到这里，黄炎培总是不无骄傲地哈哈大笑：想不到当初台下竟有这样一位英雄！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接受同志们的建议：决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以访问日记的形式写成一本书。8月10日，国统区第一本拒审书《延安归来》出版了。在书中，黄炎培热情地赞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根据地，坦然地宣布：“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大为震惊，将其列为禁书。但它却在整个国统区不胫而走，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必读之书。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曲折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2页。
[1]　《宪政》第14、15期合刊，1945年3月25日。
[1]　以上有关延安之行的引文均见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八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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